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麗芬】
又是一年清明至。人們追思懷遠,祭奠先人,也在這一時節更加關注“身后事”如何安頓。
就在清明前夕,3月30日,去年通過的《殯葬管理條例》正式施行,可以說正是對這份關切的及時回應。
該條例旨在強化殯葬行業的公益屬性,規范殯葬管理,推進殯葬改革,以解決殯葬服務過度商業化、公益性不足的問題。它的目標清晰而具體:減輕群眾經濟負擔、規范市場秩序、持續推進移風易俗。可以說,這一條例的出臺,相當于給大辦白事戴上了“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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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后的《殯葬管理條例》自2026年3月30日起施行,全文共8章73條。
那么,這道“緊箍咒”將要面對的,是怎樣一番現實圖景?
筆者家鄉位于鄂東南農村,是一個人口大縣。上世紀90年代末,這里逐漸成為打工大縣。從社會結構上看,屬于典型的宗族性村落,一個自然村往往由同姓家族組成,共同供奉一位“落業祖”。2010年以來,家鄉縣城轄下的農村掀起了建祠堂、修族譜的熱潮。祠堂成為多功能綜合性場所,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功能便是操辦紅白喜事。祠堂落成后,各家各戶的紅白事都在這里舉行,以群眾自組織的方式實現了儀式場所的公共化。
2025年初至今,筆者親身經歷了家鄉的三場白事。結合這些經歷以及對幾位中老年農民的訪談,本文嘗試梳理并討論家鄉日益昂貴的白事儀式。
一、儀式服務類型及相關費用
一般說來,白事是所有生命儀式中最為隆重、參與人數最多、民俗規定性最強的儀式。它涉及多重關系的梳理、確認與展示,包括對死后世界的想象、死者與子女之間“孝慈一體”關系的展演、死者與吊唁者之間關系的回顧,以及子女與吊唁者之間關系的再確認。
一場白事涉及多種角色:死者、主家、幫忙的鄉鄰、客人、風水先生、道士、樂隊以及腳夫(家鄉對抬棺人的稱呼)。其中,主家和客人是白事的主角,而風水先生、道士、樂隊和腳夫則負責主持不同環節的儀式。由于大多數主家和客人都對儀式細節不熟悉,后四種角色往往主導了白事儀式的話語權。主家和客人需根據他們的指導或跪或起、或哭或止,并按要求準備各類儀式物品,推進儀式進程。
這四類角色提供的服務各不相同,收費方式也有較大差異。
(1)風水先生
風水先生,在家鄉也叫“年月師”,是人去世后主家延請的首位儀式主持者。其主要職責涵蓋三個方面:
一是勘定下葬時間,依據死者的生辰八字、亡故時辰,并結合黃道吉日,綜合確定停靈時長與安葬日期;
二是選定下葬地點,在主家陪同下前往祖墳山實地勘察,確認墓穴的具體位置與朝向,并主持動土儀式;
三是確定沖撞屬相,推算出1至2個與白事相克的屬相,由主家在出殯當日張貼公示,提醒相關人士在特定環節注意回避。
風水先生的酬勞全部由主家承擔,收費標準通常在大幾百元至一兩千元之間,且多取帶有吉祥寓意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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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先生 AI制圖
(2)道士
道士一般由兩人組成,多為師傅帶徒弟的搭配,協作完成從停靈、入殮到下葬期間的多場法事。每場儀式均包含念經、燒紙、超度亡靈及占卜等環節,旨在與亡靈溝通各項事宜。以擲杯筊為例,如果未能連續三次擲得“圣杯”,則需重復相關儀式,因此整體耗時較長。
道士的費用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是做法事費用,全部由主家承擔。收費起步價為一千余元,具體金額根據主家要求的法事次數浮動——次數通常為5次至12次不等,次數越多,費用越高。
