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事崛起全靠葉利欽？他到底為我國做了什么，竟值一噸大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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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利欽，這位在本國口碑兩極分化的俄羅斯總統，在中國軍事發展上，卻意外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

被休克療法折騰得元氣大傷、急著變現軍工遺產的俄羅斯，另一個是被西方封鎖、軍備水平偏低、又急著補課的中國。

這位俄羅斯總統究竟做了什么？

俄羅斯為何愿意“打開武器庫”

二戰剛結束的時候，世界舞臺是美國和蘇聯兩家最硬氣。冷戰一路走下來，核武器競賽、軍備擴張，誰都不肯先低頭。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蘇先后搞出了氫彈，威力比原子彈大得多，軍備競賽升級，國際形勢長期繃著一根弦。

到了七十年代，蘇聯在導彈和航天上走在前面，1970年代中期成功將多顆衛星送入太空，外界普遍認為蘇聯有能力把導彈精確投射到遠距離目標，這讓美國一點都不敢掉以輕心。

這時候，雙方都明白，真要打起來，結果大概率是“同歸于盡”，誰也占不到便宜。

于是談判桌慢慢搬上來了，從限制核試驗到削減核武器，一輪輪談判談下來，《有限核試驗禁止條約》之類的協議陸續簽署，目的很簡單：把核大戰的概率壓下去。

可槍炮壓下去，矛盾并沒有消失。蘇聯后來在阿富汗用兵，美國則用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等方式施壓，冷戰的火藥味并沒有淡多少。

真正的拐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蘇聯經濟長期疲軟，軍費負擔沉重，改革推了一半，計劃經濟沒有徹底退場，市場經濟又沒立得住，內部問題越來越多。

1991年前后，中央控制力明顯下降，加盟共和國紛紛鬧獨立，戈爾巴喬夫權威受損已是既成事實。

就在這個大背景下，俄羅斯聯邦從蘇聯的軀殼里“剝離”出來，葉利欽成為新俄羅斯的總統。他選擇了一條非常激進的路：把西方當成樣板，快速搞市場化改革。

簡單說，就是那一套后來被不斷提及的“休克療法”——價格放開、大規模私有化、削減補貼，一下子把過去幾十年維持經濟運行的舊框架拆掉，希望用短痛換長安。

現實卻很殘酷。九十年代的俄羅斯經歷了一場比肩大蕭條的經濟下滑，據研究機構統計，1990年代整整十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累計跌去了大約四成，通脹一度飆升到年化上千個百分點，很多工廠發不出工資，大批人失業，社會不滿情緒高漲。

資金從哪來？一開始，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給了一些援助，但規模有限，而且附帶不少條件。

等到俄羅斯經濟問題暴露得越來越多，政治斗爭又越來越亂，外部資金的熱情明顯降溫，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國對俄羅斯的大額援助趨于謹慎，俄羅斯爭取大規模貸款的難度越來越大。

這時候，葉利欽手上還有什么能快速變現的？一個很現實的選項，就是蘇聯時期留下的那套龐大軍工庫存。

冷戰幾十年，蘇聯砸了巨額資源在坦克、裝甲車、艦艇、飛機上。

研究數據顯示，蘇軍曾擁有數量巨大的坦克和裝甲車輛，蘇聯解體后，這些裝備大部分落到俄羅斯手里，但國內訂單銳減，軍工企業開工不足，很多廠子在吃老本。

對當時的俄羅斯來說，一邊是財政捉襟見肘，一邊是倉庫里大批壓著的軍工資產，把軍火出口做起來，幾乎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俄羅斯迅速恢復了自己作為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國的地位，公開資料顯示，自1994年起，俄羅斯的主要軍貿對象就是中國和印度，當時對華對印軍售占到了俄羅斯軍火出口的相當大比例。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進入了俄羅斯軍火商的視野。

