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玖自述

莊子說，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蘇軾把人生比喻為寄蜉蝣于天地。人到老年，對這些話倍感親切。這是自然規律，用不著傷感。但想到老而無所成就，不免慚愧。我的平凡的大半生，本來無甚可說，不過，作為一個學習歷史的人，把自己的經歷如實寫出，保留一點史料，若干年后，也許在某些方面有點用處。因不揣 谫陋，為此自述。

一、寒舍苦讀

1915年10月1日，我出生在山東省長山縣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區)一個回族家庭里。當時也許是一個可以過得去的中等家庭吧，但我三四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和比我大11歲的哥哥勉強維持著家庭的生計，加之時局不靖，工商業蕭條，我的家庭生活也每況愈下，我的青少年時代便是在貧困和負債的光景下度過的。

我8歲時入了一個半私塾半學堂的小學，課程主要是讀《三字經》《百家姓》《小學韻語》《史鑒節要》《幼學須知》《古文釋義》《論語》《孟子》等，也有些使用“共和國教科書”的“國文”“算術”“修身”等課，但不注重，主要是應付“查學”的人員而預備的。到上高小時，國文課依然講《古文觀止》和《孟子》。我現在的國學基礎，主要是在這段時期奠定的；甚至我的立身處世之道或者人生觀，也都和這時期所受的教育有關。

由于我記憶力好，學習專心，成績優異，很得老師的嘉許和家庭鄰里的夸獎。因此，家里雖窮，也愿供我上學，而我也最愛讀書：那時，謀生很難，我哥哥也時常失業，我更找不到出路，幫不了家中的忙，也只有讀書一途，想從讀書中找一條路。但居然上到大學，這是我當時夢想不到的。

初中畢業后，在家鄉小學教了幾天書，忽然得了瘧疾，家中以為我不愿教書、心情不好所致。恰巧有幾位同學要上濟南考高中，家中同意我陪他們一塊去試試，心想考不上好回來死心塌地教書。想不到我班十幾個人投考，只我一人被錄取，這樣，家中只好允許我再念三年。這時，家中生活更艱窘，負債更多，好在當時縣教育局對考取高中的學生有“資金”,即補助費或助學金，每年六十元，這在當時是不小的數目，家中只要再給我一二十元就夠用了。

1931年至1934年我在濟南高中讀書，當時的老師都很有學識，如國文教師李俊民(守章),英文教師顧綬昌、張友松等，我從這些老師那里學到了不少東西，后二位特別是張友松老師在我上大學時給我不少資助，更使我終生感激。

1934年夏天，我總算熬到高中畢業了。我決心找工作，也有個中學老師介紹我教書，家里更是盼我掙錢養家還債，然而命運或機會卻使我走了另一條路。高中畢業時，山東省教育廳舉行了全省高中(當時只有三所或四所高中)畢業會考(即統一考試)。事先同學們包括我在內是反對會考的，竟因此鬧了一場反對教育廳長何思源和我校校長宋還吾先生的學潮，但沒有成功，會考還是如期舉行。也許是為了安撫人心吧，教育廳對會考前十名學生發給獎金。我考取了第三名，應領獎金八十元(大約是這數),同時大陸銀行也頒發了獎金(大約與前數目差不多)。我從周村到濟南領獎金時，我的同班好友鹿宏文要到北京考大學，邀我同行，我因領到獎金，就和他同走了?，F在想來，我沒和家庭商量，沒有盡到贍養家庭的責任，使我的母親多受了幾年折磨，實在不應該，于心有愧。但我當時沒有考慮這么多，在同學的勸說下，我抱著試試看、到北平玩一趟的心情就貿然前往了。青年人的想法太單純、太欠考慮了，以我現在的思想感情，我絕不會置家庭于不顧，輕易遠行的。

到北平，我考取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我在北平寫信告知家庭，家里雖很失望，卻不阻攔我上學，他們對我太好了，寧肯忍受一時損失和貧困，也要成全我繼續深造的志愿；當然，也夾雜著念大學后可以爭取較好的收入的想法，這在當時也是很正常的。第一年家里還向人借了十元錢給我，第二年就無力管我，第三年我取得了學校的獎學金后還往家寄了十元錢，第四年抗日戰爭爆發，我隨學校南遷，和家庭的經濟聯系完全斷絕了。

我在北平三年的生活學習費用，除了縣資金(六十元)、省資金(八十元)外，主要靠張友松老師他自己以及他聯系的顧綬昌和繆云輝老師的幫助，此外，我的初中校長朱駿聲和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也曾資助過我。由于這些資助，才使我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大學的學習。當然，這還是過的窮大學生的生活。

