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胡厥文】抗美援朝時，上海工商界捐款、折戰斗機四百零四架

胡厥文是我國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民族工商業的杰出代表。

早在青少年時期，胡厥文就和許多同代人一樣，認識到貧窮和落后就要挨打這一基本事實，于是立志以實業救國。1921年他創辦了上海新民機器廠，后來又陸續創辦合作五金廠等四家企業，摸索出一條機器工業與日用品工業相結合的發展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他團結上海工商界同仁，趕制一批批手榴彈、地雷、穿甲彈，送往前線積極支援十九軍路軍抗日。幾十天日夜奔忙，竟至須髯盈頰，他索性蓄須明志以記國難，表示不驅逐日寇出中國誓不剃須。

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登陸，為保存民族工業，他又組織蘇、浙、滬、寧百余家民營工廠遷往內地，使這些內遷工廠成為抗戰時期后方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

1945年抗戰勝利后，胡厥文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對民族工業的壓榨和剝削，這促使他認識到單靠實業是不能救國的，民族工業家必須有自己的政治團體。因此，他與黃炎培、章乃器等開始籌備建立中國民主建國會。

正值此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飛抵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9月17日，毛澤東在桂園（張治中的公館，如去注）舉行茶話會，招待胡厥文、劉鴻生、吳羹梅、吳蘊初、章乃器等產業界人士。毛澤東贊揚他們為發展中國民族工業所作的貢獻，同時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資本是得不到發展的，只有在國家獨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業才有發展前途，并向他們介紹了中共對待民族資本的政策。

他說，中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同資產階級是有矛盾的，不承認這個矛盾是不客觀的。但是在現階段，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共不主張沒收資本家產業，而主張實行調節勞資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關系。中共絕不會把愛國工商界當敵人，相反把他們看成朋友，希望大家為建設新中國共同努力。

胡厥文第一次蓄髯前后像

1954年4月 毛主席與胡厥文握手

聆聽了毛澤東坦誠、懇切的談話后，胡厥文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但心中尚有一絲疑惑未解，便乘機當面向毛澤東請教：抗戰勝利了，現在要和平建國，共產黨為什么還要保持自己的軍隊？

毛澤東以事實向他說明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在抗戰中發展壯大，為抗戰勝利創造了條件。如果抗戰勝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軍隊和陜甘寧邊區政府，顯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沒有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想在抗戰后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是不可能的，各民主黨派和產業界人士要想有爭取和平民主的發言權也是很困難的。

以下為如去注：

抗戰時，社會輿論和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包括胡厥文等民族資本家）的立場，大多是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形成了所謂“第三方政治勢力（中間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后，第三方政治勢力，希望“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作為第三方勢力的代表章伯鈞當時曾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并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第三方勢力的意見當時代表了民眾的呼聲，蔣介石接下來就“作秀”，順從民意、邀請毛先生重慶談判，商討和平建國，名義上是“化干戈為玉帛”，實際的目的是讓共產黨“放下武器、接受整編”。

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曾發電報給毛先生，勸“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并不無恐嚇意味地說“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在胡適電報的前兩天，斯大林也來電說：“中國同志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隊。”

1945年9月4日，重慶談判

胡厥文

當時的重慶，有3份影響力大的報紙，一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一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還有一份就是立場中立的《大公報》。作為當時的第三方勢力的代表，《大公報》也主張“統一優先”，“國家必須統一，不統一則勝利不完全，而建國更困難。全國必須團結，不團結則有內亂的危險，更無從使國家走上民主建設的大路。”

在重慶談判的初期，《大公報》曾連發多篇社評，批評內戰。重慶談判期間的9月20日，《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以個人名義設宴歡迎。宴會上，有人提到“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主席當即指出：“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爐灶里不許我們做飯。”

