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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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策略
盡管TI高管馬克·謝潑德(Mark Shepherd)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亞洲海軍服役,但張忠謀打趣道,他在那里的專長不會超出“酒吧和舞女”。 謝潑德的父親是達拉斯警察,六歲時組裝了他的第一個真空管。 他在建立TI的半導體業務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包括在第一個集成電路發明時,監督杰克·基爾比所在的部門。謝潑德肩膀寬闊,衣領挺直,頭發光滑,笑容緊繃,看起來像得克薩斯州的企業巨頭。現在,他準備領導TI,實施將部分生產外包到亞洲的戰略。
張忠謀和謝潑德于1968年首次訪問中國臺灣——作為亞洲之旅的一部分,為新的芯片組裝工廠選擇地點。這次訪問再糟糕不過了,謝潑德的牛排被淋上了醬油,而不是得克薩斯州通常的做法,他對此非常憤怒。他與臺灣精明的實力派經濟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李國鼎(K. T. Li)的第一次會面災難性地結束了,當時這位負責人宣稱,知識產權是“帝國主義者用來欺負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東西”。
李國鼎將謝潑德視為美帝的代理人并沒有錯。但與試圖將美國趕出自己國家的北越不同,李國鼎最終意識到,中國臺灣將從與美國更深入的融合中受益。自1955年以來,中國臺灣和美國一直有“盟約”,但在越南戰爭失敗的背景下,美國的安全承諾顯得搖搖欲墜。從韓國到中國臺灣,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在尋求美國從越南撤軍后不會讓它們孤立無援的保證。它們也在尋找工作和投資,以解決經濟上的不滿,這些不滿驅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傾向共產黨。李國鼎意識到,TI可以幫助臺灣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
華盛頓的戰略家擔心,美國支持的南越即將崩潰,這將給整個亞洲帶來沖擊。外交政策戰略家認為,東南亞的華裔社區已經成熟,隨時會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
沒有人比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更擔心越南共產黨即將到手的勝利。20世紀60年代對中國臺灣的經濟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十年,但對其外事政策來說是災難性的。蔣介石仍然夢想著奪回大陸,但軍事平衡已經對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964年,中國大陸試驗了第一枚原子彈,隨后進行了熱核武器試驗。那時的中國臺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要得到美國的“安全保障”。但隨著越南戰爭的持續,美國削減了對包括中國臺灣當局在內的亞洲盟友的經濟援助。 這對于一個如此依賴美國支持的地區來說是一個不祥的跡象。
李國鼎曾在劍橋大學學習核物理,經營過一家鋼鐵廠,在戰后幾十年指導中國臺灣經濟的發展,開始制訂與美國經濟融合的計劃。 半導體是這個計劃的核心。李國鼎知道有很多美國華裔半導體工程師愿意提供幫助。在達拉斯,張忠謀敦促TI的同事在臺灣設立一家工廠。張忠謀在斯坦福大學的兩個博士同學來自臺灣,他們讓張忠謀相信,臺灣有一個不錯的商業環境:員工工資水平低。
在最初指責謝潑德是帝國主義者之后,李國鼎很快改變了態度。他意識到,中國臺灣地區與TI的關系可以改變臺灣的經濟狀況、建設工業和發展獲得技術訣竅。與此同時,電子組裝將促進其他投資,幫助臺灣地區生產更高價值的產品。隨著美國人對亞洲的軍事承諾越來越存疑,中國臺灣迫切需要與美國的關系多樣化。對“保衛臺灣”不感興趣的美國人可能愿意保衛TI。李國鼎認為,臺灣島上的半導體工廠越多,與美國的經濟關系越密切,臺灣地區就越“安全”。1968年7月,在緩和了與臺灣地區的關系后,TI董事會批準在臺灣建造新工廠。到1969年8月,這家工廠開始組裝第一批器件,到1980年,它已出貨10億個器件。
約瑟夫·格蘭瓦爾德和肯尼思·弗拉姆,《全球工廠:國際貿易中的外國組裝》,布魯金斯學會,1994年,第100頁。
并非只有中國臺灣認為半導體供應鏈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1973年,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告訴美國總統尼克松,他指望通過出口來“緩解新加坡的失業”。 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TI和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在這個城市國家建造了裝配廠。許多其他芯片制造商也緊隨其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的半導體公司在國際上雇用了數萬名工人,主要在韓國、中國臺灣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得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芯片制造商,以及在亞洲許多半導體裝配廠工作的華裔工人,形成了一個新的國際聯盟。
半導體重塑了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們的經濟和政治。曾經滋生政治激進主義的城市被勤勞的裝配線工人改造,他們樂于用放棄非固定職業或自給農業來爭取工廠里的高薪工作。到20世紀80年代初,電子行業占新加坡GNP(國民生產總值)的7%,占制造業就業的25%。在電子產品生產中,60%的產品是半導體,其余大部分是沒有半導體就無法工作的產品。在中國香港,電子制造業創造的就業機會比紡織業以外的任何行業都多。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吉隆坡和馬六甲的半導體生產蓬勃發展,新的制造業崗位為1970—1980年離開農場搬到城市的15%的馬來西亞工人提供了工作。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往往會在政治上造成不穩定,但馬來西亞保持了低失業率,且擁有許多相對高薪的電子組裝工作。
從韓國到中國臺灣,從新加坡到菲律賓,美國在亞洲形成了半導體組裝工廠的工業布局,即使在美國最終承認在越南戰敗并撤回其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后,這些跨太平洋供應鏈仍然存在。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與亞洲的結合更加緊密。
1977年,謝潑德再次來到中國臺灣。這是在與李國鼎第一次見面近十年后,二人的再次見面。臺灣仍然面臨著“風險”,但謝潑德告訴李國鼎并承諾:“我們認為這種‘風險’將被臺灣經濟的實力和活力抵消,TI將留在臺灣并繼續發展。” 該公司至今仍在中國臺灣設有工廠,此時臺灣已成為硅谷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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