我拉雜地談這些，意在說明，在舊社會，雖然大學主要是為地主、資本家以及中產階級以上家庭的子弟辦的，但也有個別窮戶人家，由于個人掙扎和種種機緣，跨進了大學的門檻；另外，在舊社會，確有一些好心人，肯于幫助有志上進的青年學生，而這些人，多半是知識分子、教書先生。他們收入雖然不豐，卻肯慷慨解囊，救困扶危?？傊?，談這些的目的還是提供一點史料或素材，供生長在新社會的青年人更全面地了解舊社會。

二、學海問津

1934年作為新生入大學時，我選擇了北京大學。這并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聽從高中同學詹鎖(現任河北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勸說。當初本要入英文系，由于北大教務處管分數的人把我英文入學分數看錯了，說不能入英文系，我只好改入史學系。不久，當文學院院長胡適召集新生談話宣布入學分數時，我的成績在文學院是第二名(第一名是高桂華),英文分數70分以上，完全可以入英文系。當時我完全可以向胡適提出轉系，但一來我怕說話(尤其和胡適這樣的大人物說話),二來事先我的英文老師張友松先生曾對我說，學英文太空，不如學歷史，我也就認頭了。但我還是喜歡英文(在中學時我的英文成績最好，得到顧綬昌、張友松老師的賞識),只是自己沒有勇氣堅持己見，遇事遷就，聽從命運的擺布，沒有能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這是我性格中的弱點，至今引以為憾。當然，在歷史科學領域中，我也不是無所作為；不過，假如我學英文，可能更容易做出成績。在我生命的旅程中，有多少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啊!

由于我出身回族家庭，我想研究回族史(當時叫回教史),盡量找些有關的論文和書籍來看，如陳垣的《回回教入中國史略》、金吉堂的《中國回教史研究》、英國傳教士馬歇爾(B.Marshall)的《清真教》以及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等。這些著作使我了解到一些回教在中國歷史上的情況，增加了關于回教史的知識，但也止于此而已。至于如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對這門學科做點貢獻，我當時既沒有想，也不知道如何去做。這一方面是因為沒人指導(當時大學教師是上課來，下課走，管教不管學，而我又很不主動向老師請教);另一方面是因為，我所看的大都是些轉手材料，只能人云亦云，不能有所創新。所以，雖然看了一些書，時間花費不少，卻還是個門外漢。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我隨學校遷到長沙，第二年又轉到云南。這年8月在云南蒙自縣畢業后，文學院搬往昆明，學校改稱西南聯合大學(此前稱臨時大學，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編制仍舊)。由于學習成績較好，學校推薦我到當時也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院外的研究生繼續學習。這時我才選了元史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回回人和回教在元朝最興盛，有關材料也多。首先我研讀《元史》,摘錄有關回回人的資料，以此作為基礎，輔以其他材料，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寫出了約五萬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一文。雖然很粗糙，類似史料長編，但它總算是根據原始材料獨立編排而成的，有些還有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年的寫作實踐，我才逐漸摸索到一點治學的門徑。

在學校時，老師開“歷史研究法”課程，講到“史源學”,強調原始的也就是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當時因為沒有實踐，體會不到它的意義，因而走了彎路，沒有讀幾本重要的史書。現在初讀《元史》,才發現原始資料確實是重要的寶藏，從中可以發掘許多有用的東西，所謂“如入寶山不空歸”。當然，后人以及當代人的著作也有參考價值，不可輕視。但正如人們說的，“別人嚼過的饃不甜”,單讀現成的東西而不發掘原始資料，好比開百貨商店，縱然貨架上琳瑯滿目，卻不是自己的產品，只能做個轉手商販。而我們做學問的，卻應該開工廠，親自開采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

1939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當時的所長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兼任，副所長由北大史學系教授鄭天挺先生擔任。我繼續學元史，由姚從吾和向達二先生作正副導師。研究所最初在昆明城內云南大學門外的靛花巷，不久因日機轟炸遷到城外龍頭村(龍泉鎮)寶臺山的臨時建的土房中。當時環境艱苦，書也不多，但同學們能安心學習，怡然自得。和我同時考取的，歷史部有汪 篯 (北大歷史系教授，已故)、閻文儒(北大歷史系教授),文學部有逯欽立(東北師大中文系教授，已故)、陰法魯(北大中文系教授),哲學部有王明(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任繼愈(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語言部有馬學良(中央民族學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周法高(后去臺，“中研院”院士)、劉念和(四川大學中文系教師，已故)。另外還有傅懋勛(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所長)和陳三蘇(女，赴美國，情況不詳)二同學，入學后不久離去。導師除上述四先生外，還有陳寅恪、羅常培、唐蘭、湯用彤、羅庸諸先生。這些前輩，都一一作古了。想起來令人悼念!

