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茶館是多元錯雜的，它滿足著人性深處一些低俗的樂趣

圖源：《人物》

文 | 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原載香港《讀書雜志》，原題為《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

成都在當代中國的城市中，以其公共生活的繁榮和市民氣息的濃郁，以及公共文化空間的活躍而備受矚目（比如獨立書店的眾多和各種思想文藝沙龍的活力），更關鍵的是這座城市彌漫出來的松弛感和平民氣味，讓來自各地的年輕人都熱衷前往一探究竟甚至定居于此。古人常言少不入川，大意是成都所在的這個區域物產豐饒，而生活富足，容易讓人產生安逸和不思進取之感，所以對于處于奮斗期的青年群體并不適合。

我記得自己兩次到成都的經歷都極為愉快，也真切感受到了成都作為一種慢生活方式象征的特質，比如打出租車，司機幾乎從不會電話催你，比如跟朋友約著見面在河邊茶館可以隨意消磨時光，無目的性或者說非功利性對于我這樣一個從魔都上海過去的訪客，具有極為強烈的治愈感。茶館、麻將、擺龍門陣等，都成為這座城市休閑生活的標志性存在。

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就具體而微地呈現了這座城市的茶館在1950年代之后漫長歲月里的生與死的考驗，正如他在《茶館》的前半生所講述的那樣，成都作為一個地方城市具有強烈而自覺的抵抗現代化的單一向度的特質，更對于國家權力借助城市化和現代化對于地方生活多樣性的擠壓有著抗爭的自覺，到了建國之后，伴隨著成都地方精英的彌散甚至消失，或者說分而化之，或者被單位化和體制化，成都茶館的命運就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在建國初期，仍舊能夠維持一定的生存空間，到了文革時期幾乎遭遇滅頂之災，改革開放后才重新崛起，而與此伴隨的是成都市民日常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的起落變遷。

阿倫特曾經談到過共同世界的重要性：

“共同世界是一個我們出生時進入、死亡時離開的地方，它超出我們的生命時間，同時向過去和未來開放；它是我們來之前就在那兒，在我們短暫停留之后還繼續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們不僅與我們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擁有，而且也與我們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擁有的東西。但是這樣一個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共顯現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過客存在得更長久。正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能歷經幾百年的時間，把那些人們想從時間的自然侵蝕下挽救出來的東西，包容下來，并使其熠熠生輝。”

對于成都人而言，茶館也就是構成這種共同世界的重要空間之一，守護這種公共性或者共同性，其實也就是在守護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共同世界是復數或者復調的，因此是多元而眾聲喧嘩的，有著形形色色的人進入、停駐或出離，更有著各式各樣的人為著各種人生的目的在這個世界穿梭。

從某種意義而言，茶館所構成的是一個日常性與非日常性套疊的空間，就前者而言，它是穩定的、親切的、自然的人際之間的交往，就后者而言，總會有各種陌生人會闖入這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也時常會發生各種糾紛乃至沖突。就此而言，茶館并不提供一個政治或者文化正確的足夠凈化的公共空間，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多元錯雜甚至藏污納垢的，它滿足著人性深處一些低俗的樂趣。

對于新政權而言，這種低俗性或者不確定性，恰恰是不可控性的標志，凡是不可控的都可能成為政權的異質或者對立力量，必須進行系統的清理和改造。例如在茶館里營生的各色人等，身份、角色、階層等各異，甚至還有一些此前袍哥的成員，這些在強調改造游民的新政權那里都是不可控的因素，都必須加以改造。一言以蔽之，新政權對于成都的城市功能的定性，正如對于上海的定性一樣，要從一座消費城市轉型為生產城市，因此但凡與這個目標相背離的人群，都是被遣送或改造的對象，問題是可控性與一座城市的活力之間顯然存在一種互為消長的關系。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新書分享活動上的王笛（中）與唐小兵（右）

