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有才華“嫖客”：被萬千歌女包養，去世后一堆人為其哭暈

北宋有個風俗，叫"吊柳七"。每年清明，大批歌妓穿著素衣，帶著酒菜，浩浩蕩蕩跑到郊外一座墳前祭掃。這事年年如此，持續了將近七十年，民間甚至流傳一句話：不來這里拜一拜，都不好意思說自己踏青了。

而這座被萬人祭掃的墓，主人死的時候，家里窮得連棺材都沒地方放，只能寄在寺廟里，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柳永本"不該"變成這樣。

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做過工部侍郎，相當于今天的建設部副部長級別。家里兄弟幾個，號稱"柳氏三絕"，父親、叔父、哥哥，清一色進士出身。這樣的家庭背景，擱在北宋，正常劇本是：讀書、考試、當官，順理成章。

結果柳永偏偏在科舉這條路上翻了車，而且翻得非常徹底。

他第一次進京趕考，大概二十五歲，落了。第二次，三十出頭，又落了。第三次，他哥哥跟他同場考試，哥哥考上了，他沒有。第四次，四十一歲，還是落了。

整整十六年，考了四次，一次沒過。

但奇怪的是，柳永并不是沒本事。他的詞在當時已經傳遍大街小巷，連皇宮里都在唱。問題出在另一個地方——他寫的東西太"市井"，太直白，太不像一個想當官的人該寫的樣子。

當時的皇帝明確下過詔令，說這種"靡靡之音"會帶壞風氣，要嚴格管控。考官看到柳永的名字，看到他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心里大概已經有數了。

最絕的是仁宗皇帝。 據說他親自劃掉過柳永的名字，批了幾個字，大意是：你不是想喝酒唱歌嗎，那你就去唱吧，要什么功名。柳永聽說這事之后，也沒哭天喊地，反手給自己起了個外號——"奉旨填詞"。皇帝叫我去寫詞，我就寫詞，合法合規。

這種勁頭，算是一種倔強，也算是一種自我保護。

后來他還去求過當時的宰相晏殊。晏殊問他，你會寫詞嗎？他說，我會啊，您不也寫詞嗎。晏殊冷冷回了一句，我寫詞，但我寫的不是那種"彩線慵拈伴伊坐"。這話說得非常難聽，翻譯過來就是：你寫的是下九流的東西，我們不是一路人。

柳永碰了一鼻子灰，出門走了。

事情的結局是，他在五十一歲那年，趕上了一次皇帝開恩的特殊考試，終于考上了。改了名字，從"柳三變"改成"柳永"，想跟過去劃清界限。但仕途依然一言難盡——做了十幾年官，最高只做到一個從六品的閑職，比他父親當年的位置差了不知道多少級。

科舉這條路越走越窄，但柳永在另一個地方越混越順。

北宋的汴京是那個時代最繁華的城市，瓦舍勾欄鱗次櫛比，做娛樂生意的地方多得數不過來。教坊里的樂工每次搞出一個新曲調，第一件事不是別的，是去找柳永——沒有他填詞，這首歌就沒法推向市場。

歌妓也明白這個道理。柳永的詞一旦寫進某個人的曲目里，這個人的身價立刻能翻好幾倍。所以對她們來說，得到柳永的一首詞，是實實在在的投資。她們用錢、用吃住、用各種物質供養換柳永寫詞，雙方心知肚明，各取所需。

這事聽起來有點"嫖客被包養"的意思，但放在當時那個語境里，更像是一種職業合作——柳永是她們最重要的內容供應商。

他跟很多歌妓都有真實的情感，不只是交易關系。蟲娘、謝玉英、陳師師……他寫過她們，陪過她們，也被她們養過。

他那首《雨霖鈴》，"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就是第四次落榜之后，離開汴京時寫給情人的。科舉給了他一道傷，這首詞給了后來所有失戀的人一個出口。

他的詞傳播到了什么程度？有人當時問過一個從西夏回來的官員，對方說了一句讓人至今印象深刻的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唱柳永的詞。不是汴京，不是江南，是整個宋朝的版圖。

而最荒誕的反差是，嘴上罵他"浮靡"、好幾次親手把他踢出科舉名單的宋仁宗，私下場合喝酒開宴時，點的也是柳永的詞。侍從們一遍又一遍地唱，皇帝聽了還不夠。

這世界有時候就是這么擰巴。那些說你不入流的人，背地里是你最忠實的受眾。

柳永最后定居在潤州，也就是今天的鎮江，在那里度過了生命最后幾年。死的時候，家里幾乎什么都沒有留下。沒有后代守靈，沒有親屬料理，棺柩只能暫寄在附近的寺廟里。

這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后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在潤州做官，想起這里還停著柳永的棺柩，四處打聽他的后人，找了一圈，一個都沒找到。最后是這位官員自己掏錢，把柳永正式下葬了。

一個宰相的弟弟，為一個連自己墓地都沒著落的窮詞人操心身后事。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某種形式的認可了。

但真正的故事，是那些歌妓做的事。

她們中有人從很遠的地方趕來，為柳永守靈，哭得站不住。據說謝玉英在柳永死后沒多久也隨之而去，臨終前說要葬在他旁邊，后來真的實現了。這些細節有多少是歷史、有多少是后人的寄托，已經很難說清楚。但它們被記錄下來，被一代代人傳述，本身就是一種真實。

柳永一生寫了兩百多首詞，在宋代詞人里算不上最多，但他做了一件改變游戲規則的事：在他之前，詞大多是短小的，像彈弓，射得近；他把詞寫長，像投石車，能裝進更多東西——山河、離別、市井、欲望。后來蘇軾讀他的詞，說有幾句已經達到唐詩最好的水準。

這個評價，來自一個同樣科舉高中、官途順遂的人。

柳永考了一輩子的試，最終沒能走進他以為的那扇門。但他其實早就在另一面墻上，鑿出了一個洞。后來穿過那個洞走進去的人，數都數不清。

那些每年清明來哭他的女人，大概比任何一塊功名碑都更誠實地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究竟值不值得被記住，從來不是考官說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