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全球都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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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點
往往，國家即使面對1%的戰爭風險，也會做100%的準備。當世界都在做準備，戰爭就可能自我實現。戰爭經濟學告訴我們：和平其實是戰爭的遺產之一……

正文

戰爭已經成為日常，大爭之世已經成為新常態。人們對于高烈度、大范圍的戰爭不斷在自我心理建設。而國家——這個主要由戰爭催化的政治組織——在和平多年嗅到危險的硝煙味道后，正積極為戰爭風險做全面的準備。“戰備-資源-預算-債務-產能”的戰爭產業鏈閉環正在形成。

對于國家來說，即使有1%的戰爭風險，也會進行100%的戰爭準備。就像一個家庭感受到了被搶劫的風險，肯定會花重金整固防盜門窗，并積極投入安裝安保防護系統。從北約諸國提議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5%的戰時標準開始，全球進入了戰備補庫存的高峰周期。

當世界都在為戰爭做準備的時候，戰爭就很可能自我實現。

而今天的經濟環境，產能過剩、軍工+AI科技的崛起、債務無限膨脹、赤字無約束擴大、年輕人大面積失業、軍工復合體的利益沖動等等，似乎都在烘托一種亢奮又危險的氣氛。

我從五年前學習構建的新戰爭經濟學體系，為俄烏戰爭和中東戰爭的宏觀分析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框架。它較好地解釋了戰爭如何發動，以及戰爭結束的基本條件，并為大類資產配置和風控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戰爭經濟學的研究由來已久。狹義來說，戰爭經濟學是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戰爭的一門經濟學學科。宏觀上，分析的是一個國家在“大炮和黃油”之間的資源配置。微觀上，則是用博弈論，結合行為學和政治學的方法分析戰爭發動背后的機理，包括戰爭是如何發起的，又是如何結束的。

廣義上，戰爭經濟學屬于復雜經濟學的范疇，需要用復雜系統論和控制論來分析戰爭的一系列復雜動因和機理結構。

戰爭當然是要唾棄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和平主義者、反戰主義者。但是從冷酷實證的角度，很多學者近期的著作，也重點論述了戰爭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意義。客觀來說，人類重大的科技革命和組織變革（比如現代國家和現代公司）等，最初的起源都受益于戰爭。

大部分學者認為，正是戰爭以極端的暴力消滅了日常的暴力，讓持久的和平成為可能。戰爭打造的暴力機構以“以暴制暴”的威懾秩序塑造了今天的和平社會。可以說，和平孕育在戰爭之中。戰爭讓權力和財富重新洗牌，實現了過去分配極化和扭曲后的再平衡。

歷史上，戰爭是加速器，也是個謎。事后來看，戰爭仿佛是蓄謀已久的，“英雄”建構的。但如果回到戰爭啟動以前，其實沒有人想到會爆發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再重要的個體比如國家領導人，也只是處于歷史的洪流之中身不由己或無意識的卷入了戰爭。

比如，俄烏戰爭開始前，普京只是想發動一場有限的、局部的、可控的“軍事行動”。澤連斯基可能一度也想妥協投降，甚至也可能因為一時的懼怕想當逃兵，畢竟他并非軍人出身，總統之前只是一個演員。但是他選擇了勇敢留下來抵抗，現在成為國際享譽的“民族英雄”。

人們也沒想到，烏克蘭在鋼鐵洪流之中抵抗這么久。今天不僅可以與俄羅斯這個曾經的第二軍事大國一直掰手腕，在中東戰爭爆發后還可以向海合組織輸出武器和經驗。

在全球進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的戰備補庫存中，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這些提前進入戰爭新常態的國家，很可能反而成為戰爭產業鏈的受益者。