王笛花費筆墨所講述的打圍鼓在新政權后的成都的衰落，就很顯著地呈現了這個定位上的變化。何為打圍鼓？從晚清到民國的成都，業余戲曲愛好者是茶館中的另一類活躍分子，他們定期到茶館聚會唱戲，俗稱“打圍鼓”，亦稱“板凳戲”，以參加者圍坐打鼓唱戲而得名。參加者不用化妝，也不需行頭，自由隨意，既滿足了戲癮，也給茶客增添了樂趣。打圍鼓經常會吸引一大群圍觀者欣賞免費表演，一些參加免費表演圍鼓者后來甚至成為專業演員，這些非正式的茶館練習，給他們的賣藝生涯奠定了基礎。

但是，在新政權下，政府認為這項活動是“舊社會袍哥會門中川戲玩友借茶館場地清唱消遣的一種形式，實際等于幫會俱樂部的堂會。”這樣的定義，當然不由分說地將這種傳統娛樂活動判處了死刑，所以很快打圍鼓便“與袍哥活動同時絕跡。”到了1953年，“打圍鼓”活動首先在人民南路的茶館復蘇，不久又遷到純化街的茶館繼續演唱，政府對“竟有不經合法手續擅自聚眾”進行圍鼓活動十分關注。根據1954年成都市文化局的調查報告，該活動最初由13人參加，但他們的“成分極端復雜”，有曲藝藝人、小商店老板、手工工人、“自新人員”、流氓、娼妓、“舊日川戲玩友”、川戲教師、“反動軍官家屬”等。他們都“以演唱為副業，并非一貫職業藝人?！?/p>

過去打圍鼓只是一種自娛自樂的方法，但根據這份報告，這次復興的打圍鼓，卻成了一種謀生的職業。他們每晚七八點鐘開始“營業”，“大鑼大鼓喧騰”，演唱“既不嚴肅，戲碼也極蕪亂”，以迎合“低級趣味，賣座賺錢”為目的，甚至演唱“污蔑歷史英雄”的戲目。文化局等政府部門試圖取締打圍鼓活動，采取了各種措施，但打圍鼓仍舊以一種隱秘的形式繼續存在，政府之所以對于打圍鼓如此嚴防死守，除了戲曲內容在他們看來離經叛道或者庸俗不堪，更因為這些活動會導致一些從業人員不務正業，影響生產活動。換言之，在新政權的視野之中，所有的娛樂活動也必須是積極健康的，同時也是服務于生產的。政治正確成為所有活動的第一位評價指標。

但在王笛看來，“即使在政府的管控下，這些人仍然試圖尋求謀生途徑。從他們的經營方式來看，這些活動并不存在多少違法或對社會有害的成分，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是不被允許的。”這也是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抵抗”吧，只是在一個全能主義政治的治理之下，這種抵抗的生存空間也是極為微弱的。

王笛指出，政權的更迭可以在短時期內完成，但生活方式的改變需要很久時間。光顧茶館是一個在中國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了許多年的習慣，在共產黨執政后的第一個十年里，盡管茶館業在逐步萎縮，但人們的茶館生活仍然在繼續。茶館仍然是各階層人士喜歡光顧的地方。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人們仍然光顧茶館，雖然此時人們已經感覺到政治的疾風暴雨到來前的壓抑。公共生活被國家密切關注，特別是被那些國家權力中較低層次的代表，如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等機構關注。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給了茶館致命一擊，當茶館和其他公共生活的因素消失之后，成都的茶館和茶館生活也跌至20世紀的最低谷。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成都茶館的數量從1949年的600多家下降為167家，相對應的從業人數也從1951年的3885人降為1966年的1395人，幾乎下降了三分之二。這背后是千家萬戶的普通人的生計和生存。而從政府的視角看來，這卻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好事，因為坐茶館被認為是社會的消極現象，因此茶館的衰落是被作為社會進步因素來看待的。

