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美以伊沖突后，國家利益能超越教派沖突嗎？

編者按：4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丁剛在“丁剛看世界”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指出，海灣阿拉伯國家不僅迅速且嚴厲地譴責了針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還明確拒絕美國和以色列使用其領空或軍事基地。這種反應表明，中東的政治邏輯，正在不可逆轉地從“教派沖突主導”轉向“國家利益主導”。現將全文發布如下： （全文約3500字，預計閱讀時間9分鐘）

當美國和以色列的戰機在伊朗領空投下炸彈時，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陣營會怎樣想？

長期以來，中東的“地緣政治劇本”中，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矛盾是主要劇情之一。

然而，劇本正在被改寫。

現實的情況是，海灣阿拉伯國家不僅迅速且嚴厲地譴責了針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還明確拒絕美國和以色列使用其領空或軍事基地。

這種反應，揭示了當前中東地緣政治中最重要，也最深刻的一個變化。

中東的政治邏輯，正在不可逆轉地從“教派沖突主導”轉向“國家利益主導”。

透過轟炸，可以清晰看到整個地區交織的恐懼與清醒。

教派沖突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確實是中東亂局的底層代碼。

無論是也門的戰火、敘利亞的廢墟，還是伊拉克的動蕩，外界早已習慣用“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千年恩怨”來解釋一切。

但在今天，這種基于宗教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框架正在失靈。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的知名中東問題學者瓦利·納斯爾（Vali Nasr）在其研究中反復強調，教派主義在中東從來都不是一種無法自控的盲目狂熱，而是國家在爭奪地區霸權時使用的地緣政治工具。這一核心論點貫穿其著作《什葉派的復興》（The Shia Revival，2006）以及他此后大量發表的政策分析文章。他認為，當這種工具的成本遠遠超過收益時，理性的國家就會果斷將其拋棄。

這種向務實主義和國家利益的回歸，并非在美國轟炸伊朗的那一刻才突然出現。它在過去幾年里已經暗流涌動。

最核心的驅動力，是中東主要產油國對經濟轉型的戰略焦慮。

沙特阿拉伯推出了宏大的“2030愿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正致力于鞏固其全球金融和物流樞紐的地位。

搞經濟建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需要的是和平與穩定。

海灣國家在也門深陷泥潭多年，耗費數千億美元卻未能消除什葉派胡塞武裝的威脅，反而讓本國的石油設施頻頻遇襲。

這種深重的“戰爭疲勞”，促使遜尼派陣營的高層開始更多地算經濟賬，而不是算宗教賬。

在這個漸進的轉變過程中，2023年由中國斡旋達成的《北京協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沙特與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恢復外交關系。當時，許多西方智庫對這一協議的生命力持懷疑態度，認為它只是一次脆弱的戰術喘息。但事實證明，《北京協議》具有極其深遠的戰略意義。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2023年4月的分析報告就指出，沙伊復交是由多重現實因素共同驅動的：雙方長期的沖突疲勞、對經濟安全的共同焦慮，以及對美國能否充當可靠安全保障者的深度懷疑。《北京協議》并非為了解決所有歷史分歧，而是建立了一條制度化的外交溝通渠道，讓雙方在面臨重大危機時能夠直接對話，防止誤判升級。

正是因為有了《北京協議》打下的信任基礎，在這次美以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最初階段，沙特和伊朗的外交渠道依然保持暢通。沙特沒有參與空襲，并努力避免被卷入戰火。

然而，現實比最壞的預想更為殘酷。

戰爭爆發后，伊朗迅速將反擊范圍擴展至整個海灣地區。

到3月1日，全部六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國均已遭到攻擊。

貝克研究所中東問題研究員、萊斯大學學者克里斯蒂安·科茨·烏里希森（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在《對話》（The Conversation）上撰文指出，能源設施遭到打擊，“對海灣國家而言幾乎是最壞的結局”。支撐海灣國家過去三十年發展奇跡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收入，如今正處于危險的境地。

更令海灣國家極度不安的是，美國甚至沒有事先通知盟友就發動了襲擊。PBS新聞時報的報道證實，GCC成員國官員明確表示，他們對美以聯合發動“史詩怒火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事先毫不知情，且華盛頓無視了他們反復發出的警告。

這就形成了一種疊加的不安：一邊是華盛頓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點燃了整個地區。另一邊是伊朗的導彈炸毀了海灣國家的煉油廠。這是加速向“國家利益主導”轉變的真正催化劑。

在此之前，外界普遍認為遜尼派國家在內心深處樂見伊朗被削弱。這一判斷在戰前有其合理性，但戰后的現實已被顛覆。

查塔姆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拉普·達拉伊（Galip Dalay）明確指出，這場戰爭迫使地區國家重新審視自己的威脅認知：他們正在意識到，自己長期以來“高估了伊朗威脅，卻低估了以色列威脅”。

中東國家正在經歷深刻的戰略反思。

如果伊朗被徹底摧毀，填補真空的將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地區霸權。這同樣是海灣國家不愿接受的結局。他們追求的，從來都不是“某一方主導中東”，而是一個權力相互制衡、自己能夠從容發展的穩定環境。

因此，戰爭越是加劇，遜尼派國家就越是被迫在兩種憤怒之間尋找出路：既無法接受伊朗的導彈，也無法認同華盛頓的傲慢。經濟發展與生存的本能，壓倒了教派的隔閡。

這種轉變也折射出中東國家對美國安全承諾的深度懷疑。

過去，遜尼派國家習慣躲在華盛頓的安全保護傘下。但近年來美國的戰略收縮、對盟友遇襲時的冷淡反應，以及在巴以問題上毫無保留偏袒以色列的做法，讓阿拉伯世界感到極度失望。

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分析清晰地指出，GCC國家對這場戰爭“只看到風險，沒有看到任何收益”。他們最恐懼的，不是伊朗擁有核武器，而是被逼入絕境的伊朗進行非對稱報復，而這一預判已經成為現實。

阿聯酋顧問安瓦爾·加加什（Anwar Gargash）已公開表示，海灣國家尋求的是“超越停火的持久安全”，而不是卷入一場無休止的消耗戰。

這種多方下注的戰略不僅體現在外交上，也體現在軍事和技術的尋求上。

在中東的新地緣格局下，面對美國的軍事壓力，地區國家正在積極尋找西方之外的替代方案。當武器和技術的來源變得多樣化時，美國試圖壟斷地區安全供給的時代就走向了終結。

不過，在對未來的判斷上，我們需要保持審慎。

“去沖突化”的長期方向是清晰的，但通往那里的道路并不平坦。

這場戰爭已經清楚地證明，戰爭的慣性隨時可能在一夜之間打斷所有外交努力。中東國家與伊朗戰后的接觸將在一個充滿積怨的后緩和時代展開。

可以預期的是，沙特、阿聯酋與伊朗之間的競爭不會消失，但將更多地在政治和經濟層面展開。美國在中東的同盟體系將面臨實質性的空心化。

未來的海灣國家會繼續購買美國的武器，但在“開放領空打擊鄰國”這類關鍵的軍事要求上，他們將持續說不。美國的軍事霸權依然存在，但其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效率將越來越低。

與此同時，一個多極博弈的新中東正在成型。

隨著教派意識形態的退潮，結盟邏輯將完全由經濟互補性和安全訴求決定，這為中國、印度乃至歐洲在中東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間。

轟炸的硝煙終將散去，但它留下的政治遺產已經改變了這片土地。

在這個由國家核心利益主導的新時代，理性和算計成為了最高法則。這種基于現實利益的克制與謀算，恰恰是通往長久和平最可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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