閃評 | 高市政府擬月內修改武器出口限制原則 和平憲法核心約束已被架空

據日本共同社4月3日晚報道，高市早苗政府正在醞釀出臺的放寬日本武器出口規則方案，其整體內容已經明確。高市政府計劃本月內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

報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話說，方案主要包括：取消僅出口非戰斗用途的5類防衛裝備的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出口；就“向處于沖突中的國家出口”設立例外規定，留出一定的出口空間；此前日本國會審查或監督被視為武器出口“剎車措施”，今后此舉將僅停留在事后“通知”層面。

此次獲準出口的可能包括哪些武器？如何看相關規則的修改？

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截圖

政策徹底轉向

各類主戰裝備或將出口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在接受總臺環球資訊《閃評》欄目采訪時表示，根據高市政府最新方案，獲準出口的殺傷性武器，將涵蓋日本軍工體系各類主戰裝備，突破此前如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五類非戰斗裝備的出口限制。

空中裝備含F-2戰機、在日本組裝的F-35戰斗機、C-2運輸機，此類軍用改型及各類無人機系統此前無法作為成品出口；

海上裝備可能含蒼龍級潛艇、秋月級驅逐艦、以及相應的護衛艦，還有反潛巡邏機、艦載導彈系統等配套先進裝備；

陸上裝備可能含10式主戰坦克、輪式裝甲車、自行火炮等地面作戰平臺，以及導彈防御系統、反艦導彈等精確遠程打擊武器。同時還可能涉及軍用電子、雷達、通信等高技術組件；這類裝備此前僅以技術合作形式參與一些國際合作項目，全面解禁之后可以作為成品來直接出口。

項昊宇表示，此次新規最具爭議之處，是武器出口不再受限于非殺傷性用途，原則上允許向符合日本所謂戰略利益的國家出口。這標志著日本戰后武器出口政策的根本性轉變，從“原則禁止”轉為“原則允許”，這一轉變將使日本成為全球軍工市場的重要參與者，深遠沖擊地區軍力平衡。

“例外條款”存在審核雙重標準

據日本媒體報道，草案方案就“向處于沖突中的國家出口”設立例外規定，留出一定的出口空間。何為“例外規定”？

項昊宇指出，所謂的“例外規定”或是高市府為突破現行武器出口三原則、規避禁止向爭端當事國出售武器這一核心條款而設立的靈活解釋機制。

這一例外規定可能采取個案審查疊加戰略利益研判的雙重標準：出口若符合日本國家安全戰略、有助于強化日本與盟友關系、推動日本國內軍工產業發展，即便對象國身處沖突，也可通過內閣會議特別審批的程序來獲準出口。

在具體操作上，可能會設置所謂的人道主義援助、集體安全保障、維護國際秩序等模糊概念作為例外適用的條件。

這一修改嚴重背離日本戰后和平外交，把武器出口從過去用于所謂“和平貢獻”轉為服務于日本對外戰略意義擴張的手段，可能會導致日本武器經第三方流入沖突、激化區域緊張。同時模糊的例外條款可為日本政府提供繞開國會監督的政策空間，使武器出口決策更依賴于行政權力，削弱日本民主監督機制；

國際層面，這一修改可能會引發其他國家效仿，從而破壞全球武器出口的管控體系，加劇戰亂地區武器流入風險，對全球和平與安全構成重大潛在威脅。

關鍵剎車機制或將“形同虛設”

值得關注的是，相關方案出臺后，此前被視為武器出口“剎車措施”的日本國會審查或監督，將僅停留在事后“通知”層面。對此，項昊宇表示：

此前，在武器出口問題上，政府在決策前必須向國會報告并接受審查，重大決策需國會批準，這一機制被視為防止日本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重要制度性的保障。

高市政府計劃將國會作用僅停留在“事后通知”的層面，這就意味著國會對于武器出口決策的監督被徹底架空，使過去的“事前審查加事后監督”的雙重制衡機制，退化為純粹的事后告知。這標志著日本武器出口決策走向行政集權化，完全由首相與內閣，尤其首相主導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掌握在手中，國會將無法對可能引發爭議的武器出口項目進行有效干預，只能被動接收事后通知，喪失實質影響力。

該變動違背戰后日本憲法所規定的國會中心主義原則，削弱日本國內和平力量對政府軍事擴張的制約能力，令日本武器出口更易受首相個人意志與右翼保守勢力影響，增加日本卷入地區沖突的風險。

△高市早苗在國會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作匯報

激進步伐受雙驅動 帶來多重隱患

據報道，由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此前建議僅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但高市政府計劃連同三原則本身也修改。為強化武器出口的統籌功能，高市政府還計劃新設由防衛省、經濟產業省等相關部門人員組成的協調機制。

高市政府為何要邁出更激進的步伐？

項昊宇認為，其核心源于日本的雙重戰略考量：謀求軍事大國化的野心和經濟復蘇的訴求，同時受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及日本國內政治生態變化影響。

經濟層面，日本軍工企業長期受限于本土市場規模，放寬武器裝備出口限制可讓日本軍工企業獲得國際市場空間，推動軍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緩解經濟長期低迷的壓力；依托技術合作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反哺日本國內的軍事擴張線路。

安全戰略層面，高市政府欲借軍售強化與美、澳、菲等盟友的軍事捆綁，構建以日本為核心的亞太安全網絡，提升日本在地區的軍事安全影響力，實現日本軍事戰略從過去的專守防務轉向主動介入。此外美方默許甚至是鼓勵日本放寬裝備出口，疊加日本國內右翼對所謂“修憲”與所謂“國家正常化”的追求，為經濟政策提供內外推力。

日本在擴軍備武路上的激進之舉會帶來哪些影響？項昊宇表示，這無疑將埋下多重隱患：

此舉違背戰后日本國內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日本將更容易卷入地區沖突。

地區安全層面，這一舉動會打破東亞地區軍備平衡，引發新一輪的軍備競賽，特別是可能會刺激日本周邊國家加速軍事現代化，加劇日本自身的安全困境。

全球范疇來看，會破壞國際軍控體系，形成不良效仿先例，加大戰區殺傷性武器流通風險，對全球與區域和平安全構成重大潛在威脅。

步步蠶食 “和平憲法”被架空

項昊宇指出，高市政府修改武器出口限制原則，實際上是日本政府長時間以來推動強軍擴武路線、安保政策根本調整的延續。

日方通過長期“小步快跑”的方式，推動“和平憲法第九條”的核心約束被實質架空。該條款原本明確規定，日本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和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等內容，是構成戰后日本和平發展的法律根基。

但是自2014年安倍政府出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后，日方通過持續增加防衛預算、解禁集體自衛權、發展遠程打擊能力、參與海外軍事行動等一系列所謂“解釋修憲”的手段，不斷蠶食和平憲法的核心精神和限制。

如今高市政府全面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并設立“允許向沖突國家出口武器”的例外條款，公然違背和平憲法精神，徹底背離和平發展路線。日方雖辯稱調整只為應對所謂外部安全環境變化，辯解沒有突破憲法，但現實中日本已擁有現代化軍事力量，具備主動攻擊的遠程打擊能力，正向武器出口國轉型。這些事實完全與憲法第九條初衷背道而馳，同時政府削弱國會監督、強化內閣權力，進一步架空了憲法對政府軍事行動的制約，使和平憲法逐漸淪為一紙象征性文件。

來源 | 總臺環球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