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被欺凌，父親卻猝死，學校應承擔哪些責任

2026年3月30日下午，云南曲靖市馬龍區通泉中學的校園調解室內，一場因校園欺凌引發的調解會，在開始僅幾分鐘后，就以一位父親的猝然離世而戛然而止。這位15歲九年級學生的父親楊某，在得知兒子自本學期初便持續遭受同學從索要零食、錢財到最終毆打的欺凌過程后，情緒激動，突發心源性猝死。

盡管校方工作人員提供了自動體外除顫器（AED），但現場無人會用，錯過了心臟驟停后最寶貴的“黃金四分鐘”搶救時間。待急救人員趕到，已無力回天。事發后，家屬與校方就責任歸屬陷入僵局，當地教育部門成立專班，公安機關也已介入調查。這起悲劇，如同一面多棱鏡，折射出校園安全中欺凌防治、應急救護與法律責任交織的復雜困境。

從事件經過看，學校的責任鏈條存在多處值得審視的環節。首先，是對欺凌行為的預防與處置。根據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校園欺凌已被明確納入治安管理處罰范疇。該法及教育部后續配套規定，均壓實了學校的主體責任，要求其建立預警、干預、報告和快速處置機制，對瞞報、漏報、處置不當的，相關責任人將被依法追責。

通泉中學的這名學生遭受欺凌已有一段時間，學校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發現與報告機制？是否在得知情況后第一時間進行了有效干預并通知了雙方監護人？這些都將成為調查和追責的關鍵。其次，是學校對進入校園的家長所負有的安全保障義務。

學校作為調解活動的組織者和場所管理者，對參與其中的家長負有合理限度內的安全保障義務。在已知家長可能因獲悉孩子被欺凌的殘酷細節而產生劇烈情緒波動的情況下，學校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情緒安撫、風險預警或應急準備措施？

律師分析指出，若學校未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可能需承擔相應過錯責任。最令人痛心且無法回避的，是現場急救的嚴重缺失。學校配備了AED卻無人會用，這直接暴露出“重配備、輕培訓”的形式主義弊端。

教育部自2026年起大力推進“守護生命第一課”公益項目，旨在為學校配置AED并開展急救技能培訓，明確要求“確保緊急時刻用得上”。此事件恰好發生在該政策推行之際，以最慘痛的方式警示，將急救設備轉化為救命能力，離不開常態化、全覆蓋的技能培訓。

此外，實施欺凌的學生及其監護人也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涉事學生已滿15歲，其持續的索要財物和毆打行為已構成欺凌。根據新法，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者，一年內兩次及以上實施欺凌，將依法執行行政拘留；其監護人則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當然，楊某自身患有高血壓，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因素。

在法律上，這涉及學校過錯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認定。關鍵在于，得知孩子被欺凌的強烈精神刺激是否為誘發疾病發作的重要因素，以及學校在組織調解和后續救助中是否存在過錯。

參考既往類似司法案例，對于在校內突發疾病身亡的事件，法院通常會綜合考慮學校是否盡到管理、救護職責，以及自身疾病的參與度來判定責任比例。若學校在刺激家長情緒、救助不力等方面存在過錯，即使死者有基礎疾病，學校仍可能需承擔部分賠償責任。

此事可能走向何方？其一，民事賠償訴訟幾乎不可避免。家屬可就楊某的死亡向法院提起人身損害賠償訴訟，主張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訴訟焦點將集中于學校對欺凌事件的處理是否合規、調解過程是否存在過錯、急救措施是否得當。法院將依據過錯責任原則，并可能參考司法鑒定關于情緒刺激與死亡之間因果關系的意見，作出裁決。

其二，行政調查與問責將同步進行。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專班和公安機關的調查，旨在查明欺凌事實、學校日常管理是否存在漏洞、事件處置是否得當。若查實學校存在嚴重失職，相關責任人可能面臨行政處分。涉事學生也將由公安機關依法調查處理。

其三，此事必將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倒逼系統性整改。在欺凌防治方面，它將促使各地學校真正檢視并落實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從預防、發現到處置的全鏈條機制，杜絕“內部消化”的思維。在急救能力建設上，這場悲劇將成為推進“守護生命第一課”項目最有力的催化劑，迫使教育部門和學校將AED使用、心肺復蘇等技能納入師生必修課并定期演練，確保“人人會用、敢用”。

更重要的是，它再次以生命的代價向社會宣告：校園欺凌絕非“孩子間的打鬧”，其惡果可能蔓延至家庭，造成無法挽回的創傷；而校園安全，也絕不能止于配備幾臺設備、張貼幾條標語，它需要的是扎實的管理、盡責的守護和真正對生命的敬畏。

一位父親在校園內的非正常死亡，留下的是一個破碎的家庭和一個必須回答的沉重問題：我們的學校，究竟為守護每一個生命做好了多少實質性的準備？公正的調查與合理的責任認定是告慰逝者的基礎，而由此引發的深刻反思與切實改進，才是避免悲劇重演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