研究所學制二年。入學考試先交論文，論文審查不合格不得應考?？既T：專業課、英語和口試。入學后主要是自學，可到聯大自由聽課，但不參加考試。一年后導師出幾道題算做學年考試。聯大常舉辦學術報告會，研究生要聽講。這種學習方法使研究生有充分的時間讀書、思考和撰寫論文，平時也常和導師見面，請教、商討問題。這種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充分信任和發揮學員的學習主動性的方法，到今天仍有可供參考之處。

我入學后，仍然從精讀《元史》開始。我把自己買到的《四部備要》本《元史》標點一遍，并把錢大昕的《元史考異》和汪輝祖的《元史本證》抄到書眉上。我打算以入所前所寫的論文《元代回回考初稿》為基礎，加以補充修正，作為研究生的畢業論文。我費了不少時間把《元史》中不列傳的回回人物一一做出卡片。并把《元典章》、元人文集中的有關史料錄出，但在確定論文題目時，導師姚先生不同意我的計劃。他認為，“纂述”和“心得”不同，我原來的論文只能說是纂述，尚不能說是確有心得。姚先生指導我應從元代回回人的特點及其得到蒙古帝王信任的原因方面選題作文。在姚先生的啟迪下，我把論文題目改為《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之沖突》。主要分析元世祖時代漢人和回回人的政治斗爭及其原因，歸結為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農業文化和商業文化)所致。雖然時間較緊，材料不夠充實，但總算有了“心得”,有了自己的論點了。

在論文寫出以前，我還搞出了一件副產品。在搜集資料時，我發現《永樂大典》殘本《站赤》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材料：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聞是諸王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狈钪迹何鹋c之!

這段材料里的沙不丁、火者都是回回人名，因而引起我的注意。尤其是沙不丁這個人，在《元史》中雖無專傳，但《元史·世祖本紀》中卻常提到他，他當時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最初我以為它可以補充《元史》中沙不丁的一點事跡，很快就發現，這段材料中的三位使臣——兀魯解、阿必失呵、火者，以及阿魯渾大王，都在《馬可·波羅游記》中提到。阿魯渾是當時波斯伊兒(利)汗的君主，伊兒汗在名義上是元朝的宗藩屬國，所以稱為大王。據《馬可·波羅游記》記載，此前阿魯渾的王妃病死，死前遺言要求以和她同族的婦女接續妃位，阿魯渾執行亡妻遺愿，派三位使臣到元朝來求婚，這三位使臣的名字原文作Oulatai,Apusca,Coja,不用費什么考證便可看出，他們的漢文譯名即是《站赤》中的兀魯解、阿必失呵、火者三人，而且他們名字排列次序竟也完全一樣。我因此斷定，《站赤》所記和《馬可·波羅游記》所敘的完全一致，只是沒有提及馬可·波羅的名字而已。我把這情況告訴向達先生，他鼓勵我寫成文章。我于是寫成題為“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的論文，寄給顧頡剛先生在重慶主編的《文史雜志》(當時學術刊物很少，顧先生這一份是大后方唯一盛行的文史刊物),發表在該刊1941年1卷12期中。

這篇六千來字的短文的要點是：

1.《站赤》所說，足以證明《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述他伴隨蒙古公主從泉州返波斯的事是真實的，可以證明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這一點直到最近還有人懷疑)。這是迄今為止在漢文記載中能夠找到的有關馬可·波羅本人事跡的唯一信息。

2.從《站赤》此條所記年代，再結合波斯史家所述(我當時只能從《多桑蒙古史》中間接知道),可以斷定馬可·波羅離開中國的時間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考訂的1292年初。

這兩點在當時都是新發現和新研究成果，對馬可·波羅學的研究增加了新內容。因而得到了顧頡剛先生的較高評價，在他的《編輯后記》中予以推薦。湯用彤先生知道后也很高興，還特別給顧先生寫信贊揚，并建議顧先生不要因為是年輕人的文章而不給較高稿酬。文章發表后，傅斯年看后也很重視，并推薦給中央研究院學術評議會，使此文獲得名譽獎。他還請何永佶(中央大學教授)先生把它譯為英文，寄往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雜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但發表時(1945年9月9卷1期)僅摘錄了《站赤》這一段文字，使傅先生很不滿意。這一缺陷，直到1976年該雜志36卷刊載哈佛大學教授柯立夫(F.W.Cleaves)論文《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對拙著進行全面介紹和評價后，才算得到彌補。

《站赤》這本書，并不是稀世秘籍，《東洋文庫》有影印本，北平文殿閣書莊有排印本，我當時看的是岑仲勉先生的文殿閣排印本。所以，在我之前，中外學者早已看過了。我之發現那段材料，事出偶然，好像花子拾金。但偶然之中有必然。若不是那幾年我一直在搜集有關回回人的資料(包括《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回回人資料),我不會在發現那段材料后就敏感地和《馬可·波羅游記》那段記事聯系起來并做出判斷?？赡苁堑乳e視之，交臂失之。當然，若沒有向達先生的鼓勵，我也許不會立即動手動腦，連干了一周，因為那時我還在趕寫畢業論文。寫到此處，不禁對關懷我的導師們涌起緬懷和感激之情。

