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建國：在田野尋找經濟史密鑰

孫建國在書房讀文獻 受訪者供圖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民間文書研究體系，要把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梳理清楚。

　　■這些文書，如果我不撿回來，不研究，它們可能就真的化為塵埃，消散在歷史的長河里。這就是冷門絕學的處境，寂寞，可能無人理睬，卻又至關重要。

　　■這些文書承載著無數普通中國人的悲歡離合。我們整理的不僅僅是數據，更是家族的記憶，是民族的信用。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完成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加強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監管和合理利用。這一部署為歷史文獻保護工作注入了強勁動力。

　　河南大學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孫建國已經在搶救歷史文獻的“冷板凳”上默默蹲守了近四十年。他主持的“閩南文書‘順成書柬’整理與研究”成功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重點項目。當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的號角吹響，這位年逾花甲的學者依然行走在中華大地，在田野調查中尋找經濟學史的蛛絲馬跡。他用一顆赤子之心，讓沉睡的民間文書煥發出新的時代光芒。

　　1963年，我出生在河南蘭考，那是焦裕祿曾經戰斗過的地方，也是一片充滿了厚重歷史的土地。我從小聽著焦裕祿的故事長大，這種與生俱來的黃河邊的泥土氣息，注定了我的學術底色——腳踏實地，從泥土中尋找答案。

　　我的學術之路，起步于河南大學。1983年，我踏入河南大學歷史學院。“歷史不能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更應該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史。”本科時期，這個念頭就逐漸鐫刻在了我心底。

　　后來，我獲得了到海外留學的機會。這些留學經歷對我觸動極大。在國外大學的研究所里，我看到了他們整理中國民間文書的系統性成果。那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賬本、契約，在他們眼中卻是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寶庫。那一刻，我萌生了一個堅定的念頭：我們要建立自己的民間文書研究體系，要把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梳理清楚。

　　回國后，我一頭扎進了利用材料實證研究方法進行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我研究的領域寬泛，但都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充分利用原始檔案及文書資料進行研究。我清晰記得當年每周末逛上海文廟舊書市、到鄉下調研信用社資料等情景，每每為收獲發黃的碎紙和破舊文書資料高興不已。

　　梳理我的研究經歷，從中國近代證券市場信用機制的整理到企業信用保證制度的分析，從紅色金融文化遺產整理到中原茶路研究……這些看似分散的主題背后，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是“信用”。

　　我一直在思考，中國人的信用體系究竟是如何演變的？西方的信用是建立在契約和法律之上的，而我們中國人的信用，往往建立在人情、面子和道德約束之上。這種差異，正是中國商業文明的獨特密碼。

　　破解中國商業文明的信用密碼不能只坐在辦公室里，必須走出去，去田野，去民間。

　　人生的際遇往往藏在偶然之中。幾年前，我主持“中原茶路研究”。為了追溯茶葉貿易的脈絡，我和團隊一路南下，走進了福建的崇山峻嶺。

　　那是福建的一個尋常午后，空氣中彌漫著海風和茶香。我們在泉州的一個舊貨市場進行田野調查。在一個不起眼兒的攤位上，一捆即將被當作廢紙處理的舊紙堆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堆發黃、脆裂，甚至沾染著霉斑的紙片。

　　我隨手拿起一張，輕輕吹去上面的浮塵。那是毛筆書寫的字跡，雖然歷經歲月侵蝕，但依然蒼勁有力——順成書柬。

　　我的心臟在一瞬間抽緊。憑借多年的學術經驗，我意識到這不是普通的廢紙。經過了解，這是一批原泉州市南安縣順成寶號的賬簿、契約和書信集。

　　我按捺住內心的激動，小心翼翼地向攤主詢問這批文書的來歷。經過多方努力和后續不斷的搜集，我們最終搶救回了這批珍貴的資料。這就是后來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閩南文書——順成書柬。

　　這批文書不僅僅是簡單的賬目記錄，更是一部閩南僑鄉社會的百科全書。透過這些文書，我看到了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地區，如何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相連；看到了海外華僑如何寄錢回家，如何在家鄉置辦產業；看到了傳統商號如何在動蕩的年代里，維系著復雜的信用網絡。這些文書，就是中國商業文明的來時路。

　　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了一份沉重的責任感。這些文書，如果我不撿回來，不研究，它們可能就真的化為塵埃，消散在歷史的長河里。這就是冷門絕學的處境，寂寞，可能無人理睬，卻又至關重要。

