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師渠：為何要重視清王朝的最后10年

來源：人民政協報 清王朝的最后10年 ——以清政府的“新政”為中心的考察

本文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圖講壇”之“百年辛亥專題研究系列講座”中的一講，發表時有刪節。

演講人簡介:鄭師渠，1946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為何要重視清王朝的最后10年

從1901年到1911年，是歷時268年的清王朝崩潰前的最后10年。它以義和團運動的失敗肇端，又以辛亥革命的爆發告終。為什么要重視清王朝的最后10年呢？

第一，可以從“社會轉型”的概念說起。當下我們常說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如果我們注意到早在19世紀中葉，李鴻章等人即已提出了中國正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見，那么，便不難理解，若從長時段看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的中國歷史，都處于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即從傳統的封建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曲折而漫長過程。19世紀中葉揭開了它的序幕，最近30年的巨變，則是登堂入室，正展現其核心的歷史華章，或者說中國社會歷史變革正迎來百年的高潮。依此，也可以說，170年的歷史中，中國社會顯然又內含著幾個關鍵性的轉型期，其中，20世紀的最初20年，從1901年到1919年，這個轉型期影響至為深遠，它包括了1911年清朝崩潰、民國建立和五四運動。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宣告結束，開啟了共和的新時代。這是真正的歷史巨變。長期以來我們對此估價不足。明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清王朝的最后10年正屬于此期。

第二，清王朝的最后10年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對復雜的歷史現象，不能僅僅強調其必然滅亡的命運，而忽略其存在本身所具有的“現實性”和“合理性”，這會導致問題的簡單化。經過義和團運動之后的清政府雖命懸一線，但它最終不僅仍延續了10年之久，而且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歷史是多樣性的統一。辛亥革命的歷史是包括清王朝與革命派諸多因素互動的結果；不研究前者，后者也不易說得清楚。

總之，強調清王朝的最后10年，就是要重視它如何應對身在其中的社會轉型期復雜的局面及其得失。“化腐朽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這也有助于以史為鑒。這是個大題目，所以我加上一個副標題:“以清政府的‘新政’為中心的考察”。這里所謂“新政”，是清政府最后10年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的總稱。

怎樣看待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

要理解這一點，需首先了解清王朝最后10年中國政治的大格局。1901年《辛丑條約》訂立后，清政府雖得以維持自己的統治，但其所面臨的時局，愈加復雜，風雨飄搖。從總體上看，其時中國政治的大格局，可以作這樣表述:雙重語境下，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搏擊與較量。

所謂雙重語境，一是指《辛丑條約》訂立后，帝國主義列強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命脈，中國完全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是指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這集中的表現有三:1.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2.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3.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空前傳播。三種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盡管其統治根基受到動搖，但仍執掌政權；二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后稱立憲派。康、梁雖在海外，但與國內聯系廣泛，尤其是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國內主張立憲派勢力十分活躍，海外的梁啟超實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以各種形式指導前者，影響甚大；三是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孫中山1894年成立興中會，從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他在日本建立同盟會，革命派的力量實現大聯合，其影響更進一步迅速擴大。

三者的關系:清政府雖被削弱，但作為統治者掌握政權，仍處主動地位。其他兩派雖同為資產階級中的不同派別，因主張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宗旨不同，卻成水火，兩派間曾為革命還是改良展開激烈論戰。清政府與革命黨勢不兩立，它不容海外的康、梁，但與以后者為領袖的改良(立憲)派，卻不無妥協的空間。正是這三派政治勢力者間的相互博弈，展現了晚清最后10年復雜而生動的歷史畫卷，令歷史學家至今眾說紛紜。

理解了這個大格局，我們就可以來看看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在這樣一種嚴峻的形勢下，清政府該怎么應對呢？清政府打出的就是“新政”牌。1901年1月29日，庚子事變中逃到西安的清政府發表“罪己詔”和改革的諭旨，宣布“新政”。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以慶親王奕劻等總其成。清朝內部的臣工反應也很快，其中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上了三道奏折，是為轟動一時的《江楚會奏》。它規劃了新政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成為早期新政大綱。

清政府何以實行“新政”？怎樣看其初衷？任何政權在危機來臨的時候都不會坐以待斃，而亟謀應對，這是政治的本能，無需厚非。關鍵在于是頑固不化的負隅頑抗，還是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正是在這個意義，我們強調，也必須實事求是地肯定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即主觀上有積極的一面:痛定思痛，力圖跟上時代，變法圖存。這也是清廷唯一可能的出路。

