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黃亞生：20年前，我對中印的預測到底哪里錯了？

本文共561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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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亞生

編譯 |張謙和

編輯|趙瀾清

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編者按

既然本文是對2003年原作的反思，若完全撇開當年文章內容，只就這篇回顧文字加以評判，顯然并不充分。回看《印度能超越中國嗎？》一文，可以發現，黃亞生當年的判斷并非毫無依據。彼時，中國改革開放雖已持續多年，但私營經濟的合法性與制度地位，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逐步確立，其在資源獲取和政策支持上仍處于明顯弱勢；而印度盡管同樣長期受計劃經濟和國有化政策影響，私營經濟傳統卻未曾中斷。基于這一歷史背景，黃亞生提出：如果中國不能改變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待遇，僅依賴外資驅動增長，其長期發展前景或受制約；而印度因對私營資本更友好，未來或許具備相對優勢。放在當時，這樣的批判邏輯確實合理。但二十多年的現實發展并未沿著他當年設想的方向展開。正如黃本人承認的那樣，中國不僅調整了對民營經濟的態度，而且持續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給予其更平等的制度空間和更重要的政策地位，以至于今天，華為、小米、比亞迪以及最近爆火的張雪機車等一批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產業競爭力中無可爭議的不可替代力量。相較之下，印度的發展并未充分回應他對于“印度優勢”的期待。印度股市確實活躍，但股市表現并不等同于經濟健康，更不等同于私營經濟整體實力。印度的資本、資源與市場機會，仍集中于少數寡頭集團和既有大企業中。除少數早已成名的公司外，印度并未在新能源、汽車制造、電子制造、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產業競爭關鍵領域，培育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代表性企業。黃亞生或許看到了印度金融市場更“市場化”的一面，卻忽視了印度私營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政策掣肘、基層治理低效以及本土寡頭壟斷等深層問題，也沒有看到印度大型企業依賴本土市場保護和政商關系，拒絕在全球競爭中持續推動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更重要的是，當下印度的不少舉措反而是在借鑒中國式發展路徑：鼓勵外資進入，出臺產業激勵政策，并放寬限制規模化的制度障礙。但出于國家能力、行政效率以及政治協調成本等因素，這些努力至今成效有限。黃亞生是“印吹死挺”嗎？其實不是，他真正關注的始終是中國問題與中國發展前途。印度不過是參照，是一桿表達他對于中國制度不信任的槍。多年來，他確實看到了中國經濟存在的真實癥結，也提出過值得重視的警示；只是偏見，讓他態度悲觀。但二十多年來中國政策調整與現實發展恰恰說明，一個能夠不斷修正偏差、調整路徑的制度，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視的韌性和能力。對黃亞生提出的問題，仍應認真對待；但對于中國在實踐中展現出的糾偏能力，也不妨更具信心。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以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2023年，卡特中心邀請我就我與塔倫·卡納（Tarun Khanna）于2003年合著、發表在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雜志上的文章“Can India Overtake China?”（《印度能超越中國嗎？》）寫一篇反思文章。在較原始版本做了一些編輯上的修改后，我現在將它重新發表在我的Substack賬號上。

在本文中，我將提供一些額外數據，以幫助界定討論。我將展示兩組簡單直接的比較指標：中國和印度的實際GDP 增長率，以及上證指數和孟買證券交易所指數的增長率。

當然，這兩組數據并不能捕捉兩國經濟的全部情況，而且中國在很多很多方面都遠遠領先于印度。不過，我們的文章始終討論的是以增長率而言的追趕超越，而從來不是兩國的當下發展水平。請讀者自行判斷，我們文章中的核心預測——印度的增長即將提速——大體上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

多年來，社交媒體上的一些人因為這篇2003年的文章攻擊我，說它錯得離譜。這些人中，有些是極端民族主義者；有些是自以為懂很多、其實懂得很少的人；還有一些人是基于偏見來形成觀點的人。我在這里并不是為了改變他們的想法，但我確實希望，那些更認真看待研究和數據的人，至少愿意認真思考一下我們的主張。我們也仍然可能有錯，而在卡特中心發表的那篇文章里，我列出了一些我希望自己當年本該多考慮的問題。但如果你根據 GDP 和股市表現數據，認為我們在2003年提出的“印度增長即將提速”這一說法在大方向上是錯的，我理應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提醒，我們的文章發表于2003年。請注意2003年前后的數據變化。

1.實際年度GDP增長率：

印度與中國之比（分時期平均值。由于新冠疫情這一特殊情況，2020年未被納入2018—2025年的計算。）

——1990—2002：0.623（也就是說，在此期間，印度實際GDP的增長率相當于中國實際GDP增長率的62%。下文所示數據的含義同理。）

——2003—2007：0.762

——2008—2012：0.732

——2013—2017：1.04

——2018—2025：1.358

你們中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一個基數效應——中國的人均GDP更高，因此其增長率隨著時間推移自然會下降。這是原因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事實是，自1991年以來，中國的人均GDP一直高于印度，但在這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的增長速度仍然比印度更快。

