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東鋒 | 思孟“五行”：先秦思想史天空的一朵云

　　對于先秦儒學而言，存在著一個史料變因，就像先秦思想史天空中的一朵云，這就是《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的思孟“五行”。

思孟“五行”的千古之謎

　　在這篇帶有學術述評性質的文章中，荀子兩兩一對，不僅批評了儒家之外的十位重要學者的五種學說，還鄭重批判了作為先秦儒家后學領軍人物的子思和孟子。荀子之所以將思孟組團痛批，不僅在于二者的學術品格相近，還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學術主張，照荀子的說法就是：“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這從側面反映了孔子之后先秦儒家最重要的原創學術理論是一種“五行”說，而荀子對此不以為然。不過，對于荀子這段記載，先秦以后的學術史似乎都沒有認真對待。這表明如果荀子的說法是對的，那么我們所了解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之間相差甚遠。

　　那么，會不會是荀子的理解或記錄有誤？事實上，荀子批評子思和孟子的這段文字確實受到少數學者的質疑。比如宋代的王應麟早就提出：“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圣賢。當以《韓詩》為正。”今人陳靜同樣懷疑，批評子思和孟子的這段材料可能是西漢的劉向附益上去的，并非荀子親著。對于這些有關文本真偽的問題可以通過進一步的辨析得以澄清，目前來看，尚無強有力的證據說明《非十二子》是經過了后人改動的偽文獻。因此，“五行”說的問題依然無法回避。

　　面對荀子提到的思孟“五行”說，人們的主要困惑在于一方面“五行”在后人印象中主要涉及金、木、水、火、土的陰陽五行，另一方面思孟二人作品中卻找不到陰陽五行。后世學者對這個千古之謎提出了不下七種解釋：一是認為五行即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唐代楊倞最早提出這種解釋。二是認為五行即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持此論者較多，但原因各異，大體可分三類：第一，認為思、孟作品除了《中庸》和《孟子》，還包括《洪范》和《易傳》，因此其提倡陰陽五行是可以成立的，物雙松、侯外廬等持此觀點；第二，認為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等思想近乎陰陽五行家的推論，其思想是從原始五行到神話五行的過渡，所以其中必然包含陰陽五行說，范文瀾持此觀點；第三，認為思、孟思想實際上和陰陽五行沒有關系，是荀子錯將提倡陰陽五行的鄒衍和孟子混為一談，從而錯批了孟子，也連累了子思，因此荀子這里的五行還是陰陽五行，持此論者為顧頡剛等。三是認為五行即五倫，親、義、別、序、信是也，豐島幹、譚戒甫等持此觀點。四是認為五行是五常、五倫和陰陽五行的一種雜糅，持此論者為章太炎。五是認為五行或是“五倫”，或是“五常”，決非后世之五行說，持此論者為梁啟超。六是認為五行是仁、義、禮、智、誠，這一思想的內部暗含著陰陽五行系統的某種演化，持此論者為郭沫若。七是認為五行蓋“王道”，字之轉誤，持此論者為桃源藏、王天海。

簡帛《五行》的相繼問世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孔子認為有些問題必得有文獻依據才行，否則是無法得到確解的。思孟“五行”問題此前的各種是非爭議終究是一個“文獻不足”的問題。隨著1973年馬王堆帛書的出土及后來的公布，這個問題進入了實證研究階段。1977年，龐樸發表了著名的《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帛書〈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之一的初步研究》一文，明確提出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這篇佚書所論即思孟“五行”說。

　　隨后，大量學者參與到這篇文獻和問題的研究中來。針對龐樸的觀點，既有附和者，也有反對者。以池田知久為代表的反對派認為從這篇文獻的抄寫時間及內容等來看，并無充分的把握說它就是荀子所指摘的思孟“五行”說。正當這兩種聲音爭論得不可開交時，一個新的文獻又出現了。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了大量竹簡，在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簡》中，人們赫然發現其中一篇簡書以“五行”二字起篇，與帛書《五行》的《經》部內容大致相當，這就是竹簡《五行》。竹簡《五行》的發現使得學術界原先熱烈討論的《五行》是否就是思孟“五行”的問題一下子沉寂了下來，除極少數不同意見外，人們基本認定《五行》所涉及的就是荀子所謂的思孟“五行”學說。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五行》《經》部的作者是子思本人，《說》部的作者大概率為子思后學。陳來根據荀子“子思唱之，孟軻和之”的描述，將簡、帛《五行》的作者分別坐實為了子思和孟子。雖然也有人根據帛本《說》的兩處“世子曰”而推定其為世子作品，但是陳來的觀點依然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測。