在逃往西安的路上，西太后雖將“誤國”的責任推給別人，但也坦承了自己的責任:“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她以光緒帝的名義多次下“罪己詔”，并要求臣工就國事如何改革大膽進言。當時在她身邊的岑春煊——后來是軍機大臣，就曾回憶說，在路上，有一天西太后召對臣工，她突然提一個問題:國家蒙受了這么大恥辱如何昭雪？當時很多人一下子回答不了，他回答說:雪國恥，要在自強。岑春煊還說，太后為什么提這個問題？因為朝廷經過了庚子事變以后，知道內憂外患太嚴重了，再做表面文章沒有意義了，所以回到北京以后，開始陸續推動各項“新政”。人窮則返本。事變創傷多少觸動了西太后內心的世界，從而萌發了改弦更張，變法求存的念頭。這是關乎存亡的理性的選擇，簡單斥之為欺騙或假維新，并不妥當。當然，這又非一人之想，時清廷內部及民間也多有進言求變者。是主客觀多種因素的組合，終使清廷將“新政”提上議事日程。

清政府打出“新政”的旗號，效果如何？應當說，這個旗號果然牽一發動全身，立即觸動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神經，迅速形成了社會熱點，很快產生了有利于清政府的社會效果，使之擺脫了庚子事變后全然遭唾罵的被動境地，得以重新控制了局面。1901年底，梁啟超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維新圖說》，他說幾個月來“維新”成了社會上時髦的流行語，風行一時。無論是皇上、太后，還是官吏、士人、紳商，只要腦筋正常的人都不能接受守舊派、“守舊鬼”的稱號。通過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幾點信息:一、“新政”上諭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故“維新”成了時髦語；二、把維新說成社會共識，也包含了皇上和西太后，等于為西太后摘去了“守舊鬼”的帽子；三、透露了當時清政府所面臨的困局開始出現改觀。

當然我們還注意到，這個“新政”上諭還專門談到了“新政”和前面戊戌維新的完全不同。它說，康有為所搞的戊戌維新“妄分新舊”，是亂法非變法。而此次“新政”，“嚴去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才是真正變法。這不是無意中的節外生枝，西太后的政治用意很明顯:這樣一來，不僅突出了新政的合法性，而且是把改革的旗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可以名正言順主導“新潮流”，從而變被動為主動，極大提升自己執政的道德高地。

清政府最后10年的所謂“新政”，可以分兩期:從1901年啟動到1905年是第一期，1905年到1911年是第二期。在第一期連續下了數十道法令，其改革雖存在種種弊端，但也仍然當肯定它是有實質性意義的。主要涉及行政機構改革、獎勵工商業、軍隊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例如教育改革，1903年清政府統一了全國學制，就是很有名的“癸卯學制”，建立了以小學、中學、大學三級學制為中心，再輔以實業教育和師范學堂這樣一個完備的近代教育體系，影響至今。從動機與效果相統一的觀點看問題，“新政”的實踐本身也說明了其初衷所包含的合理性。

但是，“新政”畢竟沒有挽救清王朝最終崩潰的命運，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清王朝的崩潰:成也新政，敗也新政

古今中外歷史反復證明，改革從來都是有風險的。法國近代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談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礙大革命的重重障礙，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樣才能動手進行革命，因而，改革為大革命作了準備”。足見社會改革的心理有兩重性:一方面有惰性，另外一方面，改革一旦啟動，訴求一旦付諸實行，欲望就會加速強化，即失去耐心，急于求成。這是值得注意的社會歷史現象。

現在我們反過來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說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新政”既經發動，就不可能中止，關鍵就在于看你能否有效地控制因之新興的各種社會力量，始終把掌改革的主動權。這一點將決定其存亡。1905年以后進入的第二階段，“新政”的風險增加了，人們直接要求實行立憲，清政府顯然在開始階段沒有料到這個必然的趨勢。