二是祭文服務費用,涉及代寫和代讀祭文。道士備有數個祭文模板,僅需替換祭者與死者的姓名、關系等基本信息即可成文。每代寫或代讀一篇祭文收費50元,這部分費用由祭者承擔。按慣例,每位祭者通常需支付這兩項費用,平均花費為100元。
(3)樂隊
樂隊一般由6到10人組成,包括主持人、主唱、各類白事樂器手,他們自帶全套設備,除在安葬當天負責作揖、摸棺、哭靈、起靈、路祭中的所有配樂工作外,還是摸棺和哭靈環節的主持者。
樂隊費用由主家和客人共同承擔,有兩種收費模式:一是包干制,主家一次性付給樂隊三千到五千不等的費用,摸棺所得歸主家所有,少數白事規模大的會選擇包干制;二是半包干制,主家先給樂隊一筆費用,大致是兩千元左右,摸棺所得歸樂隊所有。大多數家庭選擇半包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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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福建省長樂市一送葬隊伍走出家門口。這支送葬隊伍長達2公里多,據村民介紹,這場喪事花費至少上百萬元。 圖源:新華網
除了主家給的費用外,白事上樂隊還有兩大筆收入,來自吃過午飯到起靈之間的摸棺環節和哭靈環節。
首先是摸棺環節的費用。
樂隊在棺材上放置一個大空盒,由主家、宗親和客人組成的送葬隊伍排成一隊,在主持人的帶領下手摸棺材前進,以示對死者的不舍。除主持人外,每個人走到盒子旁邊都要往里面丟錢,數額從5元到100元不等。送葬隊伍一共繞棺三圈,每個人也就需要丟三次錢。
一般緊跟主持人的是死者的子女,越在隊伍前頭與死者關系越近,他們基本上被要求單圈至少丟100元。如果第一圈沒達到這個標準,旁邊的樂隊成員會介入提醒,話語包括“打頭的不是紅錢不好看”等,經過提醒,第二圈基本都會提高數額。
同時,越在隊伍后頭對數額要求越松,多數是10元、20元,未成年孩子丟5元。三圈過后,摸棺總費用差異較大:與死者關系較遠的未成年孩子至少花費15元,與死者關系最近的子女們每人花費200至300元。
由于每個送葬者都要投錢,白事規模越大,摸棺環節的總費用就越高。
其次是哭靈環節的費用。
摸棺結束后,所有送葬人員跪在棺材前,主唱在喪樂配合下帶著哭腔唱歌,邊唱邊在送葬人群中走動,身后跟著一名手拿大空盒的樂隊成員。主唱在走動過程中會扶起跪在地上的送葬者,每個人被扶起后要給一次錢,數額上同樣要求與死者關系越近給錢越多。
一般跪在前排的都是戴重孝者,從孝服可以判斷他們與死者的親疏關系,主唱首先扶起的就是戴重孝者。如果某人給100元,主唱就會暫停唱歌,對著他說一些好聽話,類似于“某某孝子的孝心感天動地”,相當于向所有人宣告他給的錢比較多。如果給錢沒達到預期標準,例如戴重孝者只給10元、20元,主唱會第二次、第三次扶起他,每扶起一次就要再給一次錢。
在三四首歌的時間里,大多數送葬者都會至少被扶起一次,跪在隊伍前頭的基本都會被扶起。哭靈的總費用同樣差異較大,而且無論主家請樂隊時選擇包干制還是半包干制,哭靈所得全部歸樂隊所有。
(4)腳夫
腳夫一般由10人組成,其中8人負責抬棺,2人負責抬祭桌與祭品(主家也會安排人幫忙)。按照傳統,腳夫一般不直接收錢,而是以禮包形式作為酬勞。主家對腳夫的回報主要體現在:提供高于所有人標準的酒席,且專門為腳夫準備兩桌。
需要舉行路祭儀式(從祠堂到墓地途中多次停下的祭祀儀式)的人負責提供禮包和祭品。其中,死者的姐妹、女兒、侄女、外甥必須做路祭,死者的外甥女可根據情況選擇做或不做。禮包是送給腳夫的慰勞品,一個禮包內含一雙鞋子、一條毛巾、一塊肥皂、兩瓶飲料,由死者女兒負責購買,每個女兒購買10個禮包。祭品是祭祀所需物品,包括搭紅(紅布或紅毯,搭在棺材上)、煙花、花圈、香紙鞭炮、2條煙、1大包各色糕點。由所有做路祭的人以小家庭為單位準備,每個小家庭準備一份祭品。
出殯前,腳夫會檢查和收取祭品,一看祭品類型是否齊備,二看祭品價值是否符合預期。筆者參與的白事中,曾出現祭者準備2條200多元/條的煙,被責備過于廉價,要求更換成至少400元/條的煙。祭品花費較大,平均每個家庭花費至少大幾百元,其中的煙和糕點在路祭結束后歸腳夫所有。
