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B太稱花18萬做幫扶被騙，專家稱難以認定詐騙 透支公益信任或引發“狼來了”效應

深圳商報.讀創客戶端記者 黃磊

一場原本溫暖的公益幫扶，最終卻離奇反轉為輿論風暴。近日，百萬粉絲博主 superB太表示，其在四川涼山幫扶一名涼山女孩阿吉的家庭時，投入18萬元幫助其建房，后卻發現對方家庭情況存在明顯出入，引發公眾對“賣慘式求助”的廣泛討論。據悉，目前當地警方已介入調查，有律師表示救助人可按照合同撤銷贈與，但刑事詐騙認定較難。

博主稱18萬元幫扶被當小丑

4月13日，博主“superB太”發布視頻稱，其此前在涼山地區幫扶一名18歲女孩阿吉一家，出資約18萬元為其建房。然而，在施工推進過程中，其逐步發現，阿吉此前所描述的家庭困境與實際情況存在明顯差異。

根據博主此前了解的信息，阿吉家庭狀況極為困難：母親離家出走，父親重病無勞動能力，哥哥去世，阿吉需獨自撫養兩個妹妹和一個侄女，四人擠在一張一米二的床上，主要依靠種植土豆、玉米維生。正是基于這一敘事，博主在與村民及村干部口頭核實后，決定進行幫扶。

但在建房過程中，情況出現反轉。博主稱，其發現阿吉家庭并非如描述般極端貧困：父親身體狀況尚可，但長期沉迷賭博；“去世”的家庭成員實際仍在世；家庭整體生活狀況也未達到此前描述的程度。

視頻中，博主公開指出相關情況，并對當事人進行勸導，呼吁其不要再通過虛構信息獲取幫助。同時，他也表示，希望社會仍能給予對方改正機會，讓家庭走回正軌。

4月14日，博主再次發聲稱，過去一個月其團隊持續在多地開展幫扶行動，核查了多個家庭情況，大多數幫扶對象均屬真實困難個體，此次事件屬于個案，但仍令其感到遺憾。

事件曝光后，引發網友廣泛討論。有觀點認為，“18萬元本可幫助更多真正困難群體”，也有聲音指出，“類似事件正在不斷消耗社會善意”。與此同時，也有網友呼吁，應理性看待個案，避免對整體公益行為產生過度負面影響。

律師說法：可撤銷贈與，但刑事詐騙認定較難

圍繞該事件的法律性質，北京京師（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朱炳佳表示，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事件更可能涉及民事層面的“欺詐或重大誤解”。

其指出，如果受助方在關鍵事實上存在虛構或重大隱瞞，導致贈與人基于錯誤認知作出財產處分決定，則贈與人有權依據《民法典》相關規定，主張撤銷贈與行為。一旦贈與被撤銷，受贈人應依法返還財產或進行折價補償。

不過，在具體執行層面，亦存在現實難點。由于本案中贈與形式為建房，房屋已實際建成并投入使用，相關財產難以直接返還，后續可能需通過價值評估等方式進行處理。

在刑事層面，是否構成詐騙罪成為討論焦點。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需滿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騙取財物”等要件。

對此，朱律師分析認為，本案中博主屬于主動、自愿實施幫扶行為，受助人初期系“陳述困境”，而非明確“設局索取財物”。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利用同情心但由他人主動贈與”的情形，通常難以認定其具備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更傾向于認定為道德瑕疵或民事欺詐。

朱律師同時強調，若后續查實當事人存在主動編造并傳播虛假信息、公開募捐且金額較大的行為，則不排除觸及刑事犯罪的可能。

據悉，15日下午，澎湃新聞記者分別致電布拖縣政府辦及縣委辦。工作人員均表示，相關部門已跟進調查，但處理需要一個過程，建議持續關注后續通報。布拖縣公安局工作人員則回應稱，公安機關已經介入此事，相關部門還在調查中，具體細節暫時不便透露。

專家：透支公益信任或引發“狼來了”效應 公益資金捐贈應設立防火墻

針對該事件所引發的社會影響，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柏文喜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該事件暴露出短視頻平臺在“賣慘式內容”治理上的明顯缺位。部分賬號長期通過虛構或夸大貧困敘事獲取流量與資源，而平臺在審核與預警機制上仍存在漏洞，尤其對重復出現的“苦情人設”、多次被救助等異常情況缺乏有效識別與攔截。

在平臺責任方面，平臺本應對疑似虛假擺拍與惡意編造內容承擔更高程度的審核責任，但現實中仍存在以“信息存儲服務”為由弱化監管義務的問題。

他指出，近年來短視頻平臺上“苦情敘事+公益幫扶”的內容模式不斷涌現，在流量驅動下，一些個體可能通過夸大甚至虛構困境來博取關注和資源。這類行為一旦被揭露，將直接削弱公眾對公益信息的信任度。

“最嚴重的后果，是形成‘狼來了’效應。”柏文喜表示，當公眾對類似求助產生普遍懷疑時，真正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反而更難獲得支持。據悉，目前B太“救助”的阿吉賬號已被平臺封禁處理。

對于個人如何避免善意被利用。他建議，個人或博主在開展公益幫扶前應建立更嚴格的核查機制，不能僅依賴口頭陳述或單一來源信息，而應盡可能通過民政部門、村委會等官方渠道進行交叉驗證。同時，資金使用應盡量避免一次性大額直接交付，可通過分階段撥付、第三方監管或實物替代現金等方式降低風險，并以具有約束力的協議明確虛構信息后的追償機制，從制度上減少善意被濫用的空間。

此外，他還指出，類似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家庭“貧困的結構性問題”，如不良消費習慣、觀念偏差等。在此背景下，單純的物質援助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扶貧先扶志”仍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