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家的人，也會被記住——革命烈士的歸宿、記憶與不朽

1948年10月，濟南戰役結束后，卓繼福在華東支前司令部大站工作，正在為即將展開的淮海戰役籌措糧秣。就在這時，他從父親來信中得知：二弟卓繼祿已在濟南戰役的一次阻擊戰中犧牲。噩耗傳來，“我的淚水忍不住嘩嘩地就下來了”。首先涌上心頭的，并不是光榮之感，而是復雜、沉重，甚至帶著自責的痛楚。他忍不住后悔，當初正是自己動員弟弟參軍。回想二弟離家時的場景，父親半是責怪、半是擔憂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你讓他去了，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你看我饒不饒得了你。”而弟弟臨走時的那句“哥，你就放心吧，不管走到哪兒，咱也不會給老家人丟臉的”，則為這份悲痛添上一層更難以言說的重量。宏大敘事中的“為革命獻身”，在這一刻并沒有抹平家庭內部的痛楚；恰恰相反，它首先是以最私人、最尖銳的方式降臨。

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渡江戰役。視覺中國 圖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卓繼福抽空回家，并沒有等來預想中的責備，而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爹這樣傷心，第一次看到爹落淚，也是第一次聽到爹征求我的意見”。父親幾近乞求地說：“小春子死在戰場上了，我們不能讓他在外面做一個孤魂野鬼啊。我想把小春子運回來，你看行不？”這句再樸素不過的話，幾乎點明了中國社會關于死亡歸宿的深層情感結構。所謂“孤魂野鬼”，并不只是存在于民間觀念中的想象，更是一種對至親客死他鄉、無人照看、無所歸依的不忍。戰爭可以迫使革命者遠離故土，但在情感和倫理上，家庭仍然期待游子能夠回到故鄉、回到祖先共同體的庇護之中。對于卓家而言，兒子首先不是抽象的“烈士”，而是一個等待回家的親人。

但在戰亂年代，這顯然又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務。卓繼福去找村長和區干部說明父親的想法，村里和區上都表示支持，還專門派人陪同前往。鄰村村長知道他們只有獨輪車、不便拉棺，甚至主動送來平板車。最終，父親一行在靠近兗州運河邊的小村孫家莊找到了卓繼祿的墳塋，墳前還插著木牌，寫著“十一團三營九連卓繼祿，23歲”。在這里，私人哀痛已開始與基層組織、鄉村社會以及戰時行政網絡發生聯結。找到墳、辨認名、運回鄉，這些看似瑣碎的動作，實際上正構成了烈士得以被確認、被安置、被記住的關鍵前提。

遺體運回村時，村民們大多前來送行，許多人不住嘆息：“太年輕，太可惜了”。因尸體已然發臭，有村民用酒噴灑，以去味除蠅；下葬之時，不少人泣不成聲。這些細節并不“宏大”，卻比任何贊辭都更能說明問題。革命中的死亡從來不是純粹觀念化的崇高，它總是沾著泥土、氣味、汗水與淚水，始終嵌刻在鄉土社會最具體的感官經驗和倫理關系之中。

淮海戰役之后、渡江戰役之前，卓繼福專門請假回鄉祭看二弟。他寫道：“我們卓家的墳地里，茂密而高大的松樹青翠欲滴，娘和姐姐的墳旁又堆起了一個新墳。我在三個親人的墳前上了香，給娘和姐姐磕了頭。然后，默默地佇立在二弟的墳前。山風起了，松枝在風中沙沙作響，如同一支抑壓在我心中的哀歌，在空曠的山谷里回蕩，如泣如訴……”站在新墳前，母親的淚眼、姐姐年輕的面容、弟弟稚嫩的臉，又一一浮現；尤其是魯西南意外相逢時，弟弟穿著軍裝、打著綁腿、背著背包、扛著槍，朝氣勃勃的樣子，“是那么清晰，那么生動”。那些幼年時一起玩耍、干活、趕集的日常情景，也一幕幕重回眼前，恍如昨日。死亡并未將逝去的親人立即推入抽象的紀念對象之列；相反，它首先使逝者以最具體、最瑣細，也最無法替代的方式回到血親的記憶之中。

卓繼福后來寫道，村里人都惋惜：小春子若不是這么早犧牲，應該“比他哥進步更快，更有出息”。對此，他“非常認同”。但他隨即又說：人生可短可長，重要的不是活了多少歲，而是這一生是否活得有意義。弟弟雖然只活了23歲，卻比“碌碌無為活到100歲更有意義”。解放后，人民政府確認卓繼祿為烈士，父親也因此享受烈屬待遇，直至去世。至此，一個普通鄉村青年的死亡，才真正被納入國家命名、制度優待與公共記憶之中。也就是說，卓繼祿的故事之所以最終成為“烈士”的故事，并不只是因為他戰死疆場，更因為其死亡經由家屬尋找、地方支持、身份辨認、歸葬故里、國家確認與烈屬優待等多個環節，才被一步步接續為被承認的歷史事實。[1]