1941年，大概在10月間，研究所為我舉行了畢業答辯會。參加答辯的據我的記憶有姚從吾、向達、毛子水(準)、羅常培、鄭天挺、邵循正(清華大學教授)諸先生。邵先生是元史專家，又不是北大的，所以由他首先提問。我記得他拿著一本《元文類》,指著其中王惲的《義俠行》要我解釋其中的意旨。其他先生的提問我記不清了。傅斯年先生當時已隨同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沒有參加。

我畢業后，由姚從吾先生介紹給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馮文潛先生，到南開大學的歷史系當教員。南開歷史系當時只有皮名舉和蔡維藩兩位先生，是西南聯大中最小的系，也是比較年輕的系。也許因為她是新系和小系吸引了我吧，我沒經過什么深思熟慮就去了。

當時我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可以留在北大當研究助教，也可以到四川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而事前在成都齊魯大學的顧頡剛和錢穆先生也來信邀我到齊魯大學當講師，我也答應過，竟未成行。我偏要到南開，這未必是明智之舉，不管怎樣，我是到南開了，而且一直留在這里，大概不會挪窩了。

三、教學生涯

我當上教員(助教以上、講師以下的一級，據說是清華制度，為聯大采用),算是走上社會。實際上，還沒有脫離學生生活。還住在學校，和老同學在一起；聯大教師多，也用不著開課，可以學自己的東西，到1943年下學期，我才在聯大師范學院教元史和中國通史宋遼金元部分。這期間，我只寫了《葡萄語源試探》《定宗征拔都》和《元代回漢通婚舉例》三篇短文。第一篇受到羅常培先生的贊許，但幾年以后，當它發表在青島的一個小刊物《中興周刊》上后，卻受到一位波蘭漢學家的批評。第二篇寫出，輾轉送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岑仲勉先生處，遭到岑老的駁斥(因為他曾寫過同樣題目的文章，我受到他的啟發，卻與他看法不同)。我不服，又寫了答辯，卻不敢給他看。直到1979年，這一爭論才在《中華文史論叢》該年第2輯上公開。岑先生是史學前輩，著作等身，我也很受他的教益。但智者千慮，未必不有一失。我本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態度，同他商榷，從有利于學術事業的角度看，大概不算過錯。從此也看出我治學的一個特點——好與人辯。“君子無所爭，必也治學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其爭也君子”。這算我學著孔夫子腔調的自我解嘲吧!

1944年3月，我應傅斯年先生的邀請，到四川南溪縣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兼職的助理研究員，幫他編寫中國邊疆史清代部分。我是以借調名義去的，因為怕南開不答應離職，影響雙方關系。傅是以借調為名，想把我留在研究所，因而當我在1946年9月間南開復?；靥旖驎r，向他提出回南開，他很不高興。但我因馮文潛先生函告，并且有言在先，不能失信，還是堅持返校了。1946年10月，我回到天津。

在李莊這兩年半，由于工作和我原來學的銜接不上，覺得不順手，無興趣，雖然把清代邊疆變遷情況寫出交卷，但算不了研究工作。只是在寫到中國和朝鮮邊界問題時，從《李朝實錄》上發現康熙時穆克登勘界時在圖們江上立的界碑地址不是圖們江正源，因而引起以后的界務糾紛，以此為根據，寫出《穆克登碑與中韓界務糾紛》一文，算是有所發現。但草稿寫出，未及全部謄清，我就離開李莊，原稿也找不到了。

到天津后，我先教幾班的“中國通史”和本系的“宋遼金元史”,以后又開“蒙古史專題”等課。新中國成立前的天津，物價飛漲，我愛人生出第一個孩子后，又添了家累，影響了學習和研究時間。我擠時間寫出了《阿保機即位考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4月)、《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文史雜志》6卷2期，1948年5月)、《尋尋法考》(南開大學《邊疆人文》4卷，1947年12月)、《元代中國之阿兒渾人》(《天津民國日報》1947年8月11日《史與地》)幾篇。除了第二篇我比較滿意外，其他三篇都有觀點或史實上的錯誤，但當時并未發覺。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我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得到了新生。物價穩定，不必再為柴米油鹽發愁了。學習了馬列主義，開闊了視野，對過去模糊的認識清楚了，有些真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感覺。參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運動，思想覺悟與過去大不相同了。