　　拿到順成書柬后，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困難首先來自識讀。順成書柬并非我們習慣閱讀的印刷體，而是手寫體。更棘手的是，其中夾雜著大量閩南俗字、當地方言縮略語，甚至是商人們為了保密而獨創的暗號。

　　為了解開暗號謎題，我連夜聯系了廈門大學幾位研究閩南方言的專家，又專程跑去泉州拜訪了幾位八旬高齡的老會計。經過多方求證，我才恍然大悟：那是舊時閩南商號為了提高記賬效率，約定俗成的一種簡筆字，有的代表貨幣單位，有的代表貨物品類。

　　更現實的挑戰是文書的保存狀況。這批文書在民間流轉多年，遭受了嚴重的水漬、蟲蛀和霉變。有些紙張已經脆如蛋殼，稍一用力就會粉碎；有些賬簿粘連在一起，仿佛長在了一塊兒。

　　為了搶救這些脆弱的文書，我把辦公室變成了“手術室”。我購買了專業的古籍修復工具，和學生們戴著手套，拿著鑷子，屏住呼吸，一點兒一點兒地將粘連的紙張揭開。每一張紙片的分離，往往需要耗費數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這時候，我們不僅要有學者的耐心，更要有繡花姑娘般的細致。

　　有一次，為了修復一張光緒年間的借據，我趴在工作臺上整整一個下午，脖子僵硬得幾乎動彈不得。當那張字據終于完好地展平在玻璃板下時，我才發現后背早已濕透。那一刻，身體的疲憊被巨大的喜悅沖淡，因為我知道，我又拾起了一塊中國經濟發展史的碎片。

　　雖然辛苦，但樂在其中。在順成書柬的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有一封華僑從菲律賓寄回南安老家的信，信紙已經泛黃，折痕處磨損嚴重。信中詳細記錄了他在海外打拼的艱辛，以及每一筆匯款用途：給母親買藥、給孩子交學費、修繕祖屋……

　　讀著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一個漂泊在外的商人，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一字一句地寫下對家鄉的思念。那真摯的情感，透過紙背直擊人心。我對學生說：“這不只是賬目，還是人心。這些文書承載著無數普通中國人的悲歡離合。我們整理的不僅僅是數據，更是家族的記憶，是民族的信用。”

　　我曾在一次主旨發言中說：“地方文書的發現，改變了區域經濟歷史研究的邏輯。”通過對順成書柬的研究，我發現傳統商號企業在制度演進方面是不斷創新的。他們并不像想象中那樣保守落后，相反，他們構建起了傳統商號與政府、商會、企業、社會之間的區域性關系網絡，這種網絡極具韌性，是現代企業信用的雛形。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力量是無窮的。

　　作為河南大學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深知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每年暑假，我都會帶著學生去開展田野調查。我們走過河南的山村，去過福建的古鎮，也深入過山西的深宅大院。

　　記得有一次在山西調查，為了尋找一家老票號的遺址，我們頂著烈日，在山里徒步了好幾個小時。當破敗卻依然宏偉的院落出現在眼前時，學生們歡呼雀躍。那一刻，我看到了學術傳承的希望。

　　人才團隊的通力合作，讓我們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我的團隊成員參與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山西票號原始文獻整理研究與遺存保護數據庫建設”，我也主持完成了天津市揭榜掛帥重點項目“紅色金融文化遺產資源調查與遺產保護名錄編制”。

　　每當看到學生們在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看到他們在學術會議上自信地發言，我比自己獲獎還要高興。因為我知道，冷門絕學后繼有人了。

　　人生能有幾個四十年？從1983年踏入歷史系的大門，到現在已經整整43年了。這43年里，我見證了經濟史學科的成長，見證了中國學術界對民間文書重視程度的提升，見證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投入冷門絕學的研究，這真是充滿著生機和希望的43年。

　　未來的路還很長。近萬件閩南文書還在等著我去解讀，成堆文書資料等著我去整理和數字化，海量文獻等著我去進一步研究。我就像一個在沙灘上拾貝的孩子，面對浩瀚的大海，永遠充滿好奇，永遠不知疲倦。我相信，只要有人去守望，歷史的微光，終將照亮未來。

　　（本報記者 張赟芳 采訪整理）

《中國教育報》2026年04月07日 第03版

作者：本報記者 張赟芳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