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記當代中國法學十賢：承志弘道 法治興邦

《光》，楊莉/攝影，圖源自《光影與紀實》，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法學法律圈遠去的先賢們曾以生命的熱度溫暖法治的長夜，人雖已遠去，卻將精神的根脈深深扎進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他們或以學者的嚴謹構筑規則的殿堂，或以律師的擔當守護權利的底線。十位賢者，十種人生，共同熔鑄成中國法治建設的學術精神坐標。我們回望他們留下的足跡，不僅是在緬懷一段段逝去的生命，更是在尋找繼續前行的力量與方向。

江平先生（1930.12-2-23.12）

“中國法學的良心”江平先生離開我們已兩年有余，但那句"只向真理低頭"的錚錚誓言，至今仍在法學殿堂回響。作為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民商法學界的泰斗，他被譽為"中國民法教父"，這個稱謂背后是從《民法通則》到《民法典》數十年的躬身耕耘。九十四載人生，他親歷了中國民事立法從荒蕪到體系化的全過程，見證了幾代法律人的成長。在那個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他以巨大的理論勇氣突破禁區，為私權正名，為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礎鼓與呼。他的低頭，是對真理的敬畏；他的不低頭，是對權力的傲骨。江平用一生詮釋了何為知識分子的風骨，何為法律人的良知。當他最終閉上雙眼，留給這個世界的不僅是一部部厚重的法學著作，更是一種不向謬誤妥協、只為正義彎腰的精神圖騰。

王名揚先生（1916.10-2008.11）

在行政法學的疆域里，王名揚先生是那個執燈的人。2008年深秋，九十二歲的他在北京安然辭世，帶走了新中國行政法學奠基人的榮光，卻留下了《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的皇皇三部曲。早年畢業于國立武漢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的他，負笈法蘭西，將西方行政法的精髓系統引入中國。在那個行政權尚缺乏有效約束的年代，他的著作如空谷足音，告訴世人權力應當受到法律的規制，公民的權利應當得到程序的保障。他構建的行政法學理論體系，成為后來者無法繞過的學術高峰。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潛心治學，用最純粹的學術態度，為中國行政法治的起步鋪就了第一塊理論基石。他的離去，是一個時代的謝幕，但他點燃的行政法啟蒙之火，早已燎原。

潘漢典先生（1920.12-2019.10）

潘漢典先生的書房里，常年擺放著六種語言的詞典。2019年，這位九十八歲的比較法學奠基人在北京駕鶴西去，留下的是跨越語言藩籬的法學智慧。1948年東吳大學比較法研究所畢業后，他精通英、法、日、德、俄、意六門外語，這在當代中國法學界堪稱奇跡。他用二十七年時間打磨《君主論》的譯本，字字珠璣，成為翻譯史上的經典；他在生命最后時刻仍在審校譯著《權利斗爭論》，七十余年的學術積累在2019年秋天最終定格。比較法學的精髓在于開放與包容，潘先生以 linguist（語言學家）的敏銳和法學家的深邃，搭建起中西法律文明對話的橋梁。他獲得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背后，是一個學者對知識近乎虔誠的熱愛，是在書齋里默默耕耘的一生。

周枏先生（1908-2004）

周枏先生被稱為"羅馬法的活字典"，這個稱號里藏著太多驚心動魄的故事。2004年，九十六歲的他在上海辭世，按照遺愿將遺體捐獻給紅十字會，藏書贈予高校，以最徹底的方式完成了對社會的最后饋贈。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他成為1949年前獲得該校博士學位的五位中國人之一。然而比起這些學術光環，更讓人動容的是他在艱難歲月里的堅守——冒著生命危險將羅馬法講義藏在麻袋中，守護著學術的火種。正是這些劫后余生的資料，成就了后來的《羅馬法原論》。八十九歲高齡時，他無償參與《英美法詞典》校訂工作五年，不計報酬，不問寒暑。羅馬法精神中的理性與正義，早已化作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身后依然滋養著中國民法的理論與實踐土壤。

李步云先生（1933-2026）

李步云先生是2026年初剛剛離我們而去的法治老人。2026年1月，九十二歲的他在北京辭世，帶走了"法治三老"之一的光芒。1979年，當思想解放的春風吹過中國大地，他是那個"敢開第一腔"的人，首倡"依法治國"方針，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學界的思想禁區。他參與和見證了"依法治國""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的偉大時刻，這些如今看來理所當然的原則，在當時卻是石破天驚的理論突破。他自定的人生原則是："真話不一定多說，但絕不說假話。"在那個說假話需要勇氣、說真話需要膽識的年代，這份承諾重若千鈞。李步云用一生證明，法學不僅是書齋里的學問，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利器；法律人不僅要有精湛的專業，更要有直面現實的勇氣。

張思之先生（1927-2022）

張思之先生被譽為"中國律師的良心"，這個評價對于一個執業律師而言，是至高無上的榮譽。2022年，九十五歲的他在北京告別了這個他為之辯護了一生的世界。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他的人生幾經沉浮，從巔峰到谷底，從沉默到 resurgence（復興），唯一不變的是對法治的信仰。他常說："律師要有膽識，要有擔當，要敢于為弱者說話。"在那個律師制度一度中斷的年代，他守住了這個職業最后的尊嚴；在法治重建的歲月里，他為無數弱勢個體據理力爭，哪怕面對強大的公權力也從未退縮。張思之讓世人明白，律師不僅是當事人的代理人，更是法治秩序的維護者，是防止權力濫用的一道屏障。他的法庭辯護不僅是個案的抗爭，更是對法治精神的生動詮釋。

