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平斡旋到戰略附庸，印度沉默兩周僑民安全危機

一 、能源脆弱性與互聯互通博弈

作為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印度85%的原油需求依賴進口，其中約半數經由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該國90%的液化石油氣進口同樣通過這一狹窄水道。隨著伊朗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襲擊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美軍基地，印度不僅面臨國際油價波動帶來的通脹壓力，與普通家庭生活息息相關的液化石油氣供應更是早已陷入短缺。盡管印度石油和天然氣部緊急指示優先保障關鍵產業和家庭日常的液化石油氣供應，但餐飲業與家庭用戶仍陷入恐慌性囤積，直接引發經濟社會層面的震蕩。

伊朗南部恰巴哈爾港的命運暴露了印度在基礎設施長期投入和“議題結盟”階段性紅利之間的矛盾。該港口被印度視為繞過巴基斯坦、連通中亞與阿富汗的重要戰略資產，同時也是印俄聯合規劃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的關鍵節點。自莫迪2016年訪問伊朗簽署相關開發協議以來，印度至少已在該港口上投入1.2億美元。然而美以再襲伊朗后，該項目已陷入無限期延遲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美國對印度運營該港口的制裁豁免將于2026年4月到期。在當前態勢下，印度與伊朗在該項目上的任何積極舉動都可能觸發美國的二級制裁。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由莫迪與美國總統拜登在2023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新德里峰會上推出、被特朗普稱為“歷史上最偉大貿易路線”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卻隨著以色列在地區影響力的強勢增長再度成為熱點。地區的零和博弈迫使印度需在其擁有更大主導權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與依賴美以同盟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之間作出艱難取舍，而這種取舍本身就是“戰略自主”原則的倒退。

二 、從不結盟到“議題結盟”

歷史上，印度曾通過不結盟運動在冷戰時期維持與阿拉伯世界的穩定伙伴關系，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作為印度不結盟外交的原則主張，并在1988年成為首批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國家之一。1992年與以色列建交后，包括印人黨政府在內的歷屆印度政府仍維持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道義支持。印以關系的實質性發展并未對印度在中東各方勢力之間的平衡外交構成較大沖擊。隨著中東傳統地緣博弈進入新一輪動蕩，以及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國內成為主流思潮，印度的中東政策逐漸由對沖策略向“議題結盟”轉型。

這種轉型的驅動力源自莫迪政府務實與戰略調整的雙重考慮。一方面，以色列作為印度主要的武器供應國，在無人機、導彈防御系統及網絡戰領域對印度的軍事現代化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在中美博弈加劇、印度逐漸融入美國盟伴體系的大背景下，深化與以色列的戰略合作有助于印度將美印“印太戰略”協同擴展至西北印度洋。莫迪已在2021年拜登政府時期與美國、以色列、阿聯酋聯合推出“中東四方機制”。這種“議題結盟”的代價是印度在中東沖突中的“戰略自主”觀感不復存在。莫迪在美以襲擊伊朗前48小時擁抱內塔尼亞胡，并在此后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保持長達兩周的沉默，這些舉動無疑表明印度已在實質上放棄了在中東的中立地位。

更為長期的影響在于印度作為美國“戰略附庸”形象的固化。3月5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蘭道在新德里舉辦的瑞辛納對話上明確表示，美國不會允許印度崛起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力量，并要求印度減少對俄羅斯和伊朗的能源依賴、擴大自美國的能源進口。這一過于坦率的言論引發印度輿論界的爭議，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特朗普對印度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定位——印度不僅需配合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更可能在未來的地區安全架構中被邊緣化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而非“規則制定者”。在全球南方反對霸權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印度正從“受壓迫者的捍衛者”轉變為“施暴者的同謀”。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兩頭受堵”的印度恐在戰略上陷入“系統性孤立”。

三 、民粹政治面臨內外反噬

國大黨等反對黨已敏銳捕捉到這一矛盾，并藉此恢復自身在“道義外交”中的話語權。國大黨領導人索尼婭·甘地指責莫迪政府在伊朗危機中的沉默是“背叛原則”，該黨主席馬利卡爾瓊·卡爾格直言莫迪的無動于衷展現了“極致的道德怯懦”。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在伊朗危機中的態度可能會進一步刺激印國內約兩億穆斯林群體對政府的負面情緒。莫迪政府先后拒絕對加沙人道主義危機及造成至少165人遇難的美以空襲伊朗南部小學事件進行譴責，卻對伊朗報復性襲擊海灣地區擁有最多印度人的阿聯酋表示“強烈譴責”。這種差異化的表態被輿論解讀為“雙重標準”，加劇印國內本就緊張的教派關系。

印度戰略界對莫迪政府應對方式的評價同樣呈現兩極分化。部分戰略精英支持莫迪出于務實考慮的“戰略轉向”，認為印度在現階段必須優先保障800多萬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務工僑民的安全，以此確保每年近1350億美元的僑匯，因此對伊朗的單方面譴責是“現實政治”的必要。而一部分前外交官與學者則痛惜政府立場變化使印度放棄了多年積累的“和平斡旋者”形象。

盡管莫迪政府在事后派出外交秘書唐勇勝前往伊朗駐印度大使館吊唁哈梅內伊，印度外交部也保持著與沖突各方的外交溝通，但印度在第一時間的“沉默”已使自身失去對任何一方的實質影響力。幾乎在美國副國務卿蘭道“訓導”印度的同時，伊朗副外長賽義德·哈提卜扎德也在瑞辛納對話上對美以的戰爭行為展開猛擊，并特別提及“印度必須詢問美國為何在印度洋針對伊朗船只”，這再度引發國際輿論對印度在“德納”號護衛艦遇襲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爭論。盡管如此，印度并未對美軍在其“后院”的武力投射公開表達任何異議，已然削弱了自身在地區安全秩序中的公信力。與印人黨政府關系密切的印度前外交秘書坎瓦爾·西巴爾也認為，印度至少應對受邀參加軍演的人員遇難表示哀悼。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印度地區影響力的邊緣化也在客觀上為巴基斯坦在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創造了空間。2025年9月，巴基斯坦與沙特簽署了共同戰略防御協議，以構建更加密切的軍事同盟關系。在此輪戰事中，巴基斯坦謹慎地平衡與伊朗的關系。夏巴茲政府第一時間譴責美以再襲伊朗及刺殺哈梅內伊的行動，重申支持“兄弟國家”伊朗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盡管該國同印度面臨相似的能源危機與戰略選邊困境，但外交道義與戰略利益上的平衡仍使巴基斯坦保留了作為地區調停者的潛在影響力。

無論此次美以再襲伊朗的結局如何，印度都將面臨難以逆轉的結構性損失。若伊朗長期動蕩，恰巴哈爾港極可能成為沉沒成本，印度將被迫依賴美以擁有更多主導權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從而進一步從屬于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若伊朗成功抵御了美以的顛覆行動，印度將面對一個與其互信受損的伊朗，其伸向中亞與阿富汗的戰略觸角可能被斬斷。印度在發展中國家中的道德領導力正在逐漸流失，軟實力的損耗將在長期削弱印度爭奪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及全球南方領導權的合法性。然而印度的根本困境在于，莫迪政府試圖通過“議題結盟”實現“多向結盟”的策略，在零和性日益凸顯的中東沖突中已難以為繼。印度精心構建的“戰略自主”正逐步讓位于戰略僵化。在能源危機、僑民安全、美國經濟制裁與國際公理的四面夾擊下，莫迪政府的中東政策正面臨最具挑戰性的壓力測試，但持續時間和最終決定權顯然不在印度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