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類罪行”！伊朗痛斥

文︱陸棄

4月6日，多家伊朗媒體報道，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謝里夫理工大學實施空襲，導致校內燃氣設施受損、能源供應中斷，清真寺內部結構遭到破壞。更令人震動的是，這并非孤立事件。伊朗方面披露，已有約30所大學在持續沖突中遭到直接攻擊，造成包括教授與學生在內的人員傷亡。原本承載知識與理性精神的學術空間，被直接卷入戰爭邏輯之中，這一轉變不僅帶來現實層面的損失，更在象征意義上構成一次深刻沖擊：當大學不再被視為應當避戰的場所，戰爭的邊界正在悄然移動。

在傳統戰爭觀念中，教育機構往往被視為應盡可能避免波及的對象。無論是基于人道主義考量，還是出于對知識體系延續的尊重，大學通常被歸入“非軍事目標”的范疇。然而現實卻逐漸偏離這一原則。從謝里夫理工大學到其他被提及的高校，這些設施雖然在地理上可能鄰近戰略區域，但其核心功能仍然是教學與科研。將其納入打擊范圍，意味著一種判斷標準的變化：不再單純依據目標的功能屬性，而更多地從潛在價值或附帶影響出發進行評估。

這種變化并非突然出現，而是在長期沖突演化中逐漸顯現。現代戰爭早已突破單純軍事對抗的范疇，能源系統、通信網絡、交通節點乃至科研機構，都可能被納入“戰略資源”的廣義定義之中。在這種擴展邏輯下，大學不僅是知識生產的場所，也可能被視為技術積累與人才培養的節點。一旦這種認知占據主導，其安全屬性便不再穩固，而成為可以被重新解釋的對象。

然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這種戰略考量，而在于其邊界如何界定。國際人道法之所以強調區分原則與比例原則，正是為了防止戰爭邏輯無限外擴。當攻擊對象從明確的軍事目標延伸至具有明顯民用屬性的設施時，如何證明其“必要性”與“相稱性”，成為極為復雜且高度爭議的問題。伊朗方面將相關襲擊定性為“反人類罪行”，固然帶有政治表達的成分，但其所指向的，正是這一邊界被突破后的法律與倫理困境。

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這類行動的影響遠不止于物理破壞。大學作為社會結構中的特殊空間，其意義不僅在于培養專業人才，更在于維系思想交流與知識積累。當這一空間受到直接打擊，其象征意義遠超一般基礎設施。它向社會傳遞出一種信號：即便是最具理性與中立屬性的場所，也無法在沖突中保持安全。這種信號一旦擴散，將對社會心理產生深遠影響，削弱人們對未來穩定性的預期。

與此同時，這種趨勢也可能引發更廣泛的連鎖反應。學術交流的中斷、科研項目的停滯、人才流動的受限，都會在中長期內對國家發展能力產生影響。而當沖突雙方都將對方的科研與教育體系視為潛在目標時，這種影響將呈現出相互放大的效應。最終，受損的不僅是某一國家的教育體系，而是整個區域乃至全球知識網絡的穩定性。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大學成為攻擊目標，折射出戰爭邏輯的一種“去邊界化”趨勢。過去，盡管沖突激烈，但仍存在某些被默認的“禁區”，這些禁區構成了最低限度的文明約束。而當這些約束逐漸被突破，戰爭的外延便不斷擴大，從前線延伸至后方，從軍事設施延伸至社會基礎結構，直至觸及最核心的公共空間。每一次邊界的移動，都會降低下一次突破的門檻，使沖突呈現出不斷升級的慣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社會的反應顯得尤為關鍵。是否能夠對類似行為形成明確而一致的評判，將直接影響規則的未來走向。如果對邊界的突破缺乏有效回應，那么所謂的“例外”很可能逐漸轉化為新的常態。反之，若能通過法律與外交機制重新確立約束，也許仍有可能在不斷變化的沖突環境中保留某種基本秩序。

然而現實往往更加復雜。各方立場、地緣利益與信息來源的差異，使得共識難以迅速形成。在這種情況下，規則的執行力往往依賴于個體國家的判斷與選擇，而非統一的國際機制。這種分散性本身，也在無形中削弱了規則的權威，使其更容易受到挑戰。

當爆炸聲在校園響起，人們面對的不僅是一處設施的損毀，更是一種觀念的動搖：是否仍然存在某些空間，可以在沖突中被共同保護。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其重要性卻不言而喻。因為一旦答案趨向否定，戰爭將不再只是前線的對抗，而成為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全面侵蝕。

那些散落在地的書頁與碎裂的墻體，或許會被迅速清理，但它們所留下的疑問卻難以消散。知識的空間能否繼續作為沖突之外的存在，抑或終將被納入權力博弈的范圍，這一選擇，將在未來的每一次決策中反復被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