總之,家鄉白事花費環節多、涉及人數多、費用總量大,也因為出錢出物者、收錢收物者都很多,很難精確統計一場白事的儀式總費用,但每個家庭基本能計算出自己的開支。
以筆者作為死者侄女參加的一場白事為例,總支出1900多元,其中1000元是送給主家的禮金,900多元是祭品錢、摸棺和哭靈錢、代寫代讀祭文錢。結果令人震驚,這里面的儀式支出已經與送給主家的禮金相當了。在交流中發現,部分人的儀式支出甚至略高于禮金。
二、白事儀式服務市場與費用上漲
訪談發現,家鄉白事儀式開支并非一直這么昂貴,而是這些年水漲船高的結果。
據家鄉老人們回憶,1990年代的白事儀式很簡單,費用也比較便宜,對比起來,風水先生和道士的費用是逐步上漲的,大家接受程度較高,而樂隊和腳夫的費用近幾年明顯上漲。
首先,樂隊費用的上漲與專業服務市場的形成高度相關。
家鄉老人們說,白事上有樂隊是2000年以后的事,也說不清是從哪里學來的。大批人外出打工,手里有了活錢,才請得起樂隊。最開始樂隊只提供配樂活動,用以增加儀式悲慟氛圍,彼時村鎮從事樂隊服務的人也比較少。大致2010年以后才增加了摸棺、哭靈環節,且費用越來越高,村鎮從事樂隊服務的人也多了起來,一個村鎮有好幾支隊伍。
近些年甚至組成了專業隊伍,為了拉生意,他們會通過抖音、快手等平臺發布短視頻進行宣傳,還和風水先生、道士、一條龍服務商家等組成合作關系,互相提供信息。除白事外,這些專業隊伍還承接紅事、做壽、考學、喬遷、開業活動等,除樂隊和唱歌外,還發展出舞蹈隊、打鼓隊等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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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93年電影《孝子賢孫伺候著》劇照。劇里,老舅請來的團隊既可以在縣城組樂隊,也可以扮演“假和尚”在靈堂前念“經”。
專業服務隊伍形成后,購買相關服務的家庭越來越多,白事請樂隊就成為“標配”。一個鄉鎮范圍內有幾家舉行了摸棺、哭靈環節,在利益驅動下,樂隊就會通過“大家都這么辦”引導所有白事都舉行摸棺、哭靈環節;有幾家摸棺、哭靈時給錢較多,樂隊就期望所有家庭給錢較多,且在沒達到預期時通過話語提醒、多次扶起等方式校準。
其次,腳夫費用的上漲與隊伍人員的變化高度相關。
打工經濟興起前,家鄉白事腳夫在村落內部產生,屬于村莊互助體系的一部分。以筆者娘家所在村落為例,雖然整個村落列屬同宗,但內部分為5個房頭。每當有白事,每個房頭的話事人會在本房頭內部選出2個腳夫參與抬棺。因為每個房頭都會舉行白事,所以抬棺就是一種村落內部的互助行為,不需要提供特別的禮品,也不要求高昂祭品,只需要主家為其多備一桌高規格酒席以慰辛勞。
打工經濟興起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是房頭話事人模糊化,因為大多數人外出務工,話事人也外出務工,常出現無法確定到底由誰主事的情況;二是房頭話事人在本房頭找不到合適的抬棺人,房頭內部多以輪流方式參與抬棺,但大家外出務工后,輪流制無法繼續,房頭內部不平衡程度越來越高,就算有話事人,其動員能力也越來越弱;三是房頭之間的不平衡程度提高,有的房頭因為總找不到抬棺人,只能由別的房頭多出人,時間久了,平衡互助就被打破了;四是空心化程度過高,導致村落內部無法湊齊一支腳夫隊伍,需要整合臨近幾個村。
結果,抬棺不再是村落內部互助事務。一方面,互助的平衡性被打破,不再具有互惠互利的屬性,從而需要通過禮品、祭品等形式做出補償;另一方面,腳夫隊伍來源超出村落范圍,不再是共嵌一個互助體系內部的人,這就更需要提高禮品、祭品的價值了。雖然腳夫隊伍還延續著老傳統,不直接收錢,以收禮品形式保留互助性和禮儀性,但禮品、祭品價值的不斷上漲表明其早已走向市場化邏輯。
近些年家鄉也確實出現了半專業化的腳夫隊伍,他們平時散居于周圍幾個村莊,有需求時就相互聯系組成隊伍并提供服務。筆者婆家的一個叔叔在務農之余兼職做腳夫,業務遍及周邊幾個村落,每次抬棺都會帶回一大蛇皮袋的煙和各色糕點,后續又會通過各種渠道將這些東西變現,有人評價說不如直接給錢,省去許多麻煩。
三、村民的被動應對
那么,面對高昂的儀式費用,村民們又是如何評價和應對的呢?