隨著教學的需要，我開的課程也越來越多。“隋唐史”“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歷史文選”“中西交通史”“中國回族史”“元史專題”“隋唐史專題”“史學名著選讀”等課程先后開設，“隋唐史”是“中國通史”的一段，是必修課，因此先寫出講義，后印出書，由上海的新知識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隋唐五代史綱要》,1955年新知版，1957年人民版)。內容簡略，還有些錯誤，但適合課堂講授，又是新中國成立后較早出的隋唐史，所以當時還站得住，印了三次。現在看來，需要修改補充的地方還很多，要大大改動，才對得起讀者。我雖有此念頭，但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可能是抱憾終身了。

在教“隋唐史”課程時，我先后寫出了《黃巢大起義》(《歷史教學》1954年2期)、《一行發起測量子午線長度的問題》(《科學通報》1956年4期)、《關于北魏均田制的幾個問題》(《南開大學學報》1957年4期)、《論均田制度的實施及其相關問題》(《歷史教學》1962年4期)等文。最后兩文認為均田制并不是平均分配土地，而是按民間土地占有實際情況，用均田令條文將其劃分為永業田(桑田)和口分田(露田),并不觸動土地私有制度。這在當時算是較新的說法。

結合“土地制度史”教學，我寫出《專地盜土是怎么回事?》(《光明日報》1961年3月1日《史學》,署名“佩之”,這是我的高小教師給我取的字)、《如何體會經典作家關于東方土地制度的理論?》(《光明日報》1961年5月10日)、《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的理論和史學的一般考察》(收入《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討論集》,三聯書店，1962年1月)、《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土地買賣的實質》(《光明日報》1965年10月6日《史學》,署名“南文田”,是我1964年主持“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室”時取的集體名)。其中第三篇是在南開1959年10月校慶科學討論會上我的發言稿基礎上擴充而成的。那次討論會上，以鄭天挺先生和幾位同志為一方，我和幾位同志為一方，展開了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究竟是國有制為主還是私有制為主的辯論，還請北京師大教授白壽彝和何茲全二先生以及漆俠、王樹民等先生參加。鄭、白二先生都主國有，我則主私有，討論得很熱烈。《歷史研究》曾以“關于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的討論”為題記其事(1960年1～2期)。

元史方面，我只寫了五篇，即《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歷史教學》1954年2期)、《關于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歷史教學》1962年12期)、《關于元朝統治下“經濟的破壞”問題》(《史學月刊》1957年2期)、《海瑞是否回族》(《光明日報》1959年11月26日《史學》,署名“佩之”)、《元代的探馬赤軍》(《中華文史論叢》第6輯，1965年8月)。最后這兩篇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

1959年9月間，吳晗同志來南開大學做學術報告，其中談到對海瑞的評價。會下我問他海瑞是否回族。他說，有此傳說，尚未找到根據。這就引起我追究海瑞族屬的興趣。最初查了些書，沒找到頭緒，最后還是在我自己有的叢書集成本《海剛峰文集》上找到了。《文集》附錄有梁云龍寫的《海公行狀》,其中有幾句說：

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瓊，遂為瓊山人。

最初對這幾句并未特別注意，在找不到其他線索再回頭念它時，才恍然大悟，原來答兒就是海答兒，海瑞之得姓就是因為他的祖先有個叫海答兒的，而海答兒是元代回回人的一個名字。以祖先名的首字或末字為姓是元代色目人的著姓或定姓的習慣，其例甚多，陳垣先生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中論之甚詳。這一來，問題就解決了。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但不費功夫是表面現象，要不是我過去在元代回族史上下過功夫，我不會認出答兒就是海答兒，不會知道海答兒是回回人名。我所以把這篇算作元史論文，就因為寫這篇短文的功夫在明史外，在元史中。

1963年，《辭?！分袊贩謨哉髑笠庖姡渲小稓v代兵制》中有“探馬赤軍”一條說：“元代在各重鎮、州、縣設置。強征十五歲到七十歲的契丹、女真、漢等非蒙古族的男子為兵，稱為探馬赤軍。”這是根據日本蒙古史學者箭內亙的說法。箭內亙在引用《元史·兵志》“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后解釋說：“所謂諸部族者，無非指蒙古人以外之北族，即契丹人、女真人等故也?！蔽覍φ樟恕对贰け尽芳坝嘘P列傳，覺得箭內亙的解釋可疑，因為最初的探馬赤軍是由蒙古的五個部族，即弘吉剌、札剌亦兒、兀魯、忙兀、亦乞烈思所謂“五投下”者組成，所以有時稱他們為“蒙古探馬赤”,甚至徑稱之為“蒙古軍”,而契丹、女真、漢人組成的軍隊則稱為“契丹軍”“女真軍”“漢軍”。我除了為《辭?！妨碜弧疤今R赤軍”新條外(即今天《辭海》所見之條，雖大致不差，但較粗糙簡單),更進一步探討，寫成《元代的探馬赤軍》這一論文。雖然還有待深入，但總算較箭內亙文章略勝一籌。這也是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第一篇探索性文章。