到了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開始，在疾風暴雨式的所謂“破四舊”運動中，茶館立刻受到了沖擊，在那里喝茶“被視為舊社會的陋習，茶鋪被看作藏垢納污、階級異己分子與落后群眾聚集之所，強行取締、關閉了茶館”。在一個極度政治化的時代，個體的公共生活空間就被系統地剝奪了，所有的活動都是單位化的可控的行為，不容許有任何旁逸斜出的可能性，而最為奇特的悖論在于，政治對于個人文化娛樂生活的干預和改造，都是以人民的名義來進行，新政權壟斷了對人民范圍的定義，獨占了代表性，人民既可以是政治治理正當性的來源，也可以是落后文化的代表。

未經政治鑒定和許可的文化生活乃至休閑活動，都隱含著某種腐蝕新政權的危險性，都應該被放置在政治的顯微鏡下細分和透視。本來自由流動的城市空間被條塊分割成網格化的存在，織成了一張密不透風而讓人窒息的存在之巨鏈。這似乎獲得了某種高度的確定性和可控性，但同時也是以自主性的喪失和發展動力的消失為代價的。最后所呈現的文化生活就都是高度表演性的和政治性的，實質上離市民所期盼的多元活潑的城市生活有著遙遠的溝壑。在這樣一個政治癲狂和人人自危的時代，保衛個體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空間的完整性就變成最奢侈的夢想。

茶館的復蘇是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的確立，政治在人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領域占據的比例逐漸縮小，而休閑娛樂生活作為人之為人所不能割舍的部分，重新得到國家權力的承認，甚至被認為是推動服務業等經濟發展的重要指針。在這種政治導向之下，茶館在成都迅速復活，重新占據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的重要位置。王笛在書中以人類學家從事田野調查的方式，對于活躍于成都各類茶館的各色人等和各種職業進行了格爾茨式的深描，有市井氣息濃郁的街角茶館、講究品位的新式茶樓、有與公園和寺廟共存的茶館（借殼上市的一種方式）。他也看到了茶館在當代成都人生活中的多種功能，比如茶館錄像室、茶館作為足療店或旅店、茶館作為談生意的市場空間等。

王笛就像一個街角社會的觀察者和體驗者，他津津有味地重構成都各色人等在茶館里展開的公共生活，這些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人的生命，也是歷史長河中的重要部分，是原本被忽視和遮蔽的無聲的歷史。可正是蕓蕓眾生日復一日在這座城市的堅守和奮斗，支撐著它的活潑潑的延續的生命。對比之下，當今中國人的這種基于人際交往和面對面交流的生活，正在迅速地被抖音、小紅書、微信等各種社交媒體提供的虛擬生活所替代，刷短視頻提供的即時滿足已經像電子鴉片一樣所向披靡，它只會源源不斷地生產焦慮、困頓和疲憊，而并不能像茶館那樣讓人們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休閑和放松，更不會像茶館所提供的空間那樣讓我們彼此形成更為穩固的生活支持和精神聯結。

王笛/繪

由此而言，當我閱讀到《茶館》所呈現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參差多態時，竟有一種奇異的感動，所謂詩意的棲居，不正是在這種被拋擲的境地找到一群彼此相熟的人在一種充滿松弛感的茶館生活里活出屬于自己的人生嗎？

而對于活躍在以茶館作為主體的公共生活中的市民和外來工，王笛也給予了巨細靡遺的描摹和觀察，他不是站在一種知識分子的精英視角來審視這群人，而更是以一種人類學家的陪伴者角色介入他們的生活，進而體驗和分享他們的生活和心聲。他所寫到的成都當地文人的生活實在讓人神往不已：作家把茶館作為定期聚會的地方。在1990年代中期，明清茶樓成了“他們的起居室、會客廳、編輯部、棋牌之家、愛心小房和伙食團”，一些暢銷書就是在那里寫出來的。

何小竹第一篇長篇小說中有一些情節就是以這個茶樓為背景的，他還寫了一篇題為《明清茶樓》的短篇小說。根據詩人翟永明的回憶，一些成都詩人“睡至中午，約在香積廚茶樓打牌。一般是斗地主，地主一斗就是一下午……基本全都進入忘我境界?！弊骷彝踯S并不喝茶，但他喜歡待在茶館里。茶館經理和服務員都認識他，只要他走進門，他們就會說“胖子又來了”，然后倒一碗白開水給他。聽顧客的聊天和觀察他們的言行，經常會給他靈感。

