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了三個兒女，到老了一點福都沒享受到，全是吸血鬼

臘月二十八，別人家灶臺上燉著肉，滿巷子飄香。我王桂蘭坐在出租屋里，守著一碗白水掛面，窗外鞭炮噼里啪啦響，震得我胸口一陣陣發悶。

手機突然亮了，是大兒子建國發來的消息："媽，今年過年我們去三亞，就不回來了。對了，您那張信用卡能不能先幫我還一下？就八千，下個月還您。"

我盯著屏幕，手指凍得發僵，打了幾個字又刪掉。八千塊，是我在早餐店刷了四個月盤子攢下的。

六十二歲了，三個孩子，沒有一個說一句"媽，過年回家吧"。

我把手機扣在桌上，眼淚啪嗒掉進面湯里。這輩子，我到底做錯了什么？

要說我這一輩子，就一個字——熬。

三十年前，丈夫老周在工地上出了事故，癱在床上七年，最后還是走了。那年建國十五，老二建軍十二，小女兒翠翠才八歲。三張嘴等著吃飯，我白天在紡織廠上班，晚上去夜市擺攤賣鹵味。冬天手上凍瘡爛得露肉，我往上面抹點豬油，第二天照樣干活。

那時候我就一個念頭：孩子大了就好了。

建國成績不好，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了。我心疼他，把擺攤攢的兩萬塊給他開了個手機維修店。結果他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到一年店就黃了。后來他跟我說要做生意，我又把房子抵押貸了十萬。錢打了水漂，債卻壓在了我頭上。

建軍倒是考上了大專。學費、生活費，我一分沒少給。畢業后他在省城找了工作，娶了個城里媳婦。婚房首付三十萬，我把老家的房子賣了，又跟親戚借了八萬，湊齊了。搬家那天，親家母上下打量我，嘴角撇了撇："建軍媽，以后就別老往這邊跑了，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生活。"建軍站在旁邊，低著頭，一句話沒幫我說。

翠翠是最讓我省心的，嫁了個開貨車的小伙子，日子本來過得去。可她婆婆厲害，翠翠三天兩頭哭著打電話跟我要錢，說孩子上幼兒園要錢，老公跑長途虧了要錢。我在早餐店一個月掙兩千，一千五給翠翠，剩下五百夠我吃飯就行。

我以為，當媽的掏心掏肺，孩子總會記著。

去年冬天我查出糖尿病，醫生說要長期吃藥，一個月藥費四百多。我給三個孩子打了電話，建國說他還欠著信用卡的錢。建軍說房貸壓力大，讓我去申請低保。翠翠倒是哭了一場，最后說："媽，我實在拿不出來，要不你把藥減一減？"

減一減？那是我的命。

我掛了電話，坐在出租屋那張吱呀響的鐵架床上，窗外路燈昏黃，照著墻上的裂縫。我突然覺得這輩子像一場大霧，走了幾十年，什么都沒看清。

年三十那天，我一個人去了附近的社區活動中心。那里有免費的餃子，居委會劉姐招呼我坐下，塞了一盤熱騰騰的韭菜雞蛋餡餃子過來。

"桂蘭姐，孩子們呢？"

"忙，都忙。"我笑了笑，低頭咬了一口餃子，燙得眼眶發酸。

旁邊坐著個老太太叫秀芬，七十出頭，頭發全白了，精神倒還好。她聽了我的事，筷子往桌上一拍："你呀，就是太慣著他們了！我以前也這樣，后來想通了——你越是把自己掏空了給他們，他們越覺得理所當然。"

秀芬說她前幾年也差不多，兩個兒子輪流找她要錢，她把退休金全貼補進去，最后住院沒人管。后來她學了一招：把錢攥在自己手里，誰來要都不給。結果呢？孩子們反倒開始輪流回來看她了。

"人心就是這樣，你手里有東西，他們才惦記你。你啥都沒有了，他們連電話都懶得打。"

這話像一盆冷水澆下來，又像一把火燒上來。

回到出租屋，我拿出手機，給建國回了消息："信用卡的錢我還不了，我自己看病還不夠。"

建國半天沒回。

我又給建軍打了電話："我糖尿病的藥費，你們三個一人分攤一點，每人一百五。"建軍在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最后說："行，我跟您嫂子商量一下。"

我沒有再給翠翠打電話，我想等她主動找我。

除夕夜的鞭炮聲一直響到后半夜，我躺在床上聽著外面的熱鬧，心里反倒比往年平靜。六十二年了，我總算明白一個道理：當媽的要是連自己都不心疼，誰會心疼你？

窗外煙花升上去又落下來，映得天花板一閃一閃的。我翻了個身，第一次覺得，這張硬板床睡著，也沒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