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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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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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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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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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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青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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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國家圖書館里沉浸書香。 本報首席記者謝文英攝
如果AI可以即問即答,迅速回應你的所有疑問,你是否還會打開一本書,沉浸其中?這個看似屬于個人的選擇,如今已成為一個社會性命題。4月20日,隨著《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下稱《條例》)施行后首個“全民閱讀活動周”的啟動,面對本報記者的采訪,文化圈中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給出了答案——它并非關于放棄,而是關于更重要的開始。
AI可以學習世界,卻無法走過人生
“我們的編輯在選稿時,時常會被一個細節、一句樸實卻充滿力量的話語擊中,瞬間熱淚盈眶。這種基于共同生命體驗的‘共情’,是冷冰冰的算法永遠無法企及的。”全國人大代表、《讀者》雜志社總編輯陳天竺對記者說。她給記者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次,編輯收到一位山區老師的來信。來信說,班上有個沉默寡言的孩子,讀完《讀者》的一篇關于失敗的文章后,在周記里寫道:“原來失敗不是終點,而是另一段路的起點。我不怕了。”AI可以生成無數篇關于挫折教育的文字,但那一刻,是那篇由真人書寫、帶著生命體溫的文章,像一束光照進了這個孩子封閉的內心。
這件事讓陳天竺強烈感受到,AI可以生成邏輯嚴謹的文本,但終究無法體會一個好故事中“于無聲處聽驚雷”的心靈震撼;AI可以快速處理海量的信息,卻替代不了閱讀所帶來的“豁然開朗”的頓悟與“心有戚戚焉”的共鳴。
全國政協委員、文化學者、山東省全民閱讀大使魏新,曾把自己的作品輸入給AI,然后讓AI模仿著創作。
“如果當成一篇中學生作文的話,可以打個高分,但它絕非真正的創作。”魏新評價這篇AI作品說,“我的創作原則是,別人怎么寫,我就不怎么寫。但AI恰恰相反,它在海量的大數據里學習別人怎么寫,然后也怎么寫。它可以超越80%的普通寫作者,卻永遠無法擁有創作者所具備的獨特個性與人生體驗。”
魏新把閱讀過程比作“輸入數據”的過程,他認為,隨著技術的進步,AI的文本會越來越“像樣”,但在文學創作的核心領域——對人類復雜情感與獨特存在的表達上,AI無法取代人。
“在文學創作、文化傳播和教育領域,過度依賴AI是危險的。”全國政協委員,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憑借三十余年的出版經驗對此深感憂慮。他指出,AI強大的即問即答能力,正悄然侵蝕著青少年獨立思考的土壤。而真正的人才絕非憑空產生,其成長必須根植從一線實踐中積累的、包括無數試錯在內的完整閱歷。
“AI匯集的全球知識庫及其便捷性雖是賣點,但其提供的信息往往不夠準確,這僅是表層風險。”顧青強調,“更深層的危機在于,如果我們放任對即問即答的依賴,就等于抽掉了人才成長的階梯。人才的養成是一個金字塔式的過程,需要從最基礎的實踐做起,在解決真實、復雜問題的過程中犯錯、反思、提升。倘若這一切思考與磨煉都被AI代勞,那么未來的頂尖人才從何而來?民族的創造性根基又該如何維系?”
深度閱讀,將信息轉化為智慧
“‘兩腳書櫥’是古人對書呆子的比喻。”顧青指出,在AI能瞬間吞吐海量信息的時代,如果我們只滿足于“知道”,而不去“思考”“判斷”“創造”,和一臺只能接收指令的機器又有什么本質區別?深度閱讀,正是在知識與應用之間架起的橋梁。
2025年發布的第二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近八成的人通過手機閱讀,近四成的人會“聽書”。“電子閱讀這件事我并不反對,但是在我看來,真正的閱讀,高質量的閱讀,不應該通過聽書,或者通過網絡閱讀等碎片化閱讀來實現。真正的閱讀應該是讀紙質書。”顧青說,商務印書館的閱讀理念提倡深度閱讀,認認真真地讀紙質書,讀經典書,讀整本書,帶著問題閱讀、反復閱讀。這是一個主動的、內化的過程,而非被動的信息接收。“全民閱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自己讀,而不是別人替你讀。”他強調,商務印書館堅持推廣紙質書閱讀,正是為了捍衛這種不可替代的“過程”。
