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動未來丨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 助力全面綠色轉型

全面綠色轉型按下“加速鍵”

編者按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推動全面綠色轉型。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增強綠色發展動能。”為今年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按下“加速鍵”。展望“十五五”，以“固廢十條”為引領的固體廢棄物綜合治理深入推進、稅收政策持續迸發撬動綠色轉型杠桿效應、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步伐加快，新一波綠色發展動能正蓄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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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王真 顧光同

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貫通生產、流通、消費全鏈條，銜接減污、降碳、擴綠、增長各目標的核心載體，更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支撐。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推動全面綠色轉型。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增強綠色發展動能。”這是對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的“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有關精神的進一步重申，也是對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根本遵循的再次強調。

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全面綠色轉型的核心支撐

一是落實“雙碳”目標、統籌降碳與增長的關鍵路徑。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實現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的“實體載體”。在傳統發展模式下，高耗能、高排放與經濟增長存在路徑依賴，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通過“減碳—提質—增效”的協同邏輯，有利于打破“減排必減收”的認知誤區。

二是破解資源環境約束、推進減污擴綠的根本舉措。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面臨水污染、土壤污染、生態退化等多重環境壓力，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通過“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環設計，從源頭減少資源消耗與污染排放，可實現“減污”與“擴綠”協同推進。

三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綠色動能的內在要求。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正是綠色動能的“孵化器”。從產業維度看，該體系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升級與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從消費維度看，綠色消費市場擴容倒逼供給側升級，形成“消費牽引供給、供給創造消費”的良性循環，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綠色動能。

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是產業結構轉型滯后。當前我國高耗能產業占比偏高，部分地區為保障短期經濟增長，仍存在高耗能項目盲目上馬的傾向；產業間循環鏈接不足，工業、農業、服務業之間的資源循環利用鏈條尚未貫通，尚未完全形成跨產業協同效應；綠色產業競爭力不強，節能環保裝備、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關鍵技術仍依賴進口，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率不足，綠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品牌影響力有待提升。

二是技術創新與轉化不足。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突出，新能源領域的高端芯片、節能領域的高效膜材料、碳核算領域的精準監測技術等仍受制于人；產學研用協同機制不暢，高校、科研院所的綠色技術成果轉化率較低，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未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因研發成本高、風險大，參與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不足；技術推廣應用存在壁壘，農業節水灌溉、工業循環利用等成熟技術在中西部地區普及率不高，技術適配性與經濟性不匹配導致“有技術難落地”。

三是制度機制協同性不強。制度體系“碎片化”，綠色低碳發展涉及生態環境、發展改革、工業、農業等多個部門，碳排放管控、資源循環利用、綠色金融等政策缺乏統一協調，部分政策交叉重疊或空白缺位；市場化機制不成熟，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交易活躍度偏低，價格信號難以有效引導企業減排；監管體系不完善，基層環保執法力量薄弱，企業碳排放數據造假、固廢非法傾倒等問題時有發生，區塊鏈等智能監管技術應用范圍有限，難以實現全鏈條精準監管。

四是區域城鄉轉型不均衡。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在綠色技術、資金、人才集聚程度等方面差異顯著，綠色低碳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城鄉差距明顯，城市再生水利用、垃圾分類等設施較為完善，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缺乏長效機制；跨區域協同不足，京津冀、長三角等城市群在資源循環利用、生態補償等方面的協同機制尚未健全，存在“污染轉移”“碳泄漏”風險，制約了區域整體綠色轉型進程。

五是全民參與度有待提升。公眾綠色意識不足，部分居民仍存在鋪張浪費、過度消費等行為；綠色消費激勵不足，政府綠色采購范圍僅覆蓋辦公用品、交通工具等少數領域，綠色產品認證體系不完善，消費者難以識別真正的綠色產品，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參與渠道不暢，公眾對企業環境信息、碳排放數據的知情權不足，舉報、監督等參與機制不健全，難以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協同共治的格局。

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對策建議

第一，優化綠色低碳產業體系，夯實全面轉型根基。一是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升級，聚焦鋼鐵、石化、建材等重點行業，實施節能降碳改造專項行動，逐步完成所有重點企業綠色化改造，建立“一企一策”轉型臺賬。二是培育壯大綠色新興產業，加快新能源、節能環保、碳服務等產業發展，建設國家級綠色產業基地，推動CCUS、氫能等前沿技術產業化。三是構建跨產業循環鏈條，推動“工業—農業—服務業”循環鏈接，例如工業廢水處理后用于農業灌溉、農業秸稈用于工業生物質能生產、服務業綠色包裝材料回收再利用，形成“資源循環—產業協同—價值提升”的閉環體系。

第二，強化綠色技術創新應用，提升支撐保障能力。一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設立國家綠色技術攻關專項，聚焦新能源高端裝備、高效節能材料、精準碳監測等“卡脖子”領域。二是完善產學研用協同機制，建立“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綠色技術創新聯合體，設立綠色技術成果轉化基金。三是推動技術普惠應用，在中西部地區設立綠色技術推廣示范基地，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降低技術應用成本。

第三，健全協同高效制度機制，釋放治理綜合效能。一是強化頂層設計統籌，以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引，建立中央統籌、多部門協同的工作機制，破解“九龍治水”難題。二是完善市場化機制，加快擴大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行業，提高有償配額分配比例，推出碳期貨、碳質押等金融產品；建立全國統一的用水權、用能權交易平臺，逐步實現跨區域交易常態化。三是創新監管體系，構建“空天地”一體化監測網絡，運用區塊鏈技術實現碳排放、污染物排放數據全程可追溯，加強第三方核查機構監管，建立違規清退機制，確保制度剛性執行。

第四，推動區域城鄉綠色協調，縮小轉型發展差距。一是實施差異化區域政策，東部地區重點推進低碳試點示范與綠色制度創新，建設國際綠色低碳產業高地；中西部地區重點加強綠色基礎設施建設，依托風光資源優勢發展新能源產業，建立東部對中西部的綠色技術、資金幫扶機制。二是推進城鄉綠色融合，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行動，推動城市再生水、垃圾分類設施向農村延伸，建立城鄉一體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三是加強跨區域協同，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城市群建立綠色發展協調機制，統一綠色標準、共享生態補償資金、協同推進碳達峰，避免“區域保護”“污染轉移”。

第五，培育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凝聚全民參與合力。一是強化政府引導，擴大政府綠色采購范圍；實施綠色消費補貼政策，對新能源汽車、節能家電、綠色建材等給予購置補貼，開展“以舊換新”專項行動。二是提升公眾參與度，建立環境信息公開平臺，定期發布企業碳排放、污染物排放數據，暢通公眾舉報、聽證等參與渠道；將綠色低碳理念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開展“綠色社區”“綠色學校”創建活動。三是健全激勵約束機制，推行綠色積分制度，對踐行低碳生活的居民給予公共服務優惠。

（王真系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顧光同系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生態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