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130歲，三位嘉興人曾任校長

（來源：嘉興日報）

轉自：嘉興日報

　　■陳蘇

　　巍巍學府，弦歌錚鳴百卅砥礪，4月8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建校130周年慶祝活動舉行，群賢畢至。

　　從1896到2026，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交大130年的校史長河中，有張元濟、勞乃宣、沈曾植三位嘉興人相繼擔任南洋公學總理（校長）。

　　雖時間短暫，卻如同流星，在學校初創那段風云激蕩的歲月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態，在交大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交通大學是我國歷史悠久、享譽海內外的高等學府。

　　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為南洋公學。十九世紀末，甲午戰敗，民族危難，1896年，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盛宣懷秉持“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信念，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

　　創校伊始，盛宣懷確立“求實學，務實業”的宗旨，以培養“第一等人才”為教育目標，當時的校長大都是德望素著的飽學之士。

　　何嗣焜是南洋公學首任總理，掌校近5年。1901年春，何嗣焜病逝。

　　這一年是南洋公學校史上校長更迭最為頻繁的一年，也是校史上的“嘉興年”——三位嘉興人相繼出任校長：

　　張元濟（1901年春—1901年夏）、勞乃宣（1901年秋—1901年冬）、沈曾植（1901年冬—1902年春），短短一年，三位嘉興籍進士相繼掌校。

　　“第二任校長張元濟”

　　張元濟（1867—1959），海鹽人，交大校史上第二任校長。

　　他于1892年中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參與戊戌變法，是我國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愛國實業家。就其個人而言，張元濟從事近代出版和教育活動的開端在南洋公學。

　　張元濟和交大的淵源早在1899年就開始了。

　　晚清內外交困、屢遭列強凌辱，讓張元濟憂心忡忡，特別是甲午戰敗，他睜眼看世界，主張“昌明教育”“開發民智”，走教育救國之路。幾乎和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同時，張元濟參與創辦通藝學堂，支持汪康年辦《時務報》。在總理衙門任章京時，他還給光緒帝提供一些新書，力主引進傳播西學，開民智，求變革，挽國運。1898年，張元濟參與維新變法，失敗后，受光緒保全，“革職永不敘用”。

　　此時，張元濟因通藝學堂而被認為是成功的新派教育家，李鴻章是他在總理衙門時的上司，很賞識他的才干。離京臨行前，李鴻章建議他到上海后去找盛宣懷，并寫信推薦。

　　1899年初，張元濟被盛宣懷聘為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后任主事。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四年。

　　在張元濟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開風氣之先。這本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代表作，時至今日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1901年3月，何嗣焜病逝后，張元濟代理南洋公學總理，掌校雖只有3個多月。任內，他主持附屬高等小學堂開學，親自籌措規劃，選定課本，遴選教習，聘請吳稚暉為附小代主任，草擬《試辦附屬小學章程》及其經費預算。

　　張元濟任內最為人稱道、最重要的創新是成立“特班”。當時，南洋公學由小學、預科和商科組成，還有一個師范學校，而“特班”是專門為已受過舊學訓練的學者開設，當年應試者有數十人，其中很多人都參加過科舉。他受盛宣懷之意，擬具《南洋公學特班章程》，主持兩次招生，聘蔡元培為總教習，錄取黃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43名有為青年，包括一大批有名教育家，如著名教育活動家黃炎培、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藝術教育家李叔同等。

　　特班的設立，體現張元濟超越時代的教育眼光——“以待成才之彥士有志西學”，“凡學識淹通，年力健強者均可入學，有無出身勿論，曾習西文否勿論”。這種不拘一格選人才的開放理念，即使在今天，仍然令人感佩。

　　張元濟短暫的交大生涯，卻成為他人生轉型的關鍵節點。譯書院在中國近代出版和教育史上的諸多重要貢獻，大多離不開張元濟的把舵和操持；他在譯書院和南洋公學的實踐，實現了從翰林到近代出版家的人生轉型，也成為他從事近代出版和教育事業的起點。

　　1903年1月，譯書院裁并前后，張元濟離開南洋公學，加盟商務印書館。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商務印書館，這樣的選擇，出乎意料。但探尋張元濟的想法，這種選擇并不突兀。

　　與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張元濟把中國的希望寄托于“開啟民智”，他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在寫給盛宣懷的信里說：中國有四萬萬人口，只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

　　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廣集人才。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鄭振鐸、周予同、王云五、竺可楨、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在晚清的發行總量占到了全國的五分之四，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范本。

　　2024年，《張元濟與交通大學史料匯編》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張元濟之孫張人鳳先生與上海交大校史館何菲博士共同編纂，首次系統發掘整理張元濟與南洋公學相關的原始檔案文獻。

　　可以說，嘉興人張元濟以其出版家的博大胸懷和教育家的遠見卓識，在南洋公學草創階段，為百年交大植入了文化的基因。

　　“第三任校長勞乃宣”

　　緊隨張元濟之后登場的是勞乃宣。

　　勞乃宣（1843—1921），桐鄉人，1871年中進士。他的生平頗為傳奇——他是中國最早的地方大學畿輔大學堂首任校長，一生先后執掌交大、浙大、北大三所中國頂尖學府：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總理，后又主持求是大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911年任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監督，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罕見的四校校長。

　　1898年，勞乃宣創辦畿輔大學堂，摒棄科舉，引入西學，然而1900年夏，創設僅兩年的畿輔大學堂毀于八國聯軍的戰火，他也心疾復發。1901年春，勞乃宣在上海青浦朱家角治病。盛宣懷對勞乃宣早有了解，1884年，勞乃宣曾作為洋務文案入幕。盛宣懷力邀他擔任南洋公學總理并告訴他，此地偏僻，風景清曠，適合調養身體。“盛”情難卻，勞乃宣接受了這一職務。

