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巴黎被比作德黑蘭，親以組織：西方抗議是伊朗革命前奏

被刻意拼湊而成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一詞正在迎來它的“高光時刻”。根據筆者的追蹤數據，2025年該詞在西方主流媒體和博客圈的使用頻率較前一年激增了百分之三十三。

它頻繁出現在《耶路撒冷郵報》、新保守主義期刊以及西方小報上。這些媒體熱衷于將針對伊朗的非法戰爭，包裝成一場必要且高尚的征服行動。

這個詞并不新鮮。它的死灰復燃及其如今所服務的目標，亟需外界審視。

該詞是在“9·11”事件后新保守主義的狂熱泥沼中炮制出來的。其最堅定的締造者是作家諾曼·波德霍雷茨。他于去年底去世，而就在他離世幾個月后，他夢寐以求的轟炸伊朗計劃便化為了現實。

在該雜志的最新一期中，他的兒子約翰·波德霍雷茨接過了話語權的接力棒。他將納粹德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強行畫上等號，并感嘆如果美國在二十年前聽從他父親的建議投下炸彈，這一切本可以避免。

在此期間，“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一詞在名義上曾具有特定指向：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或是那些至死方休的拒不妥協者。

一旦確立了某種信仰類別會使其持有者失去公民保護的資格，那么究竟誰屬于這個類別，就完全演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事實上，這一定義的邊界一直在向外擴張——從“伊斯蘭國”到哈馬斯，到真主黨，到伊朗國家機構，再到巴勒斯坦公民社會，甚至涵蓋了任何聲援上述群體的人。

外界認為，這正是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能夠在全球媒體面前公然宣稱“哈馬斯就是‘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就是哈馬斯”的底層邏輯。

內塔尼亞胡本人耗費了大量政治資本，試圖將伊斯蘭教與法西斯主義強行捆綁。2015年，他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上聲稱，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向希特勒提出了大屠殺的構想。

這一說法不僅違背史實，更是一種極其明目張膽的捏造。該言論一出，立刻招致了包括以色列學者在內的全球學術界的強烈譴責。

分析人士指出，內塔尼亞胡的言論并非治國之道，而是戰爭手段。其核心意圖是在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與大屠殺之間建立虛假聯系，從而將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殘酷手段，包裝成對抗希特勒計劃繼承者的“正當防衛”。

事實上，這套相同的話語基礎設施，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在被精心構建。

她甚至將今天的倫敦和巴黎與1979年的德黑蘭相提并論。這無疑是披著地緣政治分析外衣的政治宣傳讀物。

由丹尼爾·派普斯領導的狂熱親以色列組織“中東論壇”，多年來一直在質問為什么反法西斯主義者不打擊“伊斯蘭法西斯主義”。該組織甚至將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認定為這一陣營的兩個“主要參與者”。

這絕非真正的學術探討，而是在引誘公眾接受該詞的預設前提。

其核心邏輯在于：穆斯林政治運動和整個伊斯蘭國家本質上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反對他們是反法西斯主義的自然延伸；而任何拒絕接受這種敘事框架的人，要么是過于天真，要么就是同謀。

這并非基于滑坡謬誤的假設，而是對已經發生事實的客觀描述。如今，這個詞正在英國主流社會中找到立足之地。

此前，一些被視為西方現代法西斯繼承者的群體在倫敦塔村區街道上游行，當地穆斯林對此做出了反擊。《猶太紀事報》卻顛倒黑白，將這些穆斯林描述為“伊斯蘭法西斯分子”。

該報將穆斯林群體而非他們的極右翼對手等同于法西斯黑衫軍。《旁觀者》雜志去年更是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塑造成打擊“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真正的反法西斯英雄”。

在英國新聞頻道最近的一檔節目中，主持人亞歷克斯·阿姆斯特朗公然宣稱，綠黨是“英國最接近‘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組織”。他給出的所謂證據，僅僅是該黨一個激進組織泄露的內部即時通訊軟件信息，以及一項關于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動議。

分析家胡安·科爾準確地指出了這個詞在選舉中的效用：這是一種披著理性分析外衣的恐嚇政治。

這也正是作家羅伯特·帕克斯頓曾發出警告的現象：這個詞并沒有將特定人群視為需要溝通與接觸的社會群體，而是將其框定為必須予以打擊的生存威脅。

其他嚴肅學者同樣對此類話語不以為然，他們清晰地洞察了這種市井詞匯背后的真實意圖。政治學家安妮·諾頓指出，法西斯主義純粹是西方的發明；借用它來描述穆斯林政治運動，是一種心理投射，而非客觀分析。

學者萊因哈德·舒爾茨則直言不諱地表示，這是一個旨在將伊斯蘭教與全人類徹底割裂開來的貶義標簽。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位具備公信力的法西斯主義歷史學家認可這個詞。正如科爾在質問為何從未使用過“猶太復國法西斯主義”一詞時所觀察到的那樣：“那些將‘法西斯主義’一詞與其他宗教和民族強行捆綁的群體，通常是試圖轉移外界對其自身威權主義行徑的注意力。”

學術界的批評并未能減緩該詞的泛濫。這是因為它的核心功能從來都不是為了學術分析，而是為了先發制人。

如前所述，根據筆者的追蹤數據，“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一詞在2025年的使用量較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其應用場景高度集中在三個話題集群：西方媒體對伊朗內部反對派的報道、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升級，以及對西方國家穆斯林民主參與的定性。

這種政治修辭在這三個話題之間實現了無縫切換。在德黑蘭焚燒頭巾的婦女，被直接等同于該政權無可救藥的鐵證。

外界分析認為，這正是為什么去年一月伊朗抗議活動的死亡人數會被大幅夸大。只有這樣，那些以捍衛西方利益為職業的英國評論員，才能順理成章地將伊朗政府貼上“伊斯蘭法西斯分子”的標簽。

這種詞匯使用頻率的激增，與以色列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加劇，以及試圖引導西方公眾輿論的幕后努力幾乎完全吻合。這絕非偶然的巧合。

這個詞正在發揮實質性的政治作用。它為軍事打擊發放了道德許可證，剝奪了異見人士的合法性，并通過預先將國際法律規范的捍衛者歸類為法西斯分子，徹底掏空了這些規范的約束力。

如果外界需要一張“許可條”，來為當前對伊朗和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以及對加沙地帶已經造成的毀滅性打擊進行辯護，“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無疑是一個最現成的借口。

幾十年前，美國和以色列針對穆斯林發動戰爭的鷹派政客們，就開始使用這個詞來為其狂熱行徑辯護。如今它再次被輿論場拾起，原因很簡單：接下來的地緣政治行動，迫切需要它的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