1905年以后出現立憲運動，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04-1905年，日俄在中國東北發生戰爭，結果是日本打敗了俄國。這場戰爭對中國人影響甚深，國人從日勝俄敗中得出兩點結論:一、日本人是黃種人，俄國人是白種人，亞洲的日本能打敗歐洲的俄國，這證明西方長期以來所謂黃種人是劣等民族，并沒有根據，因之增強了自信心；二、日本是君主立憲國家，俄國是專制國家，日本打敗俄國，再次證明了只有走君主立憲道路，中國才有希望。在此背景下，立憲的呼吁不斷高漲，清政府被迫派五大臣到國外考察東西方憲政，并在1905年9月初發布上諭決定要“仿行憲政”。預備立憲一實行，各種新舊矛盾進一步凸顯，局面更加復雜。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清政府內部權力之爭加劇了。在清廷內部，預備立憲成了權力再分配的盛宴，明爭暗斗激烈。這種權力之爭，前期集中表現為袁世凱、奕劻與瞿鴻禨、岑春煊兩派間的博弈；后期則表現為以攝政王載灃為代表的滿族新貴與袁、奕兩派間的博弈。1906年9月新官編制館成立，由奕劻、孫家鼐、瞿鴻禨三軍機為總其成，載澤、袁世凱等14名滿漢大臣會同編纂。袁先于其中安插親信，接著便運作使自己提出的方案獲會上通過:合并內閣和軍機處為責任內閣，設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總理大臣總攬行政大權，下設11個部。方案的核心在責任內閣。袁想當總理大臣，為避嫌，授意他人提名奕劻充任，自為副大臣。袁想獨攬大權的用心太露骨了，方案遭許多人反對。瞿鴻禨利用單獨召見的機會，向太后說明責任內閣對她不利，將導致大權旁落。結果太后否決了袁的方案，而采用了瞿等人的方案。11月初頒布新官制，保留軍機處和內閣，不設責任內閣，設11部，但各部大臣中滿人占多數。不僅如此，陸軍部成立，統一全國兵權，袁只好自動將除直隸總督以外的八項其他兼差一并辭去，所掌北洋六鎮歸陸軍部，只留第二、四兩鎮獲準繼續歸其統轄督練。袁世凱不甘失敗，他在接著開始的東三省地方官制改革中謀求安排親信，結果又告失敗。袁世凱、奕劻兩次聯手都沒有成功，他們開始反擊。首先，奕劻利用西太后對康梁的恨意，進諂言說瞿鴻禨、岑春煊曾多次舉保過康梁，有結黨圖謀不軌之嫌。太后疑，依劻言，將岑春煊調出軍機處，派到兩廣當總督，不久又將之罷免。接著瞿鴻禨也落入袁的陷阱，被開缺回籍。岑、瞿和袁、奕間的爭奪，以前者徹底失敗告終。

袁世凱、奕劻戰勝了瞿鴻禨、岑春煊，剛穩住陣腳，次年底光緒、西太后便先后去世，局勢大變。3歲的溥儀繼位，年號宣統，他的父親載灃為攝政王。載灃想除去袁世凱，他以袁腳不好為由，將其逐回河南彰德老家養病。載灃為首的一批滿洲少年親貴，便借官制改革，鼓吹中央集權，實則是滿人專制。故他們不僅打擊袁，而且竭力將漢人排除出中央權力。滿漢爭權，親貴內部同樣矛盾重重。奕劻雖保中樞地位，但已成虛名。載灃三兄弟獨攬軍權，載灃還要收地方兵權，督撫權力進一步削弱，中央與地方矛盾加劇。

由上可知，本來富有意義的“新政”，已逐漸演化成了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權力之爭。

其二，清政府和立憲派間的關系迅速惡化。“新政”的重要戰略目的，就是要安撫立憲派，以共同對抗革命黨。但是，隨著預備立憲后，立憲派進一步提出參政要求，而清廷的政策僵硬，應對失當，彼此矛盾日趨尖銳，關系迅速惡化。

“新政”上諭公布后，立憲派開始還是

滿意的，他們紛紛成立各種團體，準備推行預備立憲。但隨后很快意識到，預備立憲缺乏時限，遙遙無期。所以他們要求明確立憲的日期。清政府受到壓力，1908年8月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答應以9年為期實行預備立憲。但是立憲派不滿意，認為9年太長，要求盡快召開國會，并于1909至1910年間，先后舉行了三次全國規模的請愿運動，令清廷陷入了困境。先是強硬抵拒，無效，請愿的聲勢愈大。1910年11月，第三次請愿活動終于迫使清政府做出讓步，宣布要立即組織責任內閣，并于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即1913年，較9年提前4年，但比立憲派要求1911年召開國會，晚了兩年。)同時申明“萬不能再議更張”，有違者即以擾亂治安論處。奉天代表團十余人于12月中赴京，果然被軍警押解回籍。請愿運動失敗。1911年5月建立責任內閣，奕劻為總理大臣，17個內閣成員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故被稱為皇族內閣。這無異于火上澆油，令立憲派徹底心寒。這時黃花崗起義剛剛發生，離武昌起義也只有五個月時間。立憲派開始分化，紛紛棄清廷而去，另謀取出路。

