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廣西危局，苦行僧黃紹竑陋室笑談辛苦，南寧封鎖線內吐露心聲

1928年黃紹竑在南寧檢閱部隊

民國十九年（1930年）冬，記者秋華歷盡艱辛抵達南寧，與當時主政廣西的黃紹竑進行了一次難忘的會談。彼時的廣西，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一、沖過封鎖線

1930年廣西的冬天格外寒冷，局勢之嚴峻遠超外人想象。東方門戶梧州，正處在粵系軍閥陳濟棠第八路軍的嚴密封鎖之下，桂林則被湘系何健的第四路軍占據。此前，桂系與張發奎部參加中原大戰敗退回桂，擁蔣的粵、湘、滇、黔四省聯軍分路追擊，梧州、桂林先后失守，南寧被困告急，桂系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陳濟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出生于廣東防城港（今廣西防城港市東興市）

記者由香港出發，途經梧州時，不敢直言目的地是南寧，只能自稱香港某煙草公司的掮客，假意到桂林考察市場行情。梧州的封鎖線由第八路軍把守——這支軍隊多為粵籍，記者恰巧出身廣東雷州，便與守軍攀起了鄉談，憑著地道的家鄉口音，竟未費什么周折，有驚無險地到達了貴縣（原文記載為“富縣”疑似有誤）。

輾轉抵達貴縣后，記者與黃紹竑通了一次掛在電報線上的軍用電話。電話那頭，黃氏囑咐他在貴縣休整一兩天，自會派人來接。兩日后，來人果然如期而至。又行了兩日路程，終于到達南寧。

1930年的梧州

二、簡陋的省府，疲憊的主席

記者徑直住進了省政府。時人記載，1930年代初，新桂系雖有意將南寧建設為政治中心，但條件確實十分簡陋。記者所見省政府的布置果然簡樸至極，主席的會客室里，不過一張長木桌和幾條木凳，長桌上面罩了一幅白布，別無他物。

黃紹竑一見到記者，便含笑連聲道“辛苦辛苦”。

“主席也辛苦了。”記者回應道。

黃紹竑聽了這答話，向他笑了笑。然而記者仔細端詳，卻覺得黃氏比在廣州見面時顯得蒼老了許多——額前皺紋深刻，皮膚黝黑，分明是憂勞過度的模樣，看上去至少像四十開外的人。這年的黃紹竑不過三十五歲。

三、“做人哪有不辛苦的”

兩人相對而坐，沉默了片刻。黃紹竑依舊用他那緩徐的聲調說道：

“做人哪有不辛苦的？”

這句話后來一直深深印在記者的腦海里。在那個亂世，這實在是一句人間的格言。

黃紹竑接著說：“環境是這樣的環境，如果不從辛苦兩個字里來熬煉，又怎么辦呢？難道還忍得良心來糟蹋老百姓嗎？革命是為老百姓的，在今日環境下，我任何困苦都甘愿承受。因為我們在位的人多吃一分苦，老百姓就可以少吃一分苦。”

這番話出自當時處境最為艱難的黃紹竑之口，尤其具有分量。此前不久，黃氏因局勢惡化，曾辭去十五軍軍長和廣西省主席職務，并電請蔣介石息兵和談。然而桂系并未因此解體，他仍在苦苦支撐。1930年，新桂系在北流與粵軍交戰潰敗，退守貴縣，部隊拆橋掘壕、隔江對峙，戰事膠著。就在這樣的困頓中，他仍能說出這番話來，實屬不易。

省政府職員公寓（圖片來源：《圖畫晨報》1935年）

四、同甘共苦的廣西

黃紹竑又說道：“好在我們的同志同胞都能明白我這一番意思。我這里上至主席，下至工丁、士兵、師長、軍長、總指揮、總司令，我敢替他們說一句，沒有一個懊惱——至今的苦是受不了。”

他說這些話時，神色坦然，毫無作態。記者這才明白，黃氏在廣西能得軍民擁戴，不僅僅因為他的政治謀略，更因為他以身作則的品格。

這種同甘共苦的精神，或許正是新桂系能夠在1929年蔣桂戰爭慘敗后迅速東山再起，并在1930年絕境中堅守廣西的秘訣之一。

在南寧這間簡陋的會客室里，黃紹竑展現出的不是軍閥的霸氣，而是一種近乎苦行僧般的自律與擔當。在那樣一個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的年代，能說出“在位的人多吃一分苦，老百姓就可以少吃一分苦”這樣的話，并將之付諸實踐，確實令人感佩。

條件大為改善的1935年廣西省主席會客廳（圖片來源：《廣西一覽》1935年）

秋華離開南寧后不久，黃紹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轉折。1930年底，因與李宗仁、白崇禧在戰略上的分歧，以及對軍閥混戰的厭倦，黃紹竑選擇離開廣西，前往南京中央政府任職。新桂系的舊"李黃白"三巨頭時代就此結束，新"李白黃"搭檔開始主導廣西政局（省主席由同為容縣人的黃旭初接任）。

多年以后，記者回憶起那個冬日清晨在南寧的會見，印象最深的依舊是那間簡陋的會客室，那張蒙了白布的長桌，以及黃紹竑那句“做人哪有不辛苦的”的格言。在一個憂勞過度的廣西省主席身上，他看到了亂世之中難得的擔當與良知。

黃紹竑

（本文據秋華《黃紹竑的生平（三）（四）》改寫，原文載《小說日報》1939年9月5日、8日[0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