　　當我們確定了《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談論的思孟“五行”所言不虛，并且通過簡帛《五行》的研究深入了解“五行”說的原貌以后，先秦儒學史的研究將發生深刻變化。在以往的儒學研究中，人們主要圍繞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個坐標點展開，對三點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孔孟之間一百多年的儒學發展所知甚少，原因即在于缺少這方面的可靠的文獻。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出土文獻特別是戰國儒家類佚籍的發現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但是絕大多數的佚籍要么無法確定作者和學派，要么缺乏學術史的價值。簡帛《五行》則非常特殊，我們不但可以確定其作者及學派歸屬，從而將其納入學術史的時間坐標和話語范圍，還能通過具體研究了解孔孟之間的傳承情況以及思孟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關系。

先秦儒學坐標系的第四點

　　簡帛《五行》研究的最大意義在于使我們找到了定位先秦儒學史的第四個坐標，即原先地位重要卻形象模糊的子思。將竹簡《五行》《中庸》以及帛書《五行》進行比較，不僅可以重新刻畫子思思想的肖像，而且能夠對子思后學特別是孟子思想的發生細節有前所未有的了解。

　　就前者而言，子思的學說通常被貼上注重“內圣”的“心性之學”的標簽，現在人們卻發現子思對政治問題的關注超乎此前的想象。傳世文獻中對子思重視政治上的“尊賢”問題已有記載，如《韓非子》引用子思之言：“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傳統上作為子思作品的《中庸》也將“尊賢”作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的第二“經”。簡帛《五行》出土后，不少學者注意到貫穿竹簡《五行》與《中庸》的核心線索就是“尊賢”，所有其他問題都圍繞“尊賢”問題的重要性展開。可以發現，儒家在子思時代的最大課題是如何評價因為“尊賢尚功”而在齊、魯兩種國家發展道路中勝出的齊國經驗。彼時，墨子因為貫徹了一套徹底的尊賢觀念而扛起“尚賢”的旗幟，進而發展出一套以功利主義為核心的墨學。子思則從儒家的問題意識出發，逼問“尊賢”何以可能，發掘出一套“知人”的學問，進而將儒家引向了“心性之學”的道路。在子思看來，“尊賢”之所以得以可能，前提在于“知賢”，這一可能性在《中庸》中體現為人的一種自內而外顯發的“明”，進而發展出一套“誠明”說；《五行》則對此做出更為精微的理論建構，將其闡釋為一套“聰明圣智”論。對子思的這種“合外內之道”的具體考察，無疑刷新了人們對早期儒學的認識。

　　就后者而言，以往孟子給人的印象仿佛是孔子之后驟然出現的，簡帛《五行》使我們對孔孟之間的情況有了客觀了解。目前可以判定帛書《說》部要么是子思弟子的作品，要么是孟子的早期作品，這說明孟子思想經歷了一個從子思學派孕育的階段。孟子的諸多重要思想都源于《五行》特別是帛書《說》，例如“金聲玉振”“集大成”“大體”“小體”以及“充端”等這些原本歸于孟子名下的觀念都出自“五行”說。更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孟子“性善論”核心的“四端”說的來源也獲得了說明：竹簡《五行》對于仁、義、禮、智、圣“五行”分別提出了基于“形于內”的“德之行”與“不形于內”的“行”的區分，兩者并重；帛書《五行》的《經》《說》卻刻意凸顯“德之行”的重要性；到了《孟子》，則對子思學說做了進一步簡化，只保留了“形于內”的“德之行”的層面，忽視或有意清除了“不形于內”的“行”的層面，進而將圣獨立為“圣人”，余下仁、義、禮、智而構成所謂“四端之心”。可以發現，子思的“五行”說大致繼承了孔子內外并重的格局，帛書《五行》與《孟子》則不斷對其進行刪減和改造，在此過程中，思想的簡潔和力度增加了，豐富性卻喪失了。就此而言，荀子將思孟“五行”合起來未加區分進行批評，也是不準確的。

　　綜合當前各方面的研究情況來看，以竹簡《五行》為準的《五行》的《經》部應當是經過了晚年子思認定的子思學派的標識性作品。這部經典一方面是對孔子學說精華的理論重構，另一方面則作為某種磨煉思想的教材成為孟子思想的策源地。相信隨著學術界對簡帛《五行》研究的不斷深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先秦思想史將會迎來新局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郭店楚簡《五行》思想研究”（23BZX018）階段性成果）

作者：茍東鋒，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