2.股市表現：

在2003年，我們強調了印度更加偏向私營部門的金融體系是它的優勢之一。下面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綜合指數和孟買證券交易所敏感指數（Sensex）的年均百分比增長率。（同樣，因新冠疫情，未納入2020年數據。）

——1990—2002：1）中國：11.4%；2）印度：6.12%

——2003—2007：1）中國：-4.6%；2）印度：13.8%

——2008—2012：1）中國：6.44%；2）印度：10.28%

——2013—2017：1）中國：-4%；2）印度：14.28%

——2018—2025：1）中國：6.8%；2）印度：12.24%

3.總而言之：

3a）實際年度 GDP 增長率：印度與中國之比（分時期平均值）

——1990—2002：0.623

——2003—2025：1.00

3b）上證綜指與孟買Sensex指數的平均增長率（分時期平均值）：

——1990—2002：1）中國：11.42%；2）印度：6.12%

——2003—2025：1）中國：1.67%；2）印度：12.6%

像我這樣的一個愛追問的人，想知道的是：“我們在2003年到底哪里錯得離譜？”

下面是2023年由卡特中心發表的那篇文章：

圍繞我們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話，存在很多誤解。（那篇文章是與哈佛商學院的塔倫·卡納合著的。這里表達的是我個人的觀點，而我在這里使用“我”這個說法，是因為這篇反思文章是我自己寫的，而且我和塔倫在如何回顧我們那篇文章的問題上，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看法。）那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這兩個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發展戰略：在2003年文章發表時，中國高度依賴外國資本；印度則更多依賴國內私營部門。以下是那篇文章的核心主張：“通往經濟發展的最快路徑是什么？中國說，是歡迎外國直接投資（FDI），而且大多數政策專家也同意這一點。但與長期落后的印度相比表明，FDI 并不是通往繁榮的唯一道路。事實上，印度本土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可能會賦予它一種長期優勢，而中國則受到低效的銀行和資本市場的掣肘。”這就是那篇文章的核心論點，而在我們寫這篇文章時，印度被普遍視為一個增長失敗案例，而外國資本則被視為經濟成功的最佳路徑。

在那篇文章中，我們從未聲稱——更不用說給出時間表——印度會在GDP總量上超越中國。大多數人根本不看標題之外的內容，而標題是編輯所擬定的，這在新聞業中是常見做法。以下是文章中唯一一處觸及兩國更廣泛增長前景的部分，而且表述非常謹慎克制，絕不是一種強有力的預測：“中國和印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印度在整體上并未勝過中國，但它在若干關鍵領域表現更好。這種成功可能使它能夠趕上中國，甚至可能超過中國。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不僅將表明本土企業家精神對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將顯示出中國所追求的依賴FDI這條路徑的局限性。”

我們在印度發展戰略的背景下討論了民主，而且文中沒有一句話說中國會因為它是一個集中制國家而崩潰。順便一提，我曾寫過一篇題為“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為什么中國不會崩潰》）的文章。在2003年那篇文章中，我們寫道：“中國和印度是世界未來的兩大強國。”如果你能從這句話里讀出一個“中國崩潰論”，那你應該檢查一下自己的眼睛。

二十年過去了，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當時提出的一些主張了。我會直接而坦率地說：有些地方我說對了，但也有些地方我說錯了。

那篇文章的核心主張——國內私營部門是增長的重要引擎——是完全正確的。你知道誰同意這一主張嗎？中國的領導人，而且我或許還在中國政策轉變中起過一點點次要的推動作用。那篇文章中關于中國的洞見，來自我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書Selling China（內地譯名《改革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書中論證了，對私營企業的金融歧視為外國企業創造了大量投資機會。這本書后來被翻譯成中文，并于2005年在中國出版。出版社告訴我——雖然我沒有直接證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曾把這本書布置給發改委的高級官員閱讀，以回顧審查中國FDI政策。（國家發展改革委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主管機構。）2007年，中國通過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使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在稅收待遇上實現平等，而這正是我在那本書中所主張的立場。（我并不是在為自己邀功，而且我也只是持這種看法的許多人中的一個，但大多數持這種觀點的人來自商界。可以肯定地說，在當時，主張這一立場、并寫出一本有詳細數據和分析支撐的整本書的學者，是極少數。）我們在2003年文章中指出的問題之一——中國對本土企業的歧視——后來其嚴重程度有所下降。