這期間我還寫過一篇短文《方臘起義提出過平等口號嗎?》(《光明日報》1960年9月29日《史學》,署名“佩之”)。史學界曾流行方臘起義曾提出過平等口號，根據是南宋莊季裕所著《雞肋編》中說摩尼教徒們也念《金剛經》,但把經中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讀作“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因方臘是摩尼教徒，因而認為他起義時曾提出平等口號。我覺得這一解釋太牽強，不符合《雞肋編》原意，因寫此文加以辨正。

從此也可以看出我的治學方法。我覺得研究歷史要求真，要按歷史的本來面目理解歷史真相，不容主觀猜測。這就是實事求是。要做到這點就要對歷史資料認真鉆研，了解其真義，有些還需要對史料進行鑒別審查，去偽存真。我在大學時代受當時史學界考據學家的影響，他們又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樸學的學風，再加上西方近代史學方法。我認為，除了立場、觀點以外，他們的某些方法還是可以吸取的。恩格斯曾說，“即使只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要“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梢姡浀渥骷乙彩呛苤匾晫κ妨系蔫b別審查的?？紦磳κ妨系膶彶?，也就是調查研究。在澄清歷史事實方面，它是必要的手段。當然，在對歷史的宏觀考察即理論闡述和概括方面則無能為力。

從上面所說，又看出我治學態度的一個特點，即為追求真實，好與人辯，無所顧忌。1957年春天，我系雷海宗教授在《人民日報》社召集的座談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在1895年停止發展說，《人民日報》編者按予以駁斥。我認為《人民日報》誤解了雷先生的原意。我覺得雷先生原意是說，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停止了發展；他說，1895年后，新的歷史資料不斷發現，但治史者仍墨守成說，不提出新看法，使馬克思主義史學不能繼續發展。我寫信給《人民日報》為雷先生辯護?！度嗣袢請蟆钒l表了我的信，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同的反響。不久我又在《天津日報》社的座談會上發表了為雷先生辯護的同樣見解，《天津日報》也登出了?！胺从摇边\動后雷先生為此被打成“右派”,我在單位黨總支的保護下幸而“漏網”,但做了不少的檢討。“文化大革命”中，這又成了我的主要“罪狀”。當初我以為這是一個可以爭鳴的學術問題，哪想到竟上綱為政治問題。我真是書生氣十足啊!

四、欣逢盛世

在“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中，我受的打擊和迫害算是輕的。除了抄家和勞改外，我沒有被公開批斗和隔離審查，也沒挨過打。除了歷史清楚和坦白交代“罪行”外，和那時流行的唯成分論也有關系。要不是因“雷案”牽連和我在“神仙會”上徹底交心，我也許還會“逍遙法外”哩。

1976年10月的一聲春雷，不僅使我徹底解放，也揭開我學術生命史上的新頁。我中斷了十年(連1965年下半年下鄉“四清”算起是十一年)的學術研究逐漸恢復，而且超過了過去的成果。

第一篇試筆之作是《再論方臘起義沒有提出平等口號》(《南開大學學報》1978年4、5期合刊)。1960年我寫出《方臘起義提出過平等口號嗎?》一文后，除個別同志提出不同意見外(見《天津日報》1961年3月9日《方臘起義和“平等”口號》),這個問題沒有展開討論。“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撰述農民起義的文章中，方臘提出平等口號已成定論，在那時要提反對意見當然不可能。但我更堅信我的看法?，F在顧慮消除，我可以申述我的看法了。在《再論》中，除了對反對派的意見闡發我的見解作為答辯外，還就“平等”這一概念的應用范圍和時限做了探討，認為“平等”是佛教術語，是指精神世界而言，它大量出現于與佛教有關的名物和文件中，而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上則不見應用。王小波、鐘相、鄧茂七、李自成等起義都不應用這個詞，連太平天國的正式文獻中也不見這兩個字，雖然這些起義有類似平等的思想和行動。我歸納說，一個名詞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里有其獨有的含義和應用范圍，不能做任意的解釋，也不能用今天的理解強加于古代。對這篇文章的反響，據我所知，已有人表示“很有見解”,并且“從主要方面而言”,同意我的觀點(《文史》1980年第8輯，楊渭生《關于方臘起義若干問題的再探索》)。

