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史沫特萊在英國病逝，留下遺囑：財產贈朱德，愿歸葬中國

1950年的春天，一封來自遙遠英國的電報，讓中南海西花廳陷入了悲傷之中。原來，史沫特萊在英國病逝了，她留下遺囑：財產贈朱德，愿歸葬中國。

彼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一邊承受著國民黨殘部和潛伏特務的破壞，一邊還要面臨著美國的全面制裁，恢復生產之路可謂舉步維艱。

而史沫特萊是美國的著名記者，她在倫敦病逝的消息，為何能讓西花廳一片沉默？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何要要將自己的全部遺產給朱德？又留下想歸葬中國的遺愿？這一切都要從1928年說起。

那一年，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彼時的中國，正處于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之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史沫特萊不是普通的記者，她在美國期間，曾積極投身于工人運動和婦女解放事業，骨子里充滿了對壓迫的反抗和對底層人民的同情。

史沫特萊這一次來到中國，不是為了獵奇，而是想了解這片土地上進行著什么樣的革命。經過深入工廠、農村的走訪，史沫特萊用手中的筆記錄下勞工的血汗與農民的疾苦。

因此，在史沫特萊筆下產生的內容，具有相當強的真實一面，寫作的立場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真正透過國民黨粉飾的太平，去深刻閱讀底層百姓的艱辛。

史沫特萊在中國期間，趕上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她成了歷史選擇下的那個距離西安事變非常近的美國人。在這個中國命運轉折的時間節點，史沫特萊用自己的筆寫下了真相，戳破了蔣介石的封鎖和混淆視聽的謊言，因此初步贏得了周總理等人的信任。

次年，史沫特萊親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革命圣地親身感受到了紅軍的革命熱情。當時的延安，物質條件極其艱苦，住窯洞、穿補丁衣服，饑一頓飽一頓，打仗用的是小米加步槍。但在延安一眼望去，全都是軍民的笑臉，眼睛里放光，微笑中能讓人感受到希望，這是朝氣蓬勃的生機。

而且，在延安能見到國民黨轄區永遠見不到的場景，這里的干部與士兵平等，軍中甚至都是干部去照顧戰士，從來不存在欺壓和剝削。即便生活再苦，物資再匱乏，軍民關系始終都非常融洽，戰士們像魚，百姓像水，誰也離不開誰。

正是在這一年，史沫特萊見到了朱德。在史沫特萊眼中，朱德并非一個威嚴的統帥，而是一位從佃農子弟成長起來的、樸實而偉大的革命戰士。為了讓世界了解這支軍隊和它的領袖，史沫特萊下定決心要為朱德寫一本傳記。

朱德的一生波瀾壯闊，從一個貧苦少年到紅軍締造者，這其中的曲折經歷，以及面臨的重重危機，讓史沫特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沫特萊用自己的筆，寫下了這一切，完成了《偉大的道路》。

這本書后來成為無數西方人了解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的啟蒙讀物，其影響力延續至今。而朱德與史沫特萊之間的關系，也早已超越了采訪者與被采訪者，他們更像是心意相通的戰友。

這不是史沫特萊的“表演”，而是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真正的熱愛。這一點，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得到充分的證實。

全面抗戰爆發，中國迎來了抗戰艱難的時期，史沫特萊沒選擇離開中國，反而穿上八路軍的灰色軍裝，直接奔赴抗日前線，用文字和照片向世界揭露日軍的暴行，展示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

這一刻，史沫特萊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戰地記者，而是一個真正的戰士。為了幫助中國抗戰，史沫特萊四處奔走，白求恩、柯棣華等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都受到過她的動員，來到中國后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按照史沫特萊的計劃，她準備一直留在中國，直到抗戰勝利。結果，史沫特萊在1941年病重，被迫返回美國治療。

然而，為了抗日做出巨大貢獻的史沫特萊，在麥卡錫主義掀起的政治迫害狂潮中，飽受折磨。史沫特萊甚至被美國政府打上了“蘇聯間諜”的標簽，遭受無休止的審查、監視和誹謗。史沫特萊因此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頓。

當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遠在大洋彼岸的史沫特萊熱淚盈眶。那是她為之奮斗、為之吶喊、為之傾注了十余年心血的理想，終于變成了現實。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這片讓她魂牽夢繞的土地，親眼看一看新生的共和國，親手觸摸一下這片灑滿了戰友鮮血與汗水的熱土。

可病魔無情地阻斷了她的歸途。她取道英國，計劃從那里重返中國，卻在倫敦被確診為胃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躺在牛津醫院的病床上，她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回到中國了。于是，她做出了那個最后的決定。并立下遺囑，將自己的一切財產都托付給了她最信任的戰友朱德，盼望著自己能夠葬在中國這片為之奮斗過的土地上。

她甚至細致地囑托，葬禮上一定要奏響新中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從這個角度來看，她早已在精神上，將自己徹底地獻給了中國。

在多方努力下，史沫特萊的骨灰和《偉大的道路》的珍貴手稿等遺物，終于回到了北京。安葬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現場響起了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她的骨灰被安放進墓穴。

朱德親筆題寫的墓碑矗立起來：“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女士之墓”。她，成為了第一位安葬在八寶山的外國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