上述兩方面矛盾的加劇，都是致命的。清廷內部綿綿不絕的爭權奪利，集中反映了統治集團的腐朽。風雨飄搖，都不能做到同舟共濟，“新政”本是清王朝續命湯，他們卻將之變成了利益再分配的角斗場。統治的力量因內耗大大削弱了。“新政”的本意是要順從民意，尤其首先安撫好立憲派，但現在對后者的要求簡單打壓，卻變成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將對方推入敵對者的行列，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同時，二者互為因果，催生了另外一個更糟糕的結果，就是造就了以載灃為首的一群滿族少年親貴執政，最終將“新政”的“續命湯”進一步異化成了清政府的“催命湯”。載灃等人既是利令智昏，又缺乏執行力、應變力，等到武昌的槍聲響起，以載灃為首的這些滿族親貴手足無措，只好回過頭，請自己的仇敵袁世凱出山，最終讓人家算計，將政權拿了去，268年的清王朝也隨之崩潰。

清王朝的最后10年，成也新政，敗也新政。當它舉起“新政”旗幟，決計與時俱進，改革圖存時，它為自己爭得了延續政權的“現實性”與“合理性”；但是，它既無法制止內部爭權奪利的腐敗和不能有效掌控“新政”的發展，使變法的初衷難乎為繼，它便失去了自身繼續存在的“現實性”與“合理性”。清王朝雖延繼了10年，其最后的崩潰，仍成了無可避免。

結束語

清政府的“新政”失敗了，原因在哪里？我認為至少有三點是可以提到的:其一，缺乏深思熟慮和周延的改革方案，“新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

晚清推行“新政”，究其實質是承諾推進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尤其是要根本改革千年君主專制制度。但此事體大，清朝君臣，無論是太后還是張之洞諸人，顯然都缺乏足夠的現代知識。也沒有如同日本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樣的富有現代性的能臣相佐。同時，盡管也有要求督撫議奏、舉行御前會議討論，甚至派員出洋考察，但各個關鍵點上推出的方案，都無非急就章，具有很大盲目性與隨意性。前期改革內容多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延伸與擴充，變動不是太大，故較平穩；后期預備立憲，涉及政治制度根本變革，深層矛盾突顯，應對顯然少章法。所謂“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似乎很經典，究竟如何解讀施行，不清楚；制度設計新舊間如何銜接，無人知曉。結果無法預測風險，尤其是后期，越來越陷于被動，終至于失控。

其二，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新政”缺乏執行力。

在當時中國講改革，難度極大，尤其需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力量來推行。此時清廷已成強弩之末，西太后個人強勢，并不能代表中央強勢，何況風燭殘年，很快去世。中央最高層分裂，渙散無力。最終成孤兒寡母、懦弱無能之載灃諸人秉政，更形成了嚴重的內輕外重與大權旁落的危局。“新政”之最高領導層，軟弱無能，一盤散沙，其難以持續，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階級局限無法超越，“新政”難乎為繼。

“新政”雖是清廷的變法求存，但它的近代化屬性，要求統治者必須尊重民意，逐漸放棄階級特權。清廷君臣恰恰無法超越自己的階級局限，將“新政”變成了爭權奪利的盛宴；結果不僅葬送了“新政”，同時也使自己與清王朝同歸于盡。

清王朝最后10年，成也新政，敗也新政，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歷史啟示:轉型期的歷史改革往往具有風險。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引出兩點教訓:

一、轉型期往往是社會大變革的關鍵時期，人心思變，孕育大希望，同時新舊矛盾交錯，也潛伏大風險。它要求主持者必須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終把握改革進程的主動權。“治大國如烹小鮮”，老子的話只具部分真理性。強調周密穩妥是必要的，但強調高瞻遠矚，洞察先機，把握主動權的雄才大略，同樣是必要的。

二、轉型期的大變革涉及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乃是應有之義。重要在于，主持者必須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超越小己私利，維護大局與公益，從而占據道德高地，以人格魅力，彰顯改革的公信力。熊十力先生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民眾”，這與毛主席的名言“政策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異曲同工。足見:吏治腐敗絕對是改革之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