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豪擲630億美元購美安全背書，F35B航母戰力大增

日本學者的擔憂并不是多余的。自高市早苗擔任日本首相以來，不斷在強兵擴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達9.04萬億日元，從絕對值來看，日本防衛預算已連續14年增長，占GDP比重由1.19%急速躍升至2%以上。此外，日本大力采購400枚戰斧巡航導彈，將“12式導彈”射程升級到1000公里以上，強化對地攻擊能力。日本還發展太空戰力，組建了800多人的宇宙作戰集團。同時改造“出云”級航母，使其能夠垂直起降F35B。

在涉臺問題上，高市早苗發表負面涉臺言論，將“臺灣有事”與“日本的存亡危急”相結合。在西南諸島方向，日本陸上自衛隊計劃于2026年度在沖繩縣與那國島部署防空電子戰部隊，該島距離臺灣僅約110公里。2月23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視察琉球群島基地時，明確表示將按計劃在該基地部署03式中程地對空導彈。在熊本，改進型12式反艦導彈于3月底前完成部署，射程延伸至1000公里，攻擊范圍大幅前推。沖繩駐軍也由第15旅團升格為師團，編制擴大且戰力增強。

這些部署不是零散的增強，而是為了構建明確的戰略威懾體系。從將防衛費提升至GDP的2%、研發進攻性導彈、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到通過“修憲”尋求軍事擴張的“合法化”，再到引進核動力潛艇為切口逐步推進核軍事化。三層路徑層層遞進，指向的是一個目標，那就是徹底擺脫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使日本重新擁有對外打擊能力。

在政治層面，高市早苗獲得了自民黨自戰后以來的最高議席數量。2月8日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單獨獲得316個席位，超過了眾議院465個總議席的三分之二，達到了可以單獨提出修憲動議的門檻。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所獲36席，執政聯盟共斬獲352席。這意味著即使參議院否決法案，眾議院也可再次表決通過。選舉后高市在記者會上明確表示將挑戰修改憲法。

在外交層面，高市早苗急于強化日美同盟。3月19日，高市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這是她就任首相后首次訪美。訪問期間，高市開出了一張價值約63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清單，涵蓋能源、半導體及導彈聯合開發等領域。這次美日會談的重頭戲，是從“經貿主軸”轉向“安全主導”，以經濟投資換取美國的安全背書，甚至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默許，是日本的主要考量。

在不到半年時間里，高市早苗從軍事、政治、外交三個方向同步推進，推動日本的戰略轉軌，這已經不是某個領域的微調，而是對整個戰后和平體制的系統性修正。產生這種變化，不排除有三種因素。

第一是歷史修正主義的長期累積。日本曾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幌子實施侵略戰爭，但自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右翼通過篡改教科書、淡化加害歷史等手段，導致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不斷抬頭，極右翼勢力快速擴張。這不是近幾年的新現象，而是長達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當一代人接受的歷史敘事被系統性地改寫后，其對國家定位和安全觀的理解必然發生變化。

第二是經濟停滯引發的民意轉向。日本經濟經歷的“失去的三十年”，讓日本民眾對政黨政治普遍失望，久而久之，日本各界逐步將經濟低迷歸咎于對外實力孱弱，輿論甚至將政黨視為國家發展的阻礙。這種心態與二戰前高度相似，當國內發展遇到瓶頸時，日本極右翼往往把對外擴張當作唯一出路。高市選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抓住了日本這種民粹化情緒。

第三個因素是外部約束機制的松動。美國通過《舊金山和約》將日本打造為“反華”前沿，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對日本的軍事限制逐步放松，日美同盟的安全綁定程度越高，日本“軍國主義”的外部阻力就越小。高市政權積極推動修改“無核三原則”，核心訴求在于為日美核共享松綁，強化同盟威懾力，同時也在為今后在“無核三原則”上尋求更大突破，甚至探索自主擁核的可能性。

各界學者們之所以發出警告，還源于日本右傾化后的代價。

經濟層面，日本的擴軍路線正在壓垮財政。2026財年，日本政府債務利息首次突破30萬億日元，國債余額將累計突破1300萬億日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日本債務今年將達到GDP的232%，位列西方主要經濟體之首。核心CPI漲幅維持在3.8%，而實際工資增長僅為1.2%，民眾購買力連續多月萎縮。

政治層面，高市通過眾議院大選確立了政治強人地位，日本政壇重回一強多弱的格局。但選舉期間，高市卻對爭議議題和“黑金政治”等問題的刻意淡化。不難看出，高市的執政合法性，是建立在日本選民的認知落差之上的。2026財年正式預算案沒能及時在參議院通過，就是日本在野黨和民意反彈的直接表現，隨著軍備擴張帶來的民生壓力持續加碼，高市面臨的政治風險將逐步放大。

外交層面，高市對美國的投入并沒有換來實質的回報。一方面，美日沒有發表聯合聲明，特朗普還在會晤期間公開提到“珍珠港事件”，讓高市早苗十分尷尬的同時，可見美方對日本并沒有太放心。另一方面，美國目前深陷中東問題，不久前從亞太和沖繩抽調了大量兵力和裝備，這印證了美國安全戰略中的收縮趨勢。而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導致中日關系急劇惡化，地區安全環境日趨緊張。

日本學者的警告值得重視，它針對的不是某一項具體政策，而是整個日本國家方向的變化。當一個國家開始將戰爭準備作為國家戰略的核心，讓經濟和社會全面服從于戰爭時，誰都不能保證歷史會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