流沙河每周四上午都去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園，直到中午才回家。讀到這里我就想起王汎森先生寫19世紀后期維也納的文學公共領域，也是以星羅棋布的咖啡館、酒吧和沙龍提供的各種公共空間和生活空間為基礎而構成的，因為這種日常生活里隨意自然的交談和彼此分享，促成了一個天才成群地來的輝煌時代。這種去等級化和物欲化的平等多元的真誠交流，恰恰是靈感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王笛寫到了老年人在茶館里對于紅色文化的懷舊之情，寫到了女性在改革開放后才在公共生活里贏得了更為實實在在的自由，寫到在茶館里的男女服務員的各種生存困境、職業煩惱和身份認同等，他還以個案的方式描繪了進城到茶館謀生的各色人等的浮世繪，比如算命先生、挖耳匠、摻茶工人、擦鞋匠、理發師和小販們。這些人都是茶館和茶館文化的一部分，繼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顯微鏡下的成都》（修訂珍藏本）|世紀文景·2026

在成都，到了20世紀末，盡管社會的兩極化不斷加劇，茶館依然是社交和大眾娛樂的主要場所。而茶館之所以能生存下來并恢復其繁榮，也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人們所需要的各種娛樂方式。王笛在《茶館》還專辟一章來講述作為成都主要的娛樂方式之一的打麻將引發的一場官司，和形成的社會輿論。一位28歲的余女士，住在成都一個居民小區中一所普通公寓的二樓，房間的窗戶正對著居委會所設立的居民活動室。那里成了小區居民不分晝夜打麻將的主要場所。從早到晚，老人們打麻將產生的噪聲使得她和她的孩子輾轉反側，夜里難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經衰落癥，不得不依賴安眠藥物以助休息。就此問題，余女士不斷向居委會投訴，甚至幾番報警，但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余女士最終將居委會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動室產生的噪聲嚴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圍繞打麻將的危害和合理性，娛樂生活的邊界，個人權利（比如休息權）和集體利益之間的平衡等問題，成都各類媒體和街談巷議展開了充分的討論。最后居委會活動室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關閉了，而余女士也在熟人社會的民意壓力之下搬離了這個小區。關鍵是如何認知和評價打麻將這種娛樂休閑與成都這個城市的關聯？它既可以是懶散、擾民和無所事事的標志，也可以是慢節奏生活和松弛感的象征。

王笛/攝

考慮到中國這幾十年急速現代化導致的社會性病癥，比如普遍的焦慮、倦怠、抑郁和狂躁，尤其是在惡性競爭社會氛圍下導致的無差別報復社會事件頻頻發生，成都作為一種想象現代生活的方式，恰恰彰顯其典范的意義，也就是差異化發展、松弛的社會生活、共情共理心的營造以及茶館所提供的面對面人際交往的公共空間。如果說民國時期成都茶館更多是作為地方文化抵抗國家權力下沉導致的一元化的壓力，那么如今的茶館則是刺破現代性牢籠（國家權力與社交媒體的疊加）讓個體獲得喘息之機的空間。

茶館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復興，跟民國時期的茶館所擁有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尤其是城市文化和地方精英對于公共文化空間的主導權仍舊存在本質性的差異，前者表面上是文革時期極度管制的放松，但實質上也系統地改變了茶館的功能，比如其協商性民主的議事功能的喪失等，茶館是且僅僅是一種休閑娛樂文化空間。王笛睿智地指出：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更多地干預文化活動，政治意識形態介入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介入既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也不是走向政治民主的新文化，而是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將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生活方式、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經濟上與西方緊密聯系，又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體制上與西方分割。這種國家的重新參與，不能被簡單標簽化為社會主義或保守主義之類，但無疑是有利并服務于執政黨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國家并沒有簡單地從文化和公共生活中退出，它只是采取了不同的介入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