對俄羅斯來說，把武器賣給需要的買家，可以解決現金流問題，還能維持軍工體系的基本運轉；對中國來說，這恰好提供了一條突破技術封鎖、快速補足裝備短板的通道。雙方需求高度對接，合作自然就走得很快。

九十年代初期，中俄關系從歷史低點開始回升。1991年，中方與蘇方先簽署東段邊界協議，隨后又與新成立的俄羅斯就邊境地區軍力互信、裁軍等問題達成共識，為后續軍事合作打下基礎。

1992年，葉利欽首次以俄羅斯總統身份訪問北京，雙方確認在軍事技術領域開展合作，公開資料顯示，當年兩國簽署了多項軍技合作文件，其中包括蘇-27戰斗機的采購和后續許可生產安排。

有學者統計，僅1992年，俄羅斯對華軍事技術出口就達到十多億美元規模。

此后幾年里，葉利欽又多次訪華，軍售和軍技合作一直是會談的重點方向。在俄方公開表態中，多次強調愿意在合理范圍內向中方提供先進常規裝備，并在許可生產、技術服務等方面給予支持。

中俄軍貿帶來了什么

冷戰后期，中國軍隊的整體裝備水平用一句大白話概括，就是“能打，但不好打”。

前面幾十年，中國經歷了長期戰爭和封鎖，工業基礎薄弱，重型裝備數量不多，主力戰機總體還是早期技術路線，電子設備、精確打擊手段和世界一流國家差了一大截。

國內軍工在努努力，錢也在往里砸，但受制于技術封鎖，想自己啃硬骨頭，需要的時間很長。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現實需求很明確：一是盡快把一線部隊換裝到一個相對現代的水平，至少不能在空軍、海軍上被人完全壓著打；二是借助外部合作，把關鍵技術“拉一把”，讓自己的軍工體系少走彎路，盡早形成完整鏈條。

俄方在九十年代初做出的一個重要決定，就是愿意向中國出售當時比較先進的蘇-27系列戰斗機。

資料顯示，中俄在1991年達成首批蘇-27合同，1992年前后開始交付，首批共26架，包括單座和雙座型號。這批戰機的引進，讓中國空軍一下從第三代機“缺口期”邁進了一個全新的臺階。

蘇-27本身并不是簡單“買來就飛”的產品，它背后牽扯到飛控系統、發動機、武器掛載、地勤保障等一整套體系。

通過引進整機、配套設備和培訓服務，中國一方面補上了遠程制空戰機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借此系統性接觸了當時俄式三代機的技術路徑。

隨后，中俄又在蘇-27基礎上開展許可生產合作，中方通過合資生產線掌握了更多制造和裝配環節的經驗。外界研究普遍認為，這一階段的合作，為后續中國自主研制新一代戰機提供了重要技術積累和工程實踐平臺。

陸軍火力方面，中俄在遠程火箭炮、自行火炮等領域也有實打實的合作。通過成套裝備引進和技術服務，中國在火箭炮射程、精度和裝填效率上實現了跨越式提升，后續出現的多型國產遠程火箭炮，都能看到技術思路上的傳承與再創新。

相關研究認為，中國在九十年代后期已經能夠在多管火箭系統上實現大范圍國產化，部分性能指標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

客觀地看，蘇聯解體、俄羅斯經濟休克，是內部長期積累矛盾疊加外部環境變化的綜合結果；葉利欽選擇大規模對華軍售，是在財政困難、軍工企業急需訂單的前提下，做出的現實決策。

對中國來說，當時的選擇同樣現實：西方關上大門，那就從愿意合作的一方拿到需要的裝備和技術，再想辦法轉化成自己的能力。

所以，與其說葉利欽“成就”了中國軍工，不如說他在一個關鍵節點上，提供了一扇門，而中國自己抓住了這扇門，并且在之后幾十年把這條路修成了高速公路。

沒有那段合作，中國軍工可能會更慢一些，但只要方向不變，早晚還是要走到今天這一步；有了那段合作，中國在時間上占了便宜，在技術路徑上少繞了很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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