巫昌禎先生（1929-2020）

巫昌禎先生是2020年春天離開的，享年九十一歲。這位與薛梅卿等并肩的"法大四大才女"之一，用一生詮釋了婚姻法學的溫度與深度。生于江蘇句容舊式家庭的她，因目睹母親作為妾室的命運，立下了以法律守護女性權益的宏愿。從朝陽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1954年畢業后她扎根中國政法大學，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教學生涯。她不僅是講臺上的名師，更是立法現場的親歷者——兩次參與《婚姻法》修改，擔任《婦女權益保障法》起草組副組長，晚年更以二十年光陰推動《反家庭暴力法》問世，讓"家庭暴力"這個曾經陌生的概念寫入法律，為無數弱勢群體筑起權利的屏障。1980年代，她創辦專攻公益訴訟的第八律師事務所，開中國公益訴訟之先河，親自為遭受虐待的婦女代理案件。她說："我是一名服務員，一半心血給學生和書，另一半給社會和婦女。"這種將學術與行動、理性與悲憫融為一體的生命姿態，是中國法學最珍貴的品格。

薛梅卿先生（1930-2021）

薛梅卿先生是2021年寒冬離開的，享年九十歲。這位與巫昌禎并稱"法大四大才女"的學者，用一生詮釋了何為"瘦梅傲霜雪，清高留自潔"。從福州大學歷史系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歷史的陰差陽錯讓她從外國法制史轉向中國法制史，最終在新中國監獄史學領域開辟出一片新天地。1986年，她主編的《中國監獄史》出版，填補了獄政學、法學、史學的空白，被譽為"新中國監獄史學奠基人"。此后，《宋刑統研究》《庚辛提牢筆記點注》等著作相繼問世，從宋代法典到清末獄政，從中央監獄到地方獄政，她以一己之力構建起中國監獄史研究的學術框架。她籌組了中國第一個勞改法學會，創建了唯一的監獄史學研究中心，卻從未追求個人名利。臨終前她囑咐不設靈堂、不舉儀式，如同一枝傲雪的瘦梅，在完成了對法學大地的裝點之后，悄然零落于寒冬，只留下那二十字的自勉詩，繼續激勵著后來的學人。

方流芳先生（1952-2024）

方流芳先生是在江平先生離去后不到一個月，于2024年初在江蘇無錫辭世的。享年七十一歲的他，走完了從學中醫到法學家的跨界人生，也帶走了中國政法大學兩代民商法人之間的承繼薪火。早年負笈南京中醫學院的他，在1984年毅然棄醫從法，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師從佟柔教授研習民法，后留校任教并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這種從生命救治到制度建構的轉向，似乎預示著他此后為市場經濟法治奠基的學術使命。作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和中歐法學院的首任院長，他不僅是法學教育的組織者，更是躬身立法的實踐者——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司法》起草小組成員，他直接參與了《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法》等多部市場經濟基本法律的起草與修訂，用筆墨而非手術刀，刻畫了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法律基因。他的《公司詞義考》等著作，以語詞考古的方式探究制度變遷，被學界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問。方先生一生淡泊，臨終遺愿"不設靈堂，不舉儀式，不留骨灰"，以最決絕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仿佛一位完成使命的匠人，在拂曉時分悄然隱入江南的煙雨，只留下那些鐫刻在法律條文中的文字，繼續規制著千萬市場主體的悲歡離合。

楊鶴皋先生（1927-2026）

楊鶴皋先生是2026年辭世的一位世紀學者。2026年1月1日，九十九歲的他在北京告別了他為之鉆研了近七十載的法學世界。作為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奠基人，他的人生跨越了革命年代與法治建設兩個時期——早年曾是長沙地下組織的青年骨干，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為護校護廠而奔走；1950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后隨院系調整成為北京政法學院首屆學子。然而命運多舛，1957年的風浪讓他在圖書館度過了二十二年的沉默歲月，卻也讓他得以在青燈古卷間遍覽典籍，為日后的學術爆發積蓄了力量。1979年學科重建之際，他單槍匹馬撰寫講稿，創建了中國政法大學的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并主持設立了全國第一個該專業碩士點。從《先秦法律思想史》到卷帙浩繁的《中國法律思想通史》，他以科學的方法論梳理三千年法律思想脈絡，用"論從史出"的嚴謹考據，讓古人的政治智慧照進現代法治的現實。這位從印刷廠學徒成長起來的法學大家，用最樸素的勤勉告訴后人：真正的學問，是在漫長孤寂中一寸寸鑿出的礦脈。

當代法學十賢，是十座豐碑。江平的風骨、王名揚的嚴謹、潘漢典的博學、周枏的堅守、巫昌禎的悲憫、薛梅卿的孤潔、方流芳的犀利、李步云的勇氣、楊鶴皋的勤勉、張思之的擔當，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法律人群體的精神譜系。

斯人雖逝，其道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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