卓繼祿的經歷普遍而又特殊。普遍在于，他的確只是千萬犧牲者中的普通一員；特殊又在于，他和他的家庭是幸運的。對比之下，并非所有人都擁有回家與被承認的機會。1948年6月，豫東大戰期間，新華社的戰地記者季音隨軍向開封進發。19日夜行至開封南門，他看到一長溜大車從城里駛出，車上裝的盡是“像卷筒紙形狀的白布長筒”。一問方知，那里面全是犧牲戰士的遺體。面對此景，他不禁聯想：“這一車車犧牲的戰士是哪一支部隊的？里面有我認識的戰友嗎？”隨即陷入回憶，“一年多來，我已經送走了好幾個戰友……”[2]

這其中，有與他一同參加如皋南戰役采訪、曾一起誤入敵陣的青年記者司徒慧，是“一個敦厚而工作勤奮的年輕人”；有剛從上海到解放區、第一次參加戰斗便被炸彈擊中的陳夏；還有他的至交徐一豐——“我們一起在蘇北前線度過了無數個戰斗的日日夜夜，在夜晚的行軍途中，我們無所不談，兩個年輕人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徐一豐曾說，等解放戰爭結束后，要找一個紡織女工做妻子，組成一個小家庭。這個湖南青年過去在內部肅反審干中受過委屈，不愿多談，但季音看得出來，身為宣教干部的他，本可以不必在第一線上沖鋒陷陣，但他是在以勇敢作戰的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忠誠。可最終，在1947年1月的魯南戰役中，徐一豐只身沖入敵陣，“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連遺體都沒有找到”。[3]

卓繼祿尚能被家人找到、重新獲得祖先共同體的庇護，而徐一豐卻“連遺體都沒有找到”；更不必說，還有更多人連姓名都未曾留下。兩種結局之間的天差地別，并不只是命運的偶然，也揭示了革命戰爭復雜性帶來的結構性疼痛。并非每一位死者都能順利進入“烈士”的完整敘事。對于許多人來說，死亡發生在最混亂、最流動的戰場環境中，遺骸可能散失，身份可能模糊，家屬也可能長期無從確知親人下落。換言之，從戰場上的死亡到國家記憶中的“烈士”，中間橫亙著一條漫長而脆弱的鏈條。卓繼祿之所以最終成為“烈士”，并不僅僅因為他戰死于戰場，更因為這條鏈條在他身上艱難而有效地延續了下去。

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才更容易理解中共革命中的烈士紀念。死亡原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終點，生命會衰敗，肉身會腐朽，個體終究要敗給時間。也正因如此，“不朽”才會成為人類反復追尋的目標。肉身既無法長存，人們所能寄望的，便是另一種延續，在死后仍被安放進某種超出個體有限性的意義結構之中。所謂不朽，說到底，不過是對遺忘的抵抗，是對生命終將消散這一命運的遲緩回答。

以家庭為單位的私人祭奠當然可以保存記憶，在某種程度上克服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卻往往也只能使這種記憶停留在血緣共同體之內，限于家族內部有限的哀思與追懷，并終將隨著代際更替而逐漸暗淡。與之相對，革命所描繪的集體主義世界，則提供了另一種想象：在其中，個體不再孤立無援，而是通過團結、組織與共同奮斗，參與一種遠大于個人生命的事業。革命所不斷指向的人類解放理想，為原本零碎、短暫、充滿偶然性的個體生命建立起了一種前后貫通的歷史聯系。渺小與浩瀚、短暫與永恒之間形成了強烈對照。正是這種對照，使共產革命構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召喚。畫家吳聯膺在日記里曾寫過一段極具代表性的心境：“幾天來這小莊上是來來往往的無盡的擔架之流，看到多少血跡，多少失血的年輕的黃臉啊！但還有多少犧牲的沒看到的年輕的臉啊！”想到這里，他“含淚軟了腿”；可與此同時，他又為自己“活在這大時代”而感到驕傲，“感到這是大事情我興奮到戰抖”，甚至因病無法直接上陣而懊惱不已，“不去直接參加，不去親臨陣仗，不是將來哭也哭不回來么？”[4]死亡的焦慮與歷史使命的召喚，恰恰在同一顆心里并存。個體命運越是脆弱，反而越容易使個體將自身命運置入更大的集體事業中去理解。

中共對烈士的公共紀念，恰恰在相當程度上回應了個體的脆弱與有限，從而為那些無法回家，甚至“無名無姓”的犧牲者們，安排了一個超出自然生命的歷史位置。家庭祭奠細微，國家紀念宏大，二者看似并不屬于同一套邏輯；但革命恰恰試圖在二者之間建立通道。由于事業本身被賦予了偉大與正當性，那么，為這一事業而死的人們，也就可能因獻身浩瀚的事業而擺脫個體的渺小；家庭因國家的認定與紀念而使私人失落獲得某種公共意義，集體則因無數個體的投入與犧牲而使自身理想擁有了現實的重量。一個普通人的名字，原本也許只會留在家族口耳之間，數十年后便無人提起；可一旦與革命相連，他便可能以“有名”或“無名”的方式進入國家敘事、地方紀念與后來的講述之中。對于長期處于歷史邊緣的普通勞動者而言，這一點具有近乎顛覆性的意義。普通人的生命，由此第一次以如此強烈的方式，被允諾能夠超越私人家族的狹小范圍，而匯入更大的歷史洪流。