我們絕對說對的另一點，是關于印度金融體系相對于中國金融體系的判斷。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問題現在已經廣為人知，并且正在壓低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早在2003年，我們就看到了印度身上的某種東西，而許多國際投資者當時沒有看到——那就是，印度的股票市場監管更完善，而且更支持真正高效率的企業，而不是像中國那樣支持國有企業。中國和印度股市表現之間的巨大差異，充分驗證了我們的看法。印度股市大幅跑贏中國股市，我認為在2003年沒有多少人會預見到這一點。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判斷是對的。（參見本文開頭所列舉的上證綜指和孟買Sensex指數比較數據。）

我也要說，就我個人而言，我也有一些地方是錯的。再次說明，這只是代表我自己。第一，在2003年，我沒有考慮到政策變化；例如，中國從2007年開始實施的私營部門政策變化。這是進行經濟預測時普遍存在的風險。我們依據當時掌握的信息來做出預測，默認某些條件會維持不變，而我們必須記住，做經濟預測也就是在預測經濟政策。對于我們這些做學術的人來說，我們并不擁有對于政策制定過程的獨特洞察，因此我們需要牢記這一約束條件。更謹慎的表述應該是：“在某些既定政策條件持續存在的前提下，這是我們的預測。”

第二，在我2003年的那本書和我們2003年的文章里，我對外國資本的理解過于狹隘。我當時想到的是外國資本在中國建工廠，而不是外國資本為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國高科技初創企業——提供資金支持。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2003年的時候，我并不知道阿里巴巴是由軟銀和其他外國基金出資支持的。（當時阿里巴巴還不為人廣知。）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資本并不是與本土企業家精神相競爭，而是在為本土企業家精神提供資金和支持。在我后來的寫作中，我充分承認了外國資本所發揮的這一極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我們2003年的文章中，我們敦促印度更加大膽地擁抱外國資本。我必須說，我對印度經濟全球化推進得如此緩慢感到驚訝，而這很可能正是任何民主制度的一個弊端——它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團所俘獲。

第四，我對一個國家擴大活動規模的能力有了更深的認識——無論是提供教育和醫療，建設工廠，進行新技術原型開發，還是擴大制造規模。不過，我也意識到，規模化過度也會帶來風險，即削弱創造力、削弱思想的多樣性，而且最重要的是，會把糟糕的政策大規模推行到底。如何在這些相互競爭的因素之間取得平衡并不容易，但我們必須關注統一性與多樣性之間恰當的組合。關于這個問題，我在2023年出版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臺版譯名《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一書中作了非常深入的論述。

第五，至少對我而言，我后悔的是，自己最初是在媒體上而不是在一個更學術的場合提出這一命題。新聞性文章無法體現其中大量微妙之處。對“印度能否超越中國？”這個問題，最準確的回答方式，不是機械地比較兩國GDP增長率。更準確地說，應當是在考慮其增長基本面的前提下比較兩國GDP增長率，也就是，把增長率與其增長基本面聯系起來比較。聽起來相似，但這兩種觀察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我認為，印度整體的增長基本面相較中國較弱，尤其是在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面，因此，這個國家居然能夠實現5%、6%甚至7%的增長，令人難以置信。過去20年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之一。

在我2026年的著作Stat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有中國特色的國家主義》），我對這兩個國家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看法。存在這樣一種情景：印度有可能在相對于中國的比較中，持續展現出增長上的成就，而這種情景就是中國自己出現失誤并推行糟糕政策的情景。恐怕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這種情景。即便如此，我依然堅信，中國仍然擁有更優越、更廣泛的增長基本面，比如其人力資本質量、性別平等、企業家進取精神、制造業深度，以及其擴大技術應用規模的能力。我有意沒有把基礎設施列入這個清單，因為我認為基礎設施更多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最后，作為一個人，而不僅僅是一個學者，我最深切地希望，兩國都能把本國的經濟政策和制度搞對，希望兩國經濟都能有良好表現，并繼續幫助人民擺脫貧困、改善各自公民的福祉。把中國和印度對立起來，是一種人為建構；作為討論和辯論的話題、作為學術研究對象，它當然是有意義且有趣的，但當兩國做得好時，我們都應當為它們喝彩；如果它們犯錯，我們也都應當批評。

我懷疑，那些不斷攻擊我、攻擊這篇2003年文章的人，并不具備這種態度。他們之所以感到被冒犯，是因為我——一個出生于中國的人——竟然膽敢贊揚另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贊同他們的做法，我就不會選擇我現在這份職業。

作者簡介：黃亞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和湖南大學榮譽教授。歷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教職和世界銀行顧問。2010年被美國國家研究學會選為全美研究亞洲問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創辦了“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旨在幫助中小企業提高管理。

本文編譯自黃亞生個人Substack賬號2026年4月6日文章，原標題為“Reflections on Our 2003 Article,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原文鏈接為：https://yashenghuang.substack.com/p/reflections-on-our-2003-article-can?utm_campaign=post-expanded-share&utm_medium=web&triedRedirect=true

編輯：趙瀾清

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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