1977年7月我在北京編寫《中國古代史》唐元部分時，遇見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他告訴我，《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76年刊載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蒙古史學家柯立夫的《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一文，其中提到我1941年寫的那篇文章。我借來看后(該志南開大學本來有，“文化大革命”期間停訂了)知道該文主要介紹了我、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鮑埃勒三人關于研究馬可·波羅的成果，同時闡述了他個人的見解。他很重視我的發現，同意我考證的馬可·波羅于1291年初離開中國之說。他指出，伯希和雖然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隔絕狀態沒能得知我的發現，但他卻從另一角度，以聰慧的方法，在馬可·波羅離華的年代方面，得出了和我同樣的結論；至于鮑埃勒，則從波斯史方面找到了有關馬可·波羅到達波斯的記載，雖然記載中沒提馬可·波羅的名字。我看后很興奮，因為不僅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正式承認，而且我得出的結論也和他們的不謀而合，真可以說“德不孤，必有鄰”了。我寫了《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南開大學學報》1979年3期)一文，介紹了柯立夫文章的要點，并附上我個人的看法。我中斷了近四十年的對馬可·波羅研究的興趣和勁頭從此激發起來了。

1982年，我寫出《關于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2期),主要討論了兩個問題：

(一)馬可·波羅懂不懂漢語?歐洲學者有爭論，多數認為他不懂漢語，他們的論據是從馬可·波羅的書中得出的。我則從元代的社會情勢，即(1)漢語在當時官場上并不是必要的交際工具，元朝的皇帝也多不懂漢文；(2)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多以波斯語為通用語。從這兩點解釋了馬可·波羅不懂漢語的歷史背景。

(二)馬可·波羅是否做過揚州總管?一般《馬可·波羅游記》的漢文注釋家都認為他曾做過揚州總管。我根據馬可·波羅書的法譯本和英譯本，發現“總管”的譯文Gouverneur或Gouverneurgénéral(法文)、Governor,Governor-general(英文)意在馬可·波羅書中本指行省長官，在元代稱“平章政事”,譯為總管，字面上雖可通融，但卻和元代路一級的長官總管一職相混淆，而與原書意指不合。在元代，路一級長官有“達魯花赤”“總管”和“同知”三等，根據蒙古制度，屬于色目人的馬可·波羅假如做揚州路的官的話，應是達魯花赤或副達魯花赤或同知，不應做總管。我認為，馬可·波羅曾做揚州總管一說，是文字翻譯的誤會，歷史記載的偶合，不是馬可·波羅書的原意。

這篇文章，曾被當年的《新華文摘》轉載，又獲得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一等獎(1984年)。如果它有可取之處，那就是從中國史的角度，以中國人的身份，為這一世界名著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注釋，解決了點問題。

近幾年來，國際學術界吹起了一股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或只承認他到過中國而未到過中國南部的風。他們抓住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到的事物(中國的茶、印刷術、長城、漢字等),或說得不清楚(如地名和行程等),或與事實不符合(如攻襄陽獻炮法和揚州任職)等問題而大做文章，甚至說馬可·波羅是無中生有的“克里空式”的人物。我為此寫過兩篇文章：《馬可·波羅足跡遍中國》(《南開學報》1982年6期)、《馬可·波羅與中國》(《環球》1982年10期),用確鑿的事實和合理的分析反駁了上述論點。我認為，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影響到中國和意大利人民的友好關系的問題。

1982年這一年，我一共寫了三篇有關馬可·波羅的文章。雖不能說是豐收，也多少可以填補我三十八年以來未寫這方面的文章的空白了。

1980年和1981年，我又重新對探馬赤軍問題進行了探討。

1979年至1980年，我看到日本學者荻原淳平教授寫的《木華黎國王手下探馬赤軍考》(《東洋史研究》36卷，2號，1977年9月)。荻原先生認為探馬赤軍是由地位低下即處于社會最底層的隸屬民組成的，并從蒙古語Tama義為收集，Tamaga義為印章推斷說，探馬赤軍即被收集起來的、烙有領主的烙印的隸屬民組成的軍隊。這是一個與以前說法大不相同的新學說。我仔細研讀后，覺得作者論點周密，不失為一家之言。但把文中的論點和歷史事實對照起來，卻大有商榷的余地。我寫了《探馬赤軍問題再探》(《民族研究》1981年1期),對荻原先生持論諸點一一做了辨正。這就把我中斷了十五年的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接續下來了。

拙文發表以后，賈敬顏(民族學院)、黃時鑒(杭州大學)也撰寫了同樣的論著,黃先生文中還對我把弘吉剌、兀魯等五部軍全部當成探馬赤軍的說法加以糾正。我又涉獵了一些國外學者的有關著作，寫成《探馬赤軍問題三探》(《南開學報》1982年2期)一文，對探馬赤軍的組成、五投下與五投下探馬赤、探馬赤軍在蒙古軍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對舊作兩篇做些補充修正。經過三探以后，我對探馬赤軍這一蒙古史上的難題的理解較深了，但還有些問題沒搞清楚，有些還越搞越糊涂，有些則若明若暗。今后我還要繼續探尋，以期把它搞得比較清楚。

