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無線電通訊成為我軍傳遞軍情的重要方式,卻也面臨日軍的瘋狂竊聽與破譯,一度陷入被動。為守住軍情秘密,我軍情報員想出一記奇招——用苗族語發報交流,讓國外情報人員竊聽研究了一個月,最終只能無奈感嘆:“他們沒講中文啊,也不是英文!不知所云。” 這看似簡單的舉措,背后是我軍的智慧,更凝聚著苗族民眾與全國人民并肩抗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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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在東京中野區創立陸軍中野學校,專門培訓情報人員,大批無線電監聽與密碼破譯專業人才從這里走出。日軍隨后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設立監聽站,配備當時亞洲頂尖水平的設備,對中國軍隊的電報通訊實施全天候截收,企圖通過破譯情報掌握我軍作戰計劃。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資料顯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曾多次在內部文件中提及,因無線電保密不力,多份作戰計劃被日軍提前獲悉,導致我軍在戰場上陷入被動局面。抗戰爆發后,我軍也深刻意識到無線電通訊的漏洞,日方的破譯能力集中在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就連數字密碼也屢屢被破解,尋找一種日方無法識別的通訊語言,成為當務之急。
就在此時,苗族語進入了我軍情報部門的視野。苗族主要聚居在貴州、湖南、云南、廣西等西南山地,苗語屬于漢藏語系苗瑤語族,其語音體系和詞匯結構與漢語、日語相差甚遠,更關鍵的是,當時大多數苗語方言未被系統整理成文字,日方情報人員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學習的書面資料。而日軍情報學校的課程中,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幾乎為零,這讓苗語成為了絕佳的“保密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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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日本出版的相關回憶資料也間接印證了這一點:日方情報人員截收到苗語通訊內容后,既無法識別語種,更無從下手破譯,整整研究了一個月,最終只能束手無策,徹底放棄。
情報部門隨即緊急調配了一批來自苗族地區的通訊員,這些人從小講苗語,無需專門訓練語言本身,就能熟練用苗語傳遞情報。通訊時,他們會先用普通話做簡單開場,迷惑日方監聽人員,讓其誤以為是普通漢語通訊;待傳遞實質軍情時,立刻切換為苗語,敵方監聽站瞬間陷入混亂,只能聽到陌生的語音,卻無法解讀任何信息。
苗族民眾對這場抗戰的貢獻,遠不止提供通訊員和通訊語言。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兵鋒直指貴州腹地,苗族民眾在地方武裝組織下,自發拿起武器參與阻擊,在鎮遠、施秉等地的防御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史實被《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明確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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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會戰期間,苗族民眾的支援同樣至關重要。1943年至1944年的雪峰山一帶,中國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在事后回憶中專門提到,苗族百姓不僅及時提供日軍動向情報,還憑借對當地山路地形的熟悉,擔任向導,為我軍作戰部署提供了關鍵支持。日軍因不熟悉山地地形,多支部隊被引入我軍包圍區域,遭遇重創。
此外,苗語傳軍情的事跡,也深深留在了民間記憶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貴州大學學者伍雄武等人開展田野調查時,收集到不少抗戰相關的苗族口傳史料,其中就有對“用苗話傳軍情”的描述,與漢文正史相互印證,讓這段充滿智慧與勇氣的抗戰往事,得以完整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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