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33年叛變，解放后進復旦大學當教授

1933年春末，天津法租界刑訊隊押解一名眼圈烏青的男子走進看守所，門口士兵嘲笑道：“黃先生，這回還死扛嗎？”男子抬頭，只淡淡一句：“命可以不要，話不多說。”幾個小時后，他在紙上寫下幾處秘密聯絡點。自此，名叫黃平的革命者，命運陡轉。

黃生于1900年前后的漢口，家境不算寒門卻也談不上優渥。父親早逝，全家靠二哥在海外的津貼度日。母親性格倔強，用盡家里最后一點積蓄供二哥去法國留學。二哥回國后任教復旦，才讓一家人遷往上海，也讓黃平接上外語這一根“救命稻草”。

他在報館當英文校對，蹭報社的字典練口語。1920年轉到俄國遠東通訊社干翻譯。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帶來一位英語高手，黃平自覺飯碗不保，索性毛遂自薦去莫斯科進修。一次酒會上，他抓住代表團長的袖口：“給我一個名額，包你不后悔。”這句半開玩笑的話，竟成了通往東方大學的門票。

莫斯科的零下二十度讓不少法國回轉生喊冷，黃平卻說冷能提神。他在圖書館啃完《國家與革命》，又被趙世炎、陳延年拉進地下讀書會。1923年冬夜，幾人圍爐，有人問：“信不信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大聯合？”黃平把手貼在火爐邊：“信，不信就不會在這兒挨凍。”

1924年回國后，他與周恩來接上了線。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名義上是駐港特派員，實際上整天混在電車修理廠工棚里發動工人。粵港罷工期間，香港的電話線被剪得亂七八糟，黃平寫報告時提到一句：“線斷了，心還連著。”

“五卅”后形勢驟變，他奉命回廣州組織省港大罷工。陳延年犧牲的噩耗傳來，黃平拍桌子怒吼：“下一次接頭點要換十個地方！”悲憤不過三天，他又恢復沉著，安排交通網，奔走于粵漢之間。廣州起義爆發，張太雷犧牲，他臨危受命成了蘇維埃政府的人民內務委員。起義終究失敗，黃平被列為處分對象，卻仍被推選去莫斯科參加六大，可見當年在黨內的分量。

六大之后，他留在莫斯科補課，也替代表團做聯絡。有意思的是，當時他常穿一件打補丁的呢子大衣，莫斯科街頭的中國學生都稱那件大衣為“流動通訊站”。1931年，他被遞補為中央委員，回國奔走北方工運。局勢越來越險，京津兩地到處是特務，黃平仍堅持用真名坐火車——他說假證件反而容易露餡。

意外還是來了。1932年，他在天津遭出賣落網，入獄數日企圖自盡未成。傳訊室里，軍官拍桌威脅：“再不說，就上老虎凳！”黃平咬緊牙關，終究泄露了三四個接頭地址以及劉少奇在上海暫住的小樓，這次動搖成了日后他口中的“第一大錯”。押赴南京憲兵司令部途中，他聽說自首可免死，遲疑再次吞噬了勇氣，寫下了那份含糊的自白書。在二哥的疏通下，黃平得以出獄，革命生涯戛然而止。

脫險后的日子潦倒而漫長。上海的弄堂不缺失意者，黃平靠給洋行當秘書、給外商做翻譯糊口，逢人便自嘲“半條命半張嘴”。對往事，他絕口不提，只在深夜獨坐弄堂口，點燃一支便宜的紙煙，看陌生人來來往往。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進城。三天后，四十多歲的黃平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在市政府門口排隊辦事。他把隨身的舊公文包遞給接待員，低聲說：“我是黃平，來自前中央，愿受組織處理。”接待員一愣，隨即請示。審查持續整整九十天，市里翻遍檔案、詢問老同志，結論是：犯有變節錯誤，但無重大賣黨罪行，可予以寬大處理。

于是，一紙任命書將黃平送進復旦大學外文系。他走進教室的第一天，還有學生認出這位灰頭土臉的老師曾是通訊社翻譯。黃平只讓大家叫他“黃先生”，課上談莎士比亞，也講《宣言》的譯法，不帶一句政治口號。課余，他默默把工資的大半寄給老母親，余下的錢買俄文原版書，說是“補課”。

1978年，中組部工作人員專程到上海調資料，重談早年歷史。黃平配合，但一再強調：“我的錯誤有記錄，別替我抹。”工作人員臨別問他有什么請求，他擺擺手：“沒有，我是來還賬，不是來領情。”

1980年冬，他將個人經歷寫成回憶錄，首句竟是《出獄記》。在寫到1933年的那張自白書時，他只留下一行注解：“此頁當焚。”最終未刪，被編輯原樣保留。次年初春，黃平病逝，終年八十出頭。遺物中除幾本英語、俄語辭典，最顯眼的是當年那件縫補無數次的灰呢大衣，袖口翻折處，依稀還能看到舊日蘇聯針腳。

多年之后，學生整理他的課堂筆記，夾紙里有一行潦草的鉛筆字：“若無信仰，此生荒寒。”讀至此處，旁人或許仍難以評價他的一生。是叛徒？是學者？還是夾縫中求存的凡人？但他終究留下了回答：信仰未泯，只是人心有時先行示弱。道理，留給后來者去思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