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強國時刻”為何成為熱點話題？

本報駐印尼特派記者 曹師韻 本報特約記者 李 靜

編者的話：4月14日，印尼外交政策協會在雅加達舉辦“新世界秩序下的陣營重組：中等強國的戰略選擇”主題研討會，吸引多國百余名嘉賓參與。自今年1月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呼吁中等強國加強團結以來，這一群體吸引了世界目光。有西方智庫和媒體認為，現在已經迎來了“中等強國時刻”或“中等強國時代”。什么是“中等強國”？哪些國家屬于中等強國，其優勢和面臨的挑戰有哪些？它們將如何重塑國際秩序？從今天起，《環球時報》將推出“中等強國畫像”系列報道，為您進行梳理和解析。

大多數G20成員被認為是中等強國
“中等強國”的概念可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16世紀，意大利外交官兼學者博泰羅在其所著的《國家理性》一書中將國家分為三類：大國、中等強國和小國。根據他的定義，中等強國“擁有足夠的力量和權威，能夠獨立自主，無需他人幫助”。它們既不會因弱小而易受暴力侵害，也不會因強大而招致嫉妒，財富和權力適中。

二戰后，得益于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外交官及學者試圖為其國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中開辟出一片天地，這一詞匯重新流行起來。事實上，在1945年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上，澳大利亞時任外長伊瓦特就引用了該詞，指那些“因其資源和地理位置，將被證明對維護世界不同地區的安全具有關鍵意義”的國家。自此，“中等強國”進入了現代國際政治的話語體系。

過去10年間，“中等強國”概念在全球贏得了更多支持者。不少機構和學者提出相關倡議，舉辦主題活動，還出版了不少書籍。然而，對于“中等強國”，政界和學界至今仍沒有共識性的定義，沒有公認的標準或門檻。有人提出了衡量指標，包括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例如世貿組織總干事伊維拉曾將占世界貿易份額1%以上但不足4%的國家歸類為中等強國。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網站發表的文章，在當今世界，界定中等強國的標準已不再僅僅是其體量規模，而是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中等強國是全球經濟的貢獻者、區域影響力的重要支柱，并日益成為國際聯盟的組織者。澳大利亞前外長埃文斯則認為，對中等強國的認定可以從它們不具備的特質來考量：它們并非那種能夠在全球或地區范圍內強制推行自身意愿的強國，但具備足夠的外交及其他能力，在特定領域發揮較大作用；它們既不是世界的主要規則制定者，也不是純粹的規則執行者。

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全球秩序與制度項目”高級研究員帕特里克近期發文稱，“中等強國”不僅被用于指代一些西方國家，也越來越多地被用于描述一些新興大國。它們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尋求新的回旋余地，并避免排他性的地緣政治結盟。還有觀點認為，除了擁有一些塑造世界政治的手段之外，成為一個有效的中等強國還需要特定的動機和心態：一個成功的中等強國不僅是能夠改變區域內或集團間戰略平衡的“搖擺國家”或“關鍵力量”，它還必須愿意并且能夠發揮領導作用，填補國際合作的空白，并捍衛國際法律秩序。

基于上述理解，帕特里克認為，二十國集團（G20）中的大多數成員都屬于中等強國。還有分析稱，七國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盟等國際論壇和組織中不少成員國也都屬于中等強國。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此前發文，將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土耳其和尼日利亞六國歸類為中等強國。他認為，這些國家雖然算不上富裕，但擁有以消費為導向的龐大中產階級和相當強的技術能力。

從二戰后到現在：中等強國的抉擇與訴求
二戰結束后，全球分裂為兩大權力中心，迫使很多中等強國不得不站隊，要么追隨美國，要么倒向蘇聯。蘇聯解體后，出現了另一種非此即彼的局面：要么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要么走獨立自主道路。然而，選擇與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對抗，可能會失去結盟所能帶來的安全保障和經濟利益，因此不少中等強國選擇加入美國主導的秩序。

當下，全球格局正經歷一場從單極時代向更為錯綜復雜的多極化秩序的深刻轉型。世界經濟論壇網站刊文指出，中等強國普遍認為原有的秩序已無法維系。從歐洲到亞洲，各國領導人描繪出的圖景是一個已然發生永久性斷裂而不僅僅處于過渡階段的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已從偶發的沖突演變為結構性的常態，而寄望于舊有體系自行修復，已不再是明智或可行的選擇。