這一“過程”的本質,是解決“知其所以然”的根本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楊朝明提出:“AI的即問即答僅僅解決了知其然,而深度閱讀的核心價值,恰恰在于解決知其所以然。”他認為,深度閱讀是建構個人知識體系的有機過程,是將零散信息融會貫通、形成智慧的土壤。“一個人的成長需要不斷積累,這種積累不是結論的疊加,而是思考過程的連接。”楊朝明說。
面對知識的海洋,選擇讀什么至關重要。楊朝明引用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智慧,闡明全民閱讀的意義在于“讀好書,讀最該讀的書”。他強調以“四書五經”、《老子》、《莊子》等為代表的中華文化核心典籍,是民族的“精神基因庫”,承載著塑造共同價值觀的密碼。“在人工智能時代,閱讀的終極意義不在于對抗技術,而在于堅守人之為人的本質。”他說,《條例》的施行,正是為這種文明的傳承與精神的奠基,筑牢一道法治的堤壩。
在AI時代,傳統的知識殿堂——圖書館將扮演何種角色?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劉忠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成為幫助讀者將知識轉化為能力的樞紐。
劉忠斌指出,AI可以推薦圖書,卻無法在閱讀分享會上與讀者產生思想共鳴;可以提供答案,卻無法理解提問背后的情感需求。這種人與人的連接、文化與情感的滋養,正是公共圖書館區別于AI技術平臺的顯著特征。面對大模型可能存在的知識碎片化與“幻覺”風險,圖書館憑借其體系化的知識組織、專業化的資源篩選與可信的館藏保障,在消除信息鴻溝與AI鴻溝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專業價值。
“圖書館應通過理念重構、技術落地、服務升級、生態重塑實現轉型。”劉忠斌以其從事的參考咨詢業務為例介紹說,比如24小時在線的AI館員,能夠承接大量常規性、重復性的咨詢工作,使得館員得以從繁雜事務中解放出來,專注于更具創造性的高階知識服務。當讀者在館員的幫助下,學會了如何甄別AI“幻覺”,如何將海量信息整合成自己的觀點,并最終作出獨立的判斷時,“信息”便轉化為了“智慧”。
涵養書香中國,法治如何保障“全民閱讀”
“全民閱讀,核心在‘全民’,關鍵在‘普惠’。”劉忠斌長期關注閱讀資源分布不均問題。他注意到,盡管公共圖書館建設持續完善,但優質資源向基層下沉的通道仍不夠暢通。為此,他建議推動新建居民住宅區配套建設閱讀設施,把優質有聲書、電子盲文送到農村和特殊群體手中,讓閱讀資源像毛細血管一樣延伸至百姓日常生活。
魏新在調研中發現,基層仍面臨資源匱乏、兒童閱讀引導不足等現實問題。他建議參照家電補貼的力度推出全民閱讀消費補貼,重點向縣域、鄉村等基層地區傾斜,降低大眾閱讀成本,激發閱讀興趣;充分借力AI等新技術創新推廣形式,營造沉浸式閱讀氛圍。同時,他建議相關部門持續深入基層調研,推動資源下沉,讓書香覆蓋更多角落。
《條例》明確要求“提高出版質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出版物”,顧青表示,這與商務印書館的百年使命天然契合。為此,商務印書館確立每月8日為“全民閱讀推廣日”。不久前,商務印書館聚焦新推出的《漢語成語大詞典》,邀請語言專家、資深教師與資深編輯進行深度解讀,讓讀者充分理解圖書價值,推動閱讀從數量向內涵轉變。他說,《條例》的出臺讓這份使命有了法律依據,也促使商務印書館在閱讀推廣上做得更細、更實。
楊朝明強調,閱讀的“質”遠比“量”重要。他建議打造數字化經典閱讀平臺,在公共文化空間引入AI智能導讀、VR沉浸式閱讀等場景,讓經典“活”起來;同時搭建城市智慧閱讀平臺,整合電子書、有聲書等資源,實現一鍵借閱、云端共享,縮小數字鴻溝。
《條例》明確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體制機制。陳天竺指出,此前她提出的加大西部公共文化空間扶持力度建議已被納入《條例》,成為保障城鄉閱讀均衡發展的法定職責。針對AI技術帶來的版權問題,她認為有必要加快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問題進行專門立法,明確AI在什么范圍內可以合法使用出版物,在什么情況下構成侵權,為原創內容筑牢法治防線。
今年全國兩會上,陳天竺提交了推動設立“閱讀指導師”國家職業資格認證的建議。她說:“我希望搭建一支懂書籍、懂心理、懂策劃的專業隊伍,分級分類走進校園、圖書館、社區和鄉村,破解閱讀引導缺位難題,讓《條例》更好地從紙上落到地上,走進群眾生活。”
當閱讀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一種文化自覺,我們終將看見:一本好書能跨越山海,抵達偏遠鄉村的角落;一次閱讀能點燃童心,讓鄉村孩子與城市少年共享思想的星光。這或許就是《條例》最深遠的意義——它不僅保障公民“閱讀”的權利,更在培育一個民族“思考”的根基、“創造”的土壤與“向上”的力量。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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