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約秘書長兼英國國防大臣羅伯遜勛爵曾聲稱,英國無法在維持龐大福利預算的同時實現有效國防。作為2025年英國戰略防務評估的牽頭人,羅伯遜警告稱,投資不足正使英國的安全陷入“危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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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這一觀點極具說服力。據估算,2026至2027財年,國防支出在英國政府總管理支出中僅占6.5%,而社會保障支出則高達28%。
目前,英國的預算赤字正進一步加劇公共債務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受中東沖突引發的經濟連鎖反應影響,英國受到的沖擊將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為了實現到2027年將國防支出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2.5%的目標,英國政府已在尋求削減其他部門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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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防與福利簡單地視為“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實際上混淆了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公共支出。
國防支出屬于“最終”公共支出,用于支付軍隊薪酬以及采購武器裝備。這部分資金一旦投入,便無法挪作他用,且在政府支出時會直接消耗掉一部分國民產出。
相比之下,福利預算主要由“轉移支付”構成,旨在家庭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部分轉移支付基于需求評估,另一些則取決于過往的國民保險繳納情況。這些支出本質上并不涉及商品或服務的交換,而是將資金交由接收方自行支配。這種機制允許市場價格引導資源配置,且部分資金最終會通過債務償還或稅收回流至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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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英國政府目前處于赤字狀態,福利支出確實與其他公共需求存在競爭關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受助者收入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會被政府從富裕家庭征收的稅款所抵消。
從理論上講,一個國家可以將福利預算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100%,即通過稅收收回所有生產所得,再全額發放給家庭。盡管這會嚴重損害經濟效率,正如1989年以前歐洲部分國家體制國家所經歷的那樣,但從經濟運作層面看,這種模式依然可行。
反觀國防預算,即便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3%,也會引發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壓力。這是因為國防支出必須與醫療、教育、治安等同樣關乎國家生存與安全的其他“最終支出”爭奪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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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及其他擁有龐大福利體系的國家,在改革過程中均致力于確保福利支出對產出的貢獻至少與其對需求的影響持平。目前的轉移支付設計日益傾向于鼓勵人們保持經濟活躍,引導勞動力轉向生產率更高的新型崗位。這種將額外收入與額外生產相匹配的機制,即便在政府通過“印鈔”資助部分轉移支付的情況下,也能將通脹風險控制在較低水平。
相比之下,增加國防支出帶來的通脹風險則更大。支付更多的武器采購和軍事訓練費用會創造新的收入和消費需求,但同時,它也會將勞動力和原材料從民用生產部門抽調至那些本意即為“永不使用”的軍事硬件生產中。
若如許多倡導者所言,國防支出能通過刺激投資和技術創新被其他行業采納,那么它或許也能像消費一樣促進生產。曼哈頓計劃就是一個典型的“使命導向型”軍事支出案例,它顯著加速了新技術和組織模式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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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證實,在軍事支出大幅增長后,創新和經濟增長確實會出現回升。但這些研究多聚焦于美國,并將增長歸因于研發投入的增加。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將更多資金投入到與戰爭準備無關的研發領域,或許同樣能有效刺激增長,從而讓國防與福利支出變得更加“負擔得起”。
當然,如果有效的威懾能夠避免代價高昂的戰爭,從而保護民用生產免受毀滅性打擊,那么國防支出更可被視為一種高效的生產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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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軍事硬件與社會保障之間仍存在顯著區別。福利支出雖然因受經濟環境、收入及就業趨勢影響而難以精準預測,但當轉移支付幫助人們恢復健康、習得新技能并重返工作崗位,或者保障退休人員免于貧困時,政府往往能獲得快速的投資回報,并降低長期成本。
相比之下,增加士兵人數和裝備投入雖在短期內易于管控,但卻使政府背負了長期的維護與升級成本。若缺乏這些投入,軍事作戰能力很快就會喪失。英國歷史上不乏因成本超支和項目延誤導致坦克與艦船無法投入使用的先例。這正是為什么一個注重成本效益的財政部門,最終總會選擇“黃油”而非“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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