盡管“不朽”這一概念本身，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遮蔽死亡本身的慘烈與私人的悲痛，但國家紀念與家庭祭奠并非天然對立。恰恰相反，中共革命較為細致之處，正在于它努力將個體生命、家庭哀痛與集體理想重新編織在一起，使普通人的死亡不僅被家族所接納，也為更多不能留下姓名的人，持續活在更大的共同體的記憶之中，活在國家所給予的承認之中，活在后人對其意義的不斷重申之中，最終使他（她）們有限的人生在一個更大的歷史敘事中獲得延續。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中曾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革命成功”。每名紅軍官兵都清楚它的實際所指——并非“享福”，而是“犧牲”。莫文驊回憶說，“每當一個同志犧牲了，大家就說：‘他革命成功了’”。[5]若脫離具體語境，這樣的話近乎冷酷；但回到當年前途未卜的處境中，它卻首先是一種對死亡的艱難命名。死亡無法避免，悲傷也無法消除，但革命者必須在一再失去同伴之后繼續走下去、活下去，于是只能將“不可承受之重”轉譯為共同體能夠理解和承接的語言。所謂“成功”，并不是對死亡的輕慢，而是一種極端處境中的自我支撐。

勝利之后，幸存者們屢屢回望來路上的斑斑血跡。李敬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告誡其力克享樂主義思想。他寫道：新的勝利形勢不是唾手得來的，而是“艱苦奮斗和英勇奮斗得求的”；從華北到華中、華南，從黑龍江岸到南海之濱，從陜北到西寧，這萬里征程，絕不是“走山觀景、逍遙自在”地走出來的，而是“全國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血汗，用自己的生命”殲滅強敵、突破重重艱險之后，才開辟出的新局面。征途之上，“灑有同志們的血跡，在原野上埋葬著烈士們的尸骨，一座座的城頭上刻畫著戰友們的英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在這樣的斗爭中艱難誕生。也正因如此，毛澤東關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告誡，才成為幸存者們的切膚之感：勝利來之不易，來路不可遺忘，未來任重道遠。[6]

因此，死亡并不只屬于死者，它也深刻改寫了活下來的人的自我認知。一個人之所以活著，某種程度上正因為別人已經死去；于是，活著本身便帶有一種新的存在重量。楊煥章常對家人說：“錢和物是有價的，人的名聲是無價的。我們凡事都要和在革命事業中犧牲的同志比。”[7]曾志在遭遇不公境遇時，也以“想想許多人為革命流血犧牲了，活著的人更應該有堅定的革命意志”來寬慰自己，并由此要求自己“保持革命樂觀主義，把個人心中的苦樂埋在心中，投入到新的環境中去”。[8]無論這些表述后來被如何政治化，它們至少透露出一種真實的心理結構：死去的同志，成為活著的人衡量自身、約束欲望、重新安頓挫敗感的重要尺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幸存者的回憶中，死去的人們往往不再單純以個體形象出現，而逐漸匯聚為一個抽象而莊嚴的整體。而犧牲之所以能夠被不斷提及，不僅因為其慘烈，更因它被解釋為通向更高歷史目標的一部分。個體的死亡，正是在這一歷史關聯之中，被賦予了超出私人命運的分量。

1949年10月，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式奠基，廣場上的凝望把許多名字聚攏，也把更多名字留在空白之處。毛澤東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結果上，向前追溯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以至1840年以來所有“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新中國的成立，反過來重新解釋了此前所有的分散、失敗與未竟之志，將卓繼祿、司徒慧、陳夏、徐一豐……，乃至無數無法回家的人們、無數無名的死亡，均囊括在內，并賦予他（她）們“永垂不朽”的資格。于是，“他革命成功了”像一聲晚來的回響，不再只是戰時的自我支撐，而成為勝利之后對犧牲的遲到確認。

注釋：

[1]卓振翠、侯松編：《沂蒙之子：卓繼福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41—143頁。

[2]季音：《風雨伴我行——一個老記者的回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6—117頁。

[3]季音：《風雨伴我行——一個老記者的回憶》，第116—117頁。

[4]吳聯膺：《烏扎拉日記六十年》上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97、398頁。

[5]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53頁。

[6]羅善蘭編：《李敬日記（1946—1953年當兵時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12頁。

[7]吳稼森：《歲月留痕：新四軍老戰士吳稼森回憶點滴》，自印本，出版時間地點不詳，第85頁。

[8]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