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見《曹操傳》第十八章 文武合璧成雄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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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見《曹操傳》（陸版+灣版）第十八章 文武合璧成雄杰 94『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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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文治大于武功，作為文人的他，性格是比較灑脫與隨和的，而且是一位有情有義的文友。

“七子”之一的好朋友王粲死后安葬時，曹丕和文友們前往吊唁。

王粲性格幽默，平時喜歡學驢叫，曹丕便即興提議：仲宣生前喜歡學驢叫，今天咱們都學驢叫，就算是為他送行吧。

于是，大家就在王粲的墓前學起了驢叫。

曹丕是位皇帝，以這種非常“幽默”而獨特的方式為亡友“送行” ，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文史佳話。

作為一代皇帝，作為魏朝政治上的最高領導人，曹丕為全國的文化發展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環境，他本人在文學上的內容、形式創新、對文學理論的探索尤為突出，有學者認為，曹丕是建安文學的真正領導人。

確實，相對于其父曹操的操勞政事，其弟曹植受政治地位限制，曹丕本身具有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身份，都使他在建安文學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曹丕的文學態度是客觀的，在他身上，存在著文學自覺、“文人相重”等優秀的文學品質。

曹丕還非常重視創作個性，提出了“文氣”說，即“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以及“詩賦欲麗”的觀點。

曹丕這些與眾不同的理論，在政治文化專制的封建社會里，由一個封建統治者，一個喜好文學的書生皇帝提出來，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為促進當時文化的空前繁榮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和活力。

曹魏時代的文學，經曹丕的提倡，結束了作為儒家附庸的卑賤與怯懦，開始取得獨立的、不低于學術著作的地位，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僅此一項功績，曹丕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即無人可以否定了。

陳壽在《三國志》中是這樣概括曹丕的：“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文，博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以曠達之度，邁志存之道，克廣德之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哉！”

作為魏文帝的曹丕，在文化建設上，組織編纂過《皇覽》一書，把先代經傳典籍，隨類相從，重加編排。

《皇覽》全書規模很大，凡千余篇，可惜后人沒有保存好。

曹丕恢復建設了洛陽的太學，開張了高等教育，第一批授予博士職稱的有十九人。

黃初年間，曹魏洛陽太學不斷招生，到魏明帝時，生員已達數千。太學畢業生，通過考試可以走進干部隊伍，補為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

曹丕最大的功勞，最重要的政治作為，是確立了公務員察選之法。

曹丕在干部隊伍改革上，發明了對后世影響巨大的“九品中正法” ，又謂“九品官人法” 。

其制為，在各州郡，選擇“賢有識見”的官員，擔任“中正” ，中正的秩級為二品，由“中正”來察選賢人，組成預備梯隊，供中央任用。

各州的中正叫大中正，各郡的中正叫小中正。

大小中正們，選擇后備干部的標準有幾條，一是看“簿世” ，家族歷史，二是觀“行狀” ，日常表現，三是組織鑒定小組進行評定，將候選人分成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一級級上報，到中央司徒署，備選。

曹丕的最高組織部，給中正們頒布了評定“九品”的具體條例。

忠：忠恪匪躬；孝：孝順父母；和：友于兄弟；潔：謙虛清廉；信：誠實可信；學：熱愛學習。

中正制度還規定，九品的評定不是一成不變的，每隔三年，要將在冊的人才重新評定一次，對于德才有所提高的，就升高其等級，對于德才有虧缺的，就降低其等級。

有人盲目贊美后世的科舉制度，認為是選拔公務員的最好辦法，讀書人十年寒窗，一級級趕考，考上做官，考不上回家復讀，再考，考不上，再復讀，讀一輩子。他們說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不好，“只重家世，不問賢愚” ，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出現了官二代、官三代的畸形現象。

但科舉制度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進程，君不見，直到二十一世紀的這片天朝上國寶地上，官方還在不遺余力地推崇它和實行它，千萬人擠考公務員嗎？

在科舉制度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國，長期使用的是“薦舉法” ，由現任官員推薦他所認識的人做官。

先秦時期，國家政權是貴族們的私產，幾乎全部官位的重職、要職，都由貴族成員把持了。雖然個別年份興過所謂“鄉賢”的選舉，但也只是選拔個小小的村官而已。

西漢開始出現察舉制度，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官員察舉賢良方正者，還分派有指標呢。

東漢時期，為了糾正開后門等舉薦作弊，防止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混入干部隊伍，開始引入考試程序，但仍以推薦為主，考試為輔。

在推薦基礎上加強考試，薦舉為主，考試為輔，是兩漢察舉干部的基本做法。

兩漢干部制度的壞處顯而易見，就是各級官員濫用職權，結黨營私，貽誤賢才，“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官宦世家大量出現，“四世三公”屢見不鮮。

漢未，天下大亂，察舉制度已經完全敗壞，不堪一提了。

正是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立足洛陽的曹魏中央政府，在曹丕的倡導下開始謀求新的公務員選擇制度。

兩漢干部察舉制度的突出問題是“弄虛作假” ，曹丕覺得，歸根結底，是“負責考察的人”和“考察的標準”不夠明確。

先父曹操在位之時，先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標準，在急需人才的戰爭時期，集攏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但在“德”上有虧缺的人才也被使用了。所以，后期曹操又親定“權立九品”的考察標準，優化干部隊伍。

曹丕正是在曹操基本人事政策的基礎上，加以總結和發展，推出“九品中正法”的，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傳統察舉制度的種種弊端，如果說比此前的兩漢察舉法還不如，是不對的。

曹丕的“九品中正制” ，為保障選出真正的人才，在制度上改變了由地方推薦為主的模式，轉而由朝廷高官重臣負責具體選拔工作，吏部主管對士人的評定，司徒掌握官職的任命。整個過程的主導者都是朝廷，人才的選舉完全掌握在中央手中了。

九品中正法，擴大了被品評者的范圍，配套了一系列鼓勵和監督機制，這也算是體制上的小進步吧。

九品中正法，在制度上，將職稱和任官分別開來，解決了兩漢察舉制度“士有所舉必有所官”的痼疾，被品評者無論獲得多么高的分數，要得授官，必須再經吏部的考核。

怎么能盲目地說“只重家世，不問賢愚”呢？

歷史地來看，沒有九品中正法，是不可能由察舉制度直接發展出科舉制度的。九品中正法，比前代進步，比后代不如，恰是文明進步重要環節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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