整體來看,村民們雖然有不滿情緒,但也只能被動跟隨,較少有因為高昂費用產生矛盾的情況。
首先,白事儀式費用上漲是因為白事服務市場價格貴,與村莊面子競爭關系不大。
與不少地區農村因面子競爭而導致白事大操大辦不同,家鄉白事費用上漲主要是白事服務市場化帶來的,儀式環節變多且每個環節價格提高主要肇始于風水先生、道士、樂隊、腳夫等儀式角色的多樣變化,他們是主導者,而包括主家和客人在內的村民只能被動跟隨。
宗族性村莊具有強結構性,社會整合程度較高,個體如果隨意打破既有規矩,會遭受較多負面評價。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率先增加儀式環節,或主動提高相關費用,村民們很少評價其“有實力、有面子”,反而會評價“不如生前給老人多花點,不如照顧照顧宗親”“打破規矩就是給別人壓力,不考慮別人死活”等,而那些經濟條件普通的家庭主動提高費用,更會得到“打腫臉充胖子”的評價。當價格上漲是因為市場行情,而非面子競爭時,村民只能隨行就市。
其次,許多收費是在儀式場域中發生的,是壓力之下的消費行為。
白事儀式營造了一個肅穆的公共場域,一方面每個人都需要遵照結構中角色的要求調整其行為,不能逾矩越禮;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會在他人凝視的壓力之下行動,想拒絕又不能,且必須快速行動。如哭靈環節因為給錢少被多次扶起就會產生心理壓力,在眾人的圍觀下,不僅顯得比較小氣,而且拖慢了儀式進程,導致大家跪更長時間。
多人收費、多人支出的模式使得即便是主家也沒辦法調節控制,在儀式過程中要求少收費,客人礙于情面難以在現場向主家反映儀式支出過高的情況,更不會在現場與收費方發生矛盾,影響主客關系。結果主家與客人彼此信息難以共享,儀式費用主導權被牢牢掌握在四類儀式服務人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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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事后村民會將之自我合理化。
儀式結束后,村民一算開支,大多會驚嘆“竟然花了這么多”,并強調人情負擔越來越重,但很快又會通過一些話語自我合理化這筆支出。這些話語包括:“花都花了”“大家都這樣,這是行情”“送他(指死者)最后一程,最后一次了”“都是你來我往的事,算不清楚的”等。
這些話語進一步表明,處于地方白事服務市場、地方社會關系結構中的村民只能被動接受超出預期的白事儀式費用。
最后,村民普遍希望通過集體行動或借助外力扭轉局面、減輕負擔。
面對高昂的儀式費用,有的老人交代兒孫:“我走了不要樂隊和腳夫,用個車子拉上山就行”;部分人暢想有人出頭帶著大家制定新規矩和新風尚,讓白事回歸簡單,回歸送別意涵,少些金錢味道,但又承認當前的村莊很難有這樣的人出現,要么很少有人愿意出頭做這個事,要么社會性集體行動難度太大;部分人則希望政府和外力介入規范白事服務市場。
四、政策建議
可以看到,《殯葬管理條例》問題導向突出,符合群眾實際需求,但其具體落地要充分考慮地方差異,才能有的放矢,實現較好的治理效果。結合家鄉實際,筆者認為可以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首先,成立并發揮村落紅白理事會作用,以社會力量倡導喪事簡辦。宗族性村莊自帶社會結構力量,有利于遴選出合適的紅白理事會成員,村干部可以通過賦予其半正式身份等方式實現動員。
其次,規范鄉村白事服務市場,進行清單化管理。一是管理白事儀式服務人員,通過登記造冊、市場培訓、法律法規宣傳等提高服務人員素養,引導白事服務市場的發展方向;二是制定白事服務標準,結合地方民俗習慣,在喪事簡辦原則下,制定與儀式服務環節和內容相關的市場標準,遏制白事儀式的繁瑣化;三是制定白事服務收費標準,以縣域為單位制定按照白事服務環節和內容制定收費標準,并明確懲處措施和舉報渠道。
最后,提高白事儀式服務的公益屬性,減輕農民負擔。在公墓建設、公用場所建設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儀式服務方面以“群眾自費+政府補貼”方式引導群眾主動提供相關信息,方便提高市場監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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