在亞洲地區，人們所憂慮的不僅僅是既有規范的崩潰，更擔心這種崩潰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新加坡總統尚達曼表示：“我們看到《聯合國憲章》正在被無視，也感受到過去80多年間逐步確立的規范、慣例與互信正逐步遭到侵蝕。”他將這一風險形容為“一種自我加劇、滑向失序深淵的退化過程”。

在北歐，芬蘭總統斯圖布則將當前的局勢置于歷史長河中進行審視。在他看來，世界秩序正經歷一場如同一戰、二戰及冷戰快結束時那樣的變化。他提醒道，未來已顯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一條是圍繞交易、協議與利益集團構建的多極世界；另一條則是以制度、規則與規范為根基的多邊世界。斯圖布明確表示自己傾向于后者。不過，他同時強調，二戰之后建立的多邊秩序是依照西方模式設計的，因此如今必須調整權力結構，賦予全球南方國家更多主動權，“否則，我們將重新陷入弱肉強食的局面，而這正是我們竭力想要避免的”。

面對這場深刻的秩序重構，中等強國普遍意識到，僅有道義倡導遠遠不夠，若缺乏實力支撐，價值觀終將顯得蒼白無力。正是基于這種務實的判斷，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從另一個角度道出了當下的迫切訴求：“我們必須摒棄一切關于意識形態的爭論。真正的敵人是貧困與苦難。”

羅德里克則認為，中等強國的領導人并不希望生活在一個被迫選邊站隊的世界里。相反，他們期望構建多維度的貿易與投資關系，從而能夠從不受任何大國對抗限制的多元選項中自由選擇。

信譽與靈活性VS多重挑戰
隨著國際體系從單極世界加速轉向多極化，中等強國正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網站發表的文章，世界已不再圍繞整齊劃一的集團或可預測的聯盟來組織，多邊主義陷入危機，長期飽受詬病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被認為正在消亡，但尚不清楚究竟什么會取代它。在這個地緣經濟壓力和持續外部沖擊所定義的環境中，中等強國不得不尋找新的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稱，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以及偶發性合作，為中等強國施展影響力提供了土壤。這些國家積極參與區域組織，并常常站在加強世貿組織、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倡議的前沿。例如，作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重要成員，巴西積極推動對國際經濟機構的改革，以使其更好地代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與此同時，中等強國還善于建立靈活、以目標為導向的伙伴關系，并根據不同問題對合作對象進行動態調整。比如有的國家在安全事務上重點與某些國家合作，在貿易領域則與其他國家攜手。

在更具體的層面，一些中等強國將地緣經濟工具視為國家戰略的核心。無論是澳大利亞與印尼利用鎳礦儲備吸引全球電動汽車產業鏈的投資，還是新加坡將監管能力作為國家力量的源泉，這些國家都在清醒地評估自身杠桿所在。

印度尼西亞大學東盟—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諾迪普羅在接受《環球時報》特派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國際政治中，中等強國往往兼具信譽與靈活性：它們通常不被外界視為追求霸權擴張的力量，因此更容易在政治敏感議題上成為各方信任的溝通者；同時，它們又具備一定的外交資源、經濟實力和制度經驗，能夠推動各利益攸關方參與并持續開展合作議程。正因如此，中等強國在當今高度分化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常被視為務實的“橋梁型建設者”。它們相對中立的立場，使其更傾向于從功能性、務實合作的角度推動議題，而非陷入意識形態對立，從而為各方尋找折中方案創造空間。

不少智庫、媒體認為，中等強國的重要性正不斷增強。美國《國家利益》雜志2024年就發文稱，“中等強國時代”已經到來；摩洛哥智庫新南方政策中心認為2025年是“中等強國之年”；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近期表示，當下迎來了“中等強國時刻”，在這個新興的多極化世界曙光初現之際，中等強國在重振國際合作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盡管中等強國擁有諸多優勢，它們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也不少，其中之一便是在大國間尋求平衡的同時，維護自身戰略自主。中等強國常常發現自己處于困難境地，不得不在更強大國家之間進行平衡。此外，隨著新的強國崛起、全球權力體系發生變動，中等強國不能固守原有定位，而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戰略和行為方式，否則就會失去影響力。當某些大國退回到只關注自身利益的單邊行動時，中等強國必須繼續堅守多邊主義、積極組建聯盟。

?下期預告：
在4月14日于印尼舉行的“新世界秩序下的陣營重組：中等強國的戰略選擇”主題研討會上，專家一致認為，憑借外交、經濟、軍事和科技實力及戰略雄心，中等強國正發揮“超出體量的影響力”。在“中等強國畫像”下篇報道中，我們將為您講述中等強國如何在地區和全球發揮影響力，以及它們對國際秩序的重塑作用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