根源上，我們需要解釋人類這個物種為何嗜殺，殘暴起來與動物無異。特別是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觀，卻阻擋不了一戰、二戰、種族大屠殺等“動物返祖”現象。解釋這種人性嗜殺基因，屬于進化論的范疇，確切的說是心理進化論的范疇——人類90%時間所處的狩獵時代埋下了殺戮的基因，只是進入現代以來被組織、秩序、契約和懲罰機制等所壓抑。要知道，造成人類死亡和經濟損失最大的兩次世界大戰并非發生在古代的叢林社會，而是發生在現代文明社會。

從漫長的人類文明史看，戰爭才是常態，和平只是暫時。

工業革命后，人類被所謂的文明馴化，和平看上去成為常態。但兩次世界大戰冷酷的告訴我們，同動物一樣，被馴化后的人類并非沒有了殺戮的基因，而是被壓抑了。

從這個意義上，和平不過是戰爭的遺產之一。當二戰的遺產消耗殆盡，三戰也就開始醞釀了。

從特朗普第一任搞孤立主義、國家主義，退出各種國際組織開始，二戰的和平遺產就開始消融。俄烏戰爭，直接基本將二戰的遺產消耗殆盡——五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四個卷入和涉入了戰火。國際法、聯合國憲章等具有國際約束力的契約淪為一紙空文，WTO、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貿易和和平組織形同虛設。特朗普上臺后，兩任期間退出國際型組織近70個。

而今年的中東戰爭，則進一步的將和平的遺產消耗為負資產。在戰爭之前，具有標志性的一幕是：在聯合國，以色列將聯合國憲章在全世界面前粉碎。

中東戰爭之后，以色列挑起的對伊朗的全面打擊，從斬首領袖及其家人和非軍用設施，并在停火協議以后遲遲不停手，遭到了包括歐洲諸國和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譴責。這意味著，猶太人在二戰時被屠殺600萬的國際同情遺產被嚴重消耗。如果說二戰前的一個信號是排猶主義，現在這種苗頭正在出現。

意識決定行動，當全球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等等極端思潮盛行的時候，人類距離世界性的戰爭也就不遠了。這是戰爭所需的社會氛圍。

如果將戰爭的范疇擴大，將貿易戰、輿論戰、科技戰、信息戰、金融戰等包括在內的話，我們不是在世界大戰的前夕，而是已經進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間。況且，俄烏戰爭之后，今天全世界的參戰地區與人數，已經創造了半個世紀多的記錄。

世界三個火藥桶，兩個完全已經引爆。亞太地區也并不穩定，朝鮮半島暗流涌動。最大的轉向還是二戰戰敗國日本。日本也把二戰后的遺產消耗殆盡，近年在軍事部署上全面突破 二戰后的“專守防衛”約束，轉向進攻型戰力，右翼政治勢力全面掌權、加速修憲與再軍事化，已形成戰后最激進的擴軍與右轉態勢。軍費連續14年增長，2026財年達9.04萬億日元，全球第4。海上自衛隊廢除護衛艦隊，新設水上艦隊、兩棲戰與水雷戰群。2025年新設統合作戰司令部，完善聯合作戰指揮，徹底脫離戰后和平體制，右翼勢力完成政治—軍事—法律三位一體轉型，走向軍事大國。

今天，唯一輸出和平，調停國際爭端的大國，可能只剩下中國了。作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工業產能大國、第三軍事大國，亞洲第一軍事大國，如果也卷入戰爭之中，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就開始了。中國雖然在全球戰備補庫存周期之中，也在加大軍力和防務的投入，但始終還是堅守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和平崛起道路，并對外輸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但是，也要看到在如此兇險的國際政治和地緣環境中，在統一歷史使命的推動下，也很難獨善其身。中國肯定不會發動和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一定也在為此做準備。

最終還是取決于中美關系。好在特朗普本屆任內，率先奉行和推廣的是西半球的門羅主義，亞太戰略自顧不暇。中國應該抓住這個有限的時間窗口和戰略機遇，堅定走和平統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化進程，擔負起世界和平使者的大國使命，為人類文明的福祉做出貢獻。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趙建院長個人學術觀點，旨在交流與探討。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