我寫“三探”是參加中國蒙古史學會1981年年會的論文。該會1979年在呼和浩特市成立，次年7月在海拉爾召開第一次年會。這是第二次，8月中旬在烏魯木齊召開。這次會議的特點是邀請國外學者參加，可說是國際學術會議。到會外賓：日本有荻原淳平、村上正二、若松寬、中見立夫，美國有Fletcher(傅禮初)、陳學霖(美籍華人)、Schwartze(施瓦茨),聯邦德國有Heissig(海西希)等人。我和荻原先生從此相識，但會上未及交流看法，他帶來一篇答復我的文章稿(以后全文在日本刊物《蒙古研究》1982年13號上發表，題為《再論木華黎國王下的探馬赤軍——答楊志玖氏的批判》),散會前我們合影留念。1983年9月我到日本京都訪問時又見到他，他熱情接待我游覽市容，順便談到關于印章、烙印的看法，并答應送給我他參加主編的《元史語匯集成》(以后寄來了),熱情友好，令人感動?？梢妼W術爭鳴或爭論不僅不會影響反而會增進雙方的友情，這大概就是孔夫子說的“君子之爭”吧。

如前所說，我當初學元史的主要目的是想研究元代回族史。新中國成立前十年，我發表了這方面的論文七篇，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只發表一篇，篇幅都不大。粉碎“四人幫”后，從1982年到1984年三年間已發表了六篇，其中《薩都剌的族別及其相關問題》(《南開學報》1983年6期)、《元代的阿兒渾人》(《南開史學》1983年1期)、《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歷史研究》1984年3期)篇幅都較長，我比較滿意。今年頭三個月，我又寫出《元代西域人的華化與儒學》和《關于元代回族史的幾個問題》兩篇與回族史有關的問題。

除最后兩篇外，已將我的有關元史的論文二十五篇收為一集，以《元史三論》的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謂三論，即探馬赤軍、馬可·波羅和元代回族史，因為書中除三篇外，其他都是與這三個課題有關的論文，這也是我今后要繼續研究的方向。

從1978年開始，我又帶碩士研究生，連招兩期隋唐史研究生，畢業四人(何燦浩、丁柏傳、張國剛、馬俊民)。又招兩期元史研究生，畢業二人(王曉欣、李治安)。又招一名隋唐史博士生(張國剛)。

這幾年，我先后開出“隋唐史”和“元史”專題課。發表了唐史論文五篇、宋史論文兩篇、其他方面雜文十四篇。其中《試論唐代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歷史教學》1980年6期)一篇較有新意。過去一般認為，藩鎮割據是莊園經濟的產物，藩鎮代表著莊園主的利益，或者說藩鎮政權是代表地方豪強大地主的政權。我考察了藩鎮(節度使)和軍士的關系，看出，藩鎮依靠地方軍士的支持而割據，而這些軍士是破產農民和無業游民，他們以當兵為職業，依靠豐厚的待遇和賞賜來養活家口，節度使只有代表他們的利益，執行他們的意志，才能站得住腳。因此，我認為，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是均田制度破壞后破產失業的農民而不是什么地方莊園主。由于這一說法和傳統說法差別太大，有些人不能接受，著文批評，我的研究生張國剛又幫我寫了一篇《藩鎮割據與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論唐代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學術月刊》1982年6期),進一步闡述我的論點。

此外，我還擔任了《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會的主編之一(另一主編是吳澤先生),《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史分冊》的主編之一(另一主編是吳楓先生),寫了一百八十多條唐代法律釋文。其他社會職務是《歷史教學》編委會副總編、中國人民政協天津市委員會常委、中國唐史學會理事、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顧問、中國民族史學會顧問等。

總起來看，粉碎“四人幫”以后這幾年，是我學術生命力最活躍的時期。從論文數量上看，自1978年到寫此文時為止，已發表了三十九篇，而自193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我才發表了三十六篇；七年的成果超過了過去的二十七年。以元史而論，從1939年至1966年，我一共發表了十六篇論文，而從1979年至今已發表了十八篇，還有兩篇(《元代西域人的華化與儒學》和《關于元代回族史的幾個問題》)已寫出待發。

這些成績的取得，主觀上由于我過去努力不夠，浪費了不少時間，沒有多少成果，因而相形之下，今勝于昔；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幫”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撥亂反正，落實了知識分子政策，調動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為了祖國的四化大業，重視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鼓勵科學研究。各種歷史學會紛紛成立，對外文化交流逐步展開，為學術的興盛創造了條件，是過去從來沒有的大好局面。在這個大好局面下，自己再不努力，那就不能拉客觀、怨旁人了。

正像“電影是遺憾的藝術”一樣，回顧自己的大半生，遺憾的地方確實不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知識分子、學術工作者的壯心就在對學術事業的研究和追求上。我愿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