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許世友得知自己患肝癌，拒絕所有檢查治療，將掃把倒掛在墻上

1947年臘月的一天，魯南山區大雪封路，許世友剛結束一次急行軍，隨手把馬鞍摔到火堆旁，自嘲地說了一句：“苦日子還多著哩。”誰都未曾想到，三十八年后，他會以同樣決絕的神情，把一把掃帚倒掛在南京中山陵八號小樓的臥室里。兩處動作隔著近四十年的時空，卻都透出他對命運的那股硬氣——要么拼到底，要么干脆不理會。

1980年初夏，75歲的許世友正式從廣州軍區司令員崗位上退下來。他告訴身邊人，京城濕冷，筋骨老毛病犯得厲害，想回南京寫點東西。鄧公聽完，只回了三個字：“照他辦。”當年八月，他搬進中山陵八號。這幢兩層西式小樓曾屬于孫科，落地窗、拱形門、寬闊草坪，加起來像極一段過往的繁華。可沒過幾周，草坪上已擠滿小麥、玉米和高粱，靠馬路的圍墻下甚至砌起豬圈。那座西餐廳，被他改成堆放農具的倉房。警衛班起初覺得荒唐，后來也跟著下地鋤草，“老司令愿意當莊稼把式，我們陪著就是”。

閑下來的時間，他用來整理回憶錄。《我在山東十六年》《我在紅軍十年》先后出版，行文克制，不夸戰功，只琢磨打仗的脈絡。有人夸他筆鋒硬朗，他哼了一聲：“只是把見過的血汗寫明白。”寫累了，他會把椅子一推，摸起竹竿到魚塘邊兜圈，再不然坐上吉普車繞南京城一周。司機換了好幾茬，車卻始終是普通吉普，他堅持：“咱不是當官的料，別給自己找事。”

1982年9月，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上，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他當選副主任，卻第一個表態：“我在南京過得爽，別安排我常駐北京。”眾人莞爾，沒人再勸。此后，他偶爾乘軍機赴京參會，完事立即返寧，依舊守著那片麥地和豬圈。

轉折出現在1985年春節前。腹部脹痛、食欲驟降，他以為是老年胃病，喝了幾口草藥便作罷。三月，警衛員強行把他送到上海華東醫院檢查。甲胎蛋白數值飆出四十多倍，專家會診后語焉不詳，只建議定期復查。回到南京，他當晚對炊事員說：“豬食多加點紅薯葉，省得糟蹋。”誰也沒料到，這句玩笑竟是他最后的“農事安排”。

又過兩個月，南京軍區的復查結果更不妙：肝部腫塊已成定局。軍區首長把報告送北京。中央電令：立即住院。聶鳳智親自帶著軍醫登門，話未說完，許世友擺手：“用不著，你們忙去吧。”老部下、301醫院的劉賢庭追問：“軍醫全在北京，您放心些。”他嘿嘿一笑：“北京人多，吵不過他們。”

從那天起，他干脆把院門反鎖，宣布不再接受任何檢查。緊接著，家里人發現臥室墻上多了一件東西——一把倒掛的長柄掃帚。警衛長忍不住問：“首長，這是？”他答得云淡風輕：“咱老家講究，掃邪打鬼，圖個清凈。”說罷轉身寫稿，仿佛病痛與他無關。

然而病情并不會因倔強而停下腳步。9月30日，腹水、昏睡、肢體血瘀反復出現，醫療小組緊急進駐。有人建議立即送總醫院，警衛員猶豫不決，向守志拍板：“抬走。”凌晨的病房燈光慘白，他醒來一眼看見輸液管，也沒發火，只淡淡地嘟囔：“麻煩。”此后意識反復模糊。10月中旬，楊尚昆等前去探望，輕拍他肩膀，他睜眼，吐出四字：“我完蛋了。”語調平靜，卻讓在場諸人鼻酸。

10月22日下午，許世友深度昏迷兩晝夜后，經搶救無效，停止呼吸。終年八十歲。遵照遺愿，他與母親合葬。靈柩中除常用手表、收音機外，還放入三件隨葬物：一瓶茅臺配白色玻璃小杯，一支老獵槍，一沓嶄新百元鈔票，共一百元整。警衛員在墓前輕聲念叨：“酒壯膽，槍打鬼，錢買路。”算是一種質樸的軍人幽默。

那把倒掛的掃帚，后來被家屬帶回河南故里。墻上留下兩個小孔，像極了他早年扎營打樁的動作。有人問，這么做到底有沒有驅邪之效？老部下笑著搖頭：“效不效不知道，但首長認定的事，誰也別想改。”這大概就是許世友骨子里的那股勁：行勝于言，倘若不是自己認可的路，再多的規勸也只是風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