　　1901年秋接任，同年冬離任，掌校不足三個月，就因心疾日趨嚴重離職，但他在有限的時間內，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情。

　　南洋公學初建時以培養高端法政人才為目標，計劃分別建立師范院、上院（大學）、中院（中學）、外院（小學）四院。他接手時，上院尚未設立，遇到中院頭班的七名學生應否升入上院繼續學業的問題。他向盛宣懷呈文指出，經費浩繁、人數太少等諸多原因，建議暫緩兩年開設上院。同時，針對頭班的七名學生，他提出留學方案，從中選拔五位學生赴英國留學四年，雖然耗費不小，但與建設上院相比，更為實際。

　　盛宣懷同意了他的建議。中院頭班的趙興昌、曾宗鑒、胡振平和李福基四位學生進入英國高校深造。其中，李福基入倫敦大學學習機械工程，后再入德國波恩大學深造，于1907年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

　　勞乃宣又建議南洋公學設立政治班，類似現代大學的預科教育，夯實了中院教育，為創建上院做準備；他建議以原有外院為基礎，招收適齡兒童，創辦新式小學堂，完整構建了小學教育體系，為南洋公學輸送合格生源，8月，任命汪榮寶為小學學監，南洋公學小學堂開學，首批招生70人。

　　短短數月，南洋公學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大學預科初具規模，辦學體系日趨完善，開啟南洋公學選派留學生的先河，初創時的多項規劃落到實處，為南洋公學之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離開南洋公學后，勞乃宣回到嘉興就醫，身體逐漸恢復。這一年冬，勞乃宣又接到浙江巡撫任道镕聘請，相繼擔任求是大學堂總理、浙江大學堂總理，1911年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也是清政府時期京師大學堂的最后一任校長。

　　勞乃宣還是一位深具造詣的音韻學家，畢生致力于漢字拼音文字的研究與推廣，也是清末修律中“禮教派”的代表人物。他親歷了時代劇變，無論是交大、浙大還是北大的掌校經歷，不過是其漫長人生中一個短暫的注腳。但正是這個注腳，將他的名字與交大、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緊緊聯系在一起。

　　“第四任校長沈曾植”

　　1901年冬，勞乃宣去職，沈曾植接任南洋公學總理，成為第四任校長。他掌校約半年，至1902年春卸任。至此，三位嘉興籍校長在一年之內完成了歷史的交接。

　　沈曾植（1850—1922），嘉興人，1880年中進士。他長于史學，深于地學，邃于律學，精于佛學，湛于詩學，卓于書學，國學大師陳寅恪稱沈曾植“近世通儒”。1922年，沈曾植病逝，王國維痛挽，“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更是大哲人”，“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稱沈曾植為“學術所寄”“邦家之光”，是中國文化托命之人。

　　他曾協助康有為變法，是北京強學會發起人之一，也是后來南洋公學總理唐文治的業師。

　　戊戌變法失敗后，沈曾植想從文化、教育、學術切入干預時事。他為劉坤一擬定變法奏稿，設議政、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等。

　　1901年冬，沈曾植應盛宣懷之邀任南洋公學總理，改革學校細規，對人才、科目、考試、教習等進行改革，致力于校務整頓與師資的安排，主張中西文并重，以特班為要務。

　　他先定特班課程，后延聘蔡元培、趙從蕃等名師主持特班教學。據研究，特班的法學教育采用自學加考試的傳統書院制方式，指導教師列示法學參考書目，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學習內容，指導教師按月評閱學生讀書筆記，并命題考試。這種教學方法，對激發學生積極性大有裨益。“南洋公學特班”學生對法律的學習方式，已具備現代法學教育的雛形。

　　此外，沈曾植還支持譯書院事業，在公學附設東文學堂。他改革管理體制，裁撤監院，改公學“總理”為“總辦”。

　　有趣的是，沈曾植在擔任南洋公學校長時，還留下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則重要掌故。1902年1月6日，沈曾植致周家祿函中，是目前所見中國文獻中，最早表達中國學術意義上的“國學”一詞。他邀請周家祿出任南洋公學文課總教習，以既可輸入外風，又“維持江左舊風”，“今日所當整頓，固不在西文而在中文，中文且不在國學而在國文”。可見，沈曾植在南洋公學期間，不僅致力于校務改革，也在中國近代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張元濟、勞乃宣、沈曾植——這三位嘉興籍校長，總任期加起來不過一年。從時間跨度上看，他們只是校史上的匆匆過客；但若從歷史貢獻的角度審視，他們卻以各自的方式，為這所百年學府注入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

　　他們來自嘉興，這片江南文脈的沃土；他們聚首南洋公學，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黎明時期共同書寫交大130年校史的序章。

　　他們以融貫東西的遠見、務實的態度推動早期的教育改革，以學者的淵博為南洋公學注入學術底色，三人各有所長，在交大南洋公學時期校長群體中構建了獨特的嘉興氣質。

　　而今，在交大建校130周年之時，回望南洋公學初立，正值清末社會大變革時期，這些嘉興籍校長，大多生于19世紀中葉，成長于舊學的浸潤之中，又主動擁抱西學的新風，他們的進退得失、思想變遷，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轉型史。

　　嘉興與上海交通大學之間的文脈淵源從未中斷。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中國自動控制學科的創始人之一張鐘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數學機械化研究奠基人吳文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日光燈與顯像管技術奠基人吳祖塏，都從交大走出。

　　這條跨越百卅年的校地文脈始終在延續和生長。

　　圖片來源：本報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