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氏家族掌舵人榮毅仁，鄧小平請他出山，毛主席：這是護國大功臣

1979年1月17日中午，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西餐廳燈火通明。年近八十的鄧小平端著酒杯迎向五位老友，目光停留在63歲的榮毅仁身上，輕輕招呼了一句：“榮老板嘛！”席間沒有繁復寒暄，每個人都明白，這場簡短聚會意味著新的開局——對外開放的大門即將推開，而坐在正中的那個無錫人，正是即將被請出山的關鍵人物。

鏡頭向后拉，時間回到清光緒元年。1875年8月4日，榮德生降生在江南富庶的無錫。彼時洋務運動余溫尚在，民族工商業剛剛發芽。二十一歲時，他與兄長榮宗敬創辦錢莊，旋即切入最緊缺的面粉與棉紗。到1931年，兩兄弟掌控十二家面粉廠、九家紗廠，產量占全國兩成，人送外號“面粉大王、紗線大王”。數字冰冷，卻說明一點：在外資擠壓的縫隙里，榮氏做出了“活下去”的體量。

1937年，淞滬會戰的炮聲把上海夜空點亮。榮德生讓車間晝夜不停地軋面、紡紗，專門給前線送糧送被。機杼轟鳴聲中，他還接手軍需品生產。幾年后，工廠被炸、股金被查封、虧空加劇，長兄病逝，他本人又遭綁票，家族幾乎散架。有人勸他去香港，他只回了一句：“我是中國人，不走。”

1948年秋，蔣經國南下抓經濟，上海各大商號人人自危。32歲的榮毅仁被莫須有罪名傳訊，幸虧解放軍兵臨江南，審訊草草收尾。就在解放前夜，72歲的榮德生提出“三不”——不遷廠、不轉資、不離無錫。以他的話說，廠子一動，工人就沒了飯碗；資金一撤，供應鏈就垮；人一走，空殼毫無意義。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入城。還在資本市場浮沉的榮毅仁第一次踏進市府大院，就被陳毅拉住：“以后，所有榮氏企業由你來主持。”從此，這位“少壯派”開始與新政權互動。

1950年春日，北平的頤年堂里燈影搖曳。毛澤東把榮毅仁的手攥得緊緊的，“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一句調侃，化解了初見的拘謹。周恩來半開玩笑地補刀：“年輕的民族資本家，膽子大得很。”隨后的宴席上，毛澤東反復強調“實業報國”與“人民利益”四個字。榮毅仁默記在心。

公私合營時代來臨，榮毅仁成了上海紡織系統的骨干。他日夜盯在車間，為的是證明：民族資本改制后同樣能活力十足。1956年1月，毛澤東特地到申新九廠考察。機器轟鳴中，他問：“公私合營后生產怎樣？”榮毅仁答得簡潔：“比以前好。”毛澤東點頭，隨即又問：“什么時候趕上國營廠？”這次回答很實在：“兩三年。”那天他陪毛澤東逛了七個車間，細節無聲，卻讓這位無錫人明白了什么是信任。

十年動蕩讓榮氏家族再度沉寂。及至1976年風云落定，鄧小平復出，重提經濟建設的當口，第一個想起的還是這位“榮老板”。1978年，榮毅仁被推舉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緊接著出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新職位意味著更多責任：外匯、技術、市場，缺口大，時間緊，需要一個熟悉國際章法又懂中國國情的人。

當年人民大會堂的那場午餐會被后人稱作“五老火鍋”。席間各抒己見，胡厥文說要廣納人才；胡子昂主張盡快打開外國市場；周叔弢與古耕虞拿出多年的外貿名片。輪到榮毅仁，他只講了一條：“現在最緊的，是搭橋。”他算了筆賬：彼時全國外匯儲備不足二十億美元，靠自己攢，速度太慢；必須“拿人家的錢，干自己的事業”。

鄧小平當場點頭：“那就請你來牽頭吧。”一句話，催生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不到半年，國務院批復“中信”成立，榮毅仁兼董事長、總經理。公司掛牌那天，北京建國門外的舊招待所剛翻幾間房，滿打滿算只有十幾號人，一臺舊復寫機。可短短八年后，中信總資產過五百億元，從衛星通信到銀行保險，從豪華酒店到波音客機租賃，樣樣都跑在前頭。1987年，《財富》雜志把榮毅仁列入“全球五十位最具魅力企業家”，理由很樸素：他使世界資本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中國。

鄧小平后來回憶說：“中信是個窗口。”窗口背后，正是榮氏家族與生俱來的商業嗅覺。榮毅仁把散落在東南亞、歐洲、美洲的二百多位榮氏族人“拉群集結”，海內外資金匯流北京，成了改革開放初期最稀缺的動能。

時間繼續往前推，榮毅仁第二次“出山”是在1985年。中信運作海外融資接近瓶頸，他主動請纓籌建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營公司，沒要國家一分錢預算，兩年后這家機構變成外匯“造血機”，一年可創匯數十億美元。第三次“出山”則在人們意想不到的領域。1993年，七十開外的他接受推舉，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那一年，中國GDP首次突破三萬億元。

很多人只看到榮氏的財富，卻忽略了他們的底色。抗戰時的面粉船，解放前夜的“三不”承諾，申新車間里的追趕指標，還有中信樓里連夜談判的煙霧燈，這些片段串起一條清晰的時間線：家族企業與國家利益并軌，榮毅仁始終在一線。

2005年10月26日，榮毅仁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榮氏家族第四代、第五代仍深耕實體與金融，許多早年外資合作項目已轉為本土控股。無錫老宅的祠堂墻上掛著一幅對聯——“實業報國，家國同心”。書法不算工整，卻凝住了四代人共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