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印崩壞，其實是因為自卑

當許家印4月14日站在審判席前，面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違法運用資金、欺詐發行證券、違規披露重要信息、職務侵占、單位行賄罪的指控時，他會想起2012年春天，他在天安門廣場敞開西裝奔跑的樣子。

那一刻許家印被全國人民記住，大家都知道他很有錢，說錢不是許家印的，但卻是許家印的——后一個印是動詞。這幾乎是一個讖語，他的印錢行為得到了上述罪名。

那時，他風光無限，他的心情就像他的西服一樣搖擺，他的前途就像他的皮帶一樣閃閃發光，他奔向的不是會場，而是一種另一種他羨慕已久的人生。

但就如盜夢空間一般，那個時候一個想法已經在他的心里升起。

那個想法驅使著他之后做出的種種決策，最終讓站到深圳市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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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守所的大通鋪上，許家印可能還會想起他以前的人生細節。

比如，住酒店一定是200-400平的總統套房，提前5天凈空，賓館全樓層封鎖、保鏢和秘書全程陪同、男性非授權禁止靠近。房間的溫度要23.5°，濕度50%，加濕器用恒大冰泉，電器要用黑色膠布把發光處貼死，床品要定制高支棉、鵝絨枕、乳膠床墊，雪茄是自帶的Cohiba或Davidoff，配專用煙缸、雪茄剪、雪茄槍，需要專人保管他的毛巾和拖鞋。

他出門必須是勞斯萊斯幻影或賓利，重要場合要警車開道。在機場要有紅毯、禮儀。

其他高管也有細致的接待要求，比如他的兒子許騰鶴，床頭臺燈撤走，床頭柜各3 瓶依云，早餐送秘書房間，再轉本人。餐飲方面，茅臺、拉菲、康帝無限量供應這些自是不提

如果想娛樂，則有自己的歌舞團。恒大歌舞團于2010年成立，2013年高薪從總政、海政、空政歌舞團請來專業舞蹈演員，福利堪比央企高管。

這也是前文所說2012年許家印心中產生一個想法的原因：他要得到他一直羨慕的生活。

很多人會說，這叫奢靡。

不完全對。

這不僅是消費，而是在構造身份，但本質上是在模仿一種他認為更高級的人生。

在那種人生里，個人必須被組織起來服務。出行要有團隊，生活要有體系，娛樂要有專屬供給。你不能隨便去看演出，你要有自己的歌舞團；你不能隨便接受采訪，你要有自己的媒體——比如恒大報；你不能只是講話，你要“發表重要講話”，最好還能出書，供人學習。

甚至連打籃球，都不能是普通打球。你要成為得分王，要有人配合你贏。

即使是首富，這種角色也不是能輕易得到。

它不是賺錢能力，而是場面能力；不是風險控制，而是資源調動；不是效率，而是秩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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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不僅模仿生活方式，還模仿思維方式。

這種思維方式有幾個特征：第一，為了表面風光不計成本；第二，優先考慮展示而不是效率；第三，把“做大事”當作最高正當性。

一個正常的企業家，面對一個項目會算三件事：投入多少，回報多少，風險在哪里。這套邏輯一旦建立，后面的行為就幾乎是自動的。

于是我們看到了那一套熟悉的動作：“買買買、合合合、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

足球要搞，于是有了廣州恒大足球俱樂部；水要賣，于是有了恒大冰泉；車要造，于是有了恒大汽車；文旅、糧油、健康產業，一個都不能少。

這些項目有一個共同點：都很“像大事”。

但它們缺少另一件更關鍵的東西：作為商業項目的內在約束。

足球是燒錢機器，文旅回報周期極長，造車是吞噬現金的黑洞。這些都不是秘密，任何一個稍微理性的企業家都會在投入前反復計算。

但在“做大事”的邏輯下，計算本身變得不重要。

企業的崩壞，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因為商業世界不認“重要性”，只認“盈利能力”。你可以講故事，但必須能兌現；你可以做大，但必須算賬。

當恒大的資源被不斷投入到“看起來重要”的項目中，而這些項目又長期不產生回報時，資金就只能從別的地方來——從債務來，從未來來。

于是債務滾動，杠桿抬升，信用被不斷透支。到最后，一旦外部環境收緊，融資渠道關閉，整個體系就會瞬間塌陷。

這是不計成本、不惜一切代價的必然結果。

3

大概也就是從他有了“皮帶哥”的時候開始，許家印已經不再是企業家了。

更準確一點說，他不愿意當企業家了。

企業家這個身份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它不體面。它要求你反復計算，反復權衡，承認不確定，接受失敗。它不允許你隨便做“大事”，也不保證你一定成功。

但另一種身份，是體面的。

那種身份可以不算小賬，可以不計后果做大事，可以被圍繞，被仰望，被反復確認其重要性。

許家印顯然更喜歡后者。

而這種選擇，背后很可能是一個更簡單的原因：自卑。

在河南周口農村出生的許家印，很早就有做人上人的想法。在他商業的征程上，他看到很多這樣的人，在他的世界留下一個參照系。

你可以變得很有錢，但你很難改變自己在某些場合的“位置感”。

當他面對那些真正掌握制度資源的人時，他可能依然覺得自己是“后來者”，甚至是“外人”。這種感覺，不會因為財富消失。

財富給他提供了一種補償手段。

所以建歌舞團。辦報紙，在報紙的頭條用套紅標題寫“許家印主席會見重要客人”。他甚至花1500萬年薪聘請了一位宏觀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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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大夫季平子用天子規格的八佾舞祭祖，貢獻了一個成語“忍無可忍”，因為孔子說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并預言魯國要亂。

楚國令尹子南有個寵臣叫觀起，無官無祿擁有數十輛馬車、數百匹馬。他們貢獻了一個成語“尾大不掉”。后來子南被誅殺，觀起被車裂。

鄭國有個公子藏，喜歡用鷸鳥羽毛裝飾的帽子。鷸鳥羽毛是天文官專屬，他爸鄭文公認為他這個角色扮演很無禮，就找人把他殺了。“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可惜這句話沒有成為成語。

這些故事反復在講一個邏輯：一個人越界得到身份并用于展示時，他就危險了。

當然，這些例子本身是封建糟粕，并不值得認同。恰恰相反，那些東西本來早就應該被淘汰。

但問題在于，那套“禮制”并沒有消失。許家印這樣的人，恰恰最容易被這種東西吸引，就連窮人，也都在乎魚頭對準誰。

如果魯迅在世，他會在歪歪斜斜的每葉上看到“惡心至極”幾個字。

許家印可能會如雪松控股的張勁一樣，被判無期徒刑。這個時間足夠長，希望他能在里面治好自己的自卑。

也希望他出來時，企業家們不需要模仿他人的繁復排場，而是他人學習企業家的精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