但中共對于蔣介石的判斷、開始并未得到第三方勢力的普遍理解。到了1945年11月20日，《大公報》直接發表社評《質中共》：毛先生在重慶時，曾幾度在公開集會上大聲的說“和為貴”，“忍為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究曾和了幾許？忍了多少？

文中還這樣說道：政黨要爭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于應該以政爭，不應該以兵爭。以政爭，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以兵爭，則是以武力決定勝敗。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必然是強權專制。

第三方勢力的如此觀點，倒不是因為他們支持國民黨，更多地是表達人民的厭戰情緒。但這種觀點暴露出第三方勢力中的某些人“以書生之心度強人之腹”的一廂情愿。

讓中共放棄武力？提出這種建議之前，應該先考察一下中共是怎么開始和國民黨武裝斗爭的：當年蔣某人發動的“四一二”，汪某人發動的“七一五”，第三方的政治勢力沒有切身體會不知道，但對于中共而言，那可是沒齒難忘的血的教訓啊！

所以中共對于第三方政治勢力的幼稚觀點也不客氣，1945年12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了《駁大公報》：無論滿清政府、袁世凱政府，都是在“國家”、“中央”、“合法”的名義下打殺人民的。共產黨要是放棄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劊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報》的作者先生！你們要在人民面前抹煞這種血的經驗，血的教訓，你們是低估了人民的覺悟了。”

這場筆戰，字字句句“見血”、直逼中國“真問題”；然墨跡未干，烽火已燃，隨著內戰的爆發，蔣某人“假民主、真內戰”的心思暴露于天下，其“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心思破滅，越來越多的第三方政治勢力站到了中共這一邊。

當然，在重慶談判時、也有大批成熟的民主人士，對蔣某人乃至其控制下的國民政府的做事風格都有深刻的認識，他們都能清醒地知道中共向蔣某人繳械后的后果，所以，他們都擔心中共對蔣某人的讓步過多、會掉入陷阱。

比如張瀾，當時就十分擔心毛主席的安全。尤其10月3日，蔣介石為鎮壓云南的愛國民主運動，密令杜聿明指揮駐云南的中央軍包圍昆明，解除龍云在云南的一切職務；此變后，張瀾深感形勢惡化，對毛先生在重慶的安全非常擔心，派人告訴周恩來，希望毛主席早日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如去注畢。

民主黨派響應五一號召

胡厥文（左四）率團慰問抗美援朝志愿軍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胡厥文茅塞頓開。他后來得知，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就密令下發《剿匪手冊)，《雙十協定》簽署后墨跡未干，又下令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對國民黨假談判、真內戰的兩面派手法，胡厥文十分氣憤，回想起毛澤東此前的一番話，不由得更感欽佩。

在此背景下，胡厥文等加快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籌備進程，12月1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胡厥文、黃炎培、黃墨涵三人組成主席團。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在上海的民建總會得知情況后，5月23日秘密召開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胡厥文等一致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并指定章乃器、孫起孟為駐香港代表，與中共駐港代表及其他民主黨派取得聯系，于6月9日向中共正式表示響應“五一”號召，公開宣布接受中共領導。這既是民建成長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胡厥文矢志依靠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密切合作、團結奮斗的新起點。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厥文留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堅持領導民建的地下斗爭。9月21日至30日，他以民建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當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親眼目睹毛澤東撳下電鈕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激動得熱淚盈眶，心中感慨萬千，不久寫了一篇《1950年歲首獻詞》，歌頌中華民族的新生。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8日毛澤東發出《給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命令》。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十五萬人舉行抗美援朝大游行，胡厥文宣讀了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致敬的電文。

1951年6月29日，在胡厥文等八人提議下，上海市工商聯先后組織三次捐款活動，截至1952年5月19日，上海工商界捐款達六千多億元(舊人民幣)，折合戰斗機四百零四架。他還將自己積蓄悉數捐出，支持兒子參軍入朝，并于同年9月率團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

<全文共兩部分、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續>

文后說明：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