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一場以書為媒的斗爭，在近代上海悄然展開

近代上海，一場以書為媒的斗爭在逼仄的亭子間、簡陋的工廠休息室，甚至敵人的眼皮底下悄然展開。由中國共產黨組織和引導的紅色讀書會，如同遍布都市的毛細血管，將思想的血液輸送至社會肌體深處，逐漸匯聚成磅礴力量。

「思維火花」

1920年春，青年毛澤東來到上海，曾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號（今安義路63號）的石庫門臥室里。同住的還有李思安、李鳳池、陳書農三位新民學會會員。四人輪流做飯，常以蠶豆煮米飯為食。

在這里，毛澤東平日里閱讀各地的報刊和書籍，還邀請十多位進步青年成立“自修學社”，共同學習各種理論著作等。6月，毛澤東寫信給在北京的黎錦熙老師，談及南下見聞和追求革命的決心，并說準備“看新出的報、雜志、叢書及各譯本，尋獲東方及世界學術思想之大綱要目”。

讀書之外，毛澤東多次前往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拜訪正在醞釀建黨的陳獨秀。兩人坦誠相見、無話不說，還專門討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在“自修學社”的讀書聲中，在與陳獨秀的深談中，毛澤東找到了點燃思維火花的引信。后來，在陜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毛澤東說：“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建制立規」

《禮記》言：“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中國共產黨人深諳此理，賦予讀書會這一古老形式以新的時代內涵。正如毛澤東在《讀書會的商榷》一文中所提出的，通過經濟上得互助、學問上得磋商、精神上得聯絡，讀書會可以有效克服傳統“關門研究法”的局限。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要求“各地方至少當組織讀書會性質的馬克思研究會（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讀書會“可吸收非同志”，閱讀材料“可用函授部之講義”。

1928年5月，中央相關文件指示，“盡量利用一切公開及半公開的機會去團結工農群眾”，并特別將“讀書會”列為重要形式之一。讀書會形式靈活、寓教于文，能夠通過定期集會實現思想傳播、加強組織聯絡。

1930年起，左聯、社聯、教聯等左翼文化團體相繼成立，并于之后聯合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這支革命文化力量開辦圖書館、讀書會，向大眾積極普及進步思想。作為“文總”重要成員的教聯，在知識分子小組中專門組織學習《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在工農小組進一步通過讀書會、流動借書車等形式進行文化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精神紐帶」

1935年秋，曾志（后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來到上海。她早年參加革命，經歷過農民運動講習所、湖南暴動、井岡山反“會剿”以及閩西、閩南、閩東斗爭等。后因種種原因輾轉來滬，一度失去組織關系。

當時，抗日救國會下屬的女教師聯合會組織讀書會，曾志經人輾轉介紹得以加入。有一次討論時局，她把幾本進步書刊上的觀點加以綜合分析，并結合自己的思考作了發言。散會后，一名叫趙玲的女教師悄悄拉住她說：“你講得真透徹，能不能多聊聊？”兩人從讀書談到處世，從時事談到政治。

幾次深談后，趙玲的丈夫蕭明開門見山地說：“我看你不是一般的女職員，你大概是失去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吧？”曾志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蕭明自我介紹：“我們也是與組織失去關系的共產黨員。”

讀書會這根紅色紐帶，讓三名失散者走到了一起，也讓曾志找到了“回家的路”。1936年10月，組織正式批準恢復她的黨籍。曾志感慨：“我們嘗盡了失群孤雁的辛酸苦辣、彷徨煩惱。現在好了，我又投進了黨的溫暖懷抱，重新擁有了政治生命。”

在風雨如晦的年代，有時候一本書就是一個思想的堡壘，一場讀書會就是一次精神的集結。它以某種組織化的形式，將個體與集體、與時代、與理想更緊密地連接起來。

「政治課堂」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地下黨支部重建。面對數百名接線生，支部面臨一個難題：如何在資本家眼皮底下開展工作？他們沒有急于宣講大道理，而是從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入手。

當時，公司沒有食堂，沒有茶水供應，接線生不斷問話答話，嗓子冒煙卻沒處喝水。黨支部發動老職工帶著新工人，一次次向總監督交涉。幾番爭取后，資方被迫答應：供應茶水，安裝電灶蒸飯。

水有了，飯熱了，支部又發動大家湊錢買茶葉、茶具，訂閱《譯報》《學生生活》等進步報刊，還在休息間擺上書架。工人們開始在這里喝茶、看報、議論時事，一間原本冷清的休息室漸漸熱鬧起來。

支部順勢組織讀書會。比如，大家圍坐在一起讀《大眾哲學》，艾思奇用“茶館里的爭吵”講矛盾，讓只有初小文化的工人也能聽懂。茶水問題也順勢成為討論的起點：憑什么外國職員有專門茶水間，中國工人只能站著喝水？接著，討論從茶水延伸到工時，從工時延伸到尊嚴，從尊嚴延伸到階級……工人們在政治課堂中一步步被鍛造成為有覺悟、有組織的群體。

「守護命脈」

在上海全面淪陷的艱險環境中，分散于城市各處的讀書會彼此呼應，在黑暗中傳遞信念的火種。

當時，中共在警察系統中建立秘密外圍組織“新警同盟會”。地下黨員運用讀書會等方式，通過接觸了解、考察教育，吸收主張抗日救國、要求進步的警員參加外圍組織。其中的積極分子經過考驗鍛煉，基本符合黨員條件的逐個發展為黨員，進而逐漸掌握了戈登路（今江寧路）警察分局槍械庫等要害部門。

上海電信局和國際電臺曾是電報電話通信的中樞，擁有當時國內最先進的通信設備。中共上海電信系統總支委員會圍繞保護局臺、迎接解放這一中心任務，通過組織讀書會、歌詠團等團結教育職工，培養積極分子，建起外圍團體——郵電員工聯合會。

1949年初，國民黨交通部制定電信應變撤退計劃，指令上海電信局和國際電臺迅速抽調人員、設備去廣州、臺灣等地。一旦得逞，整座城市的通信命脈將遭受重創。黨總支要求各支部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對象采用不同方式，積極勸導、說服技術人員和廣大職工留在上海，抵制人員調遣和設備南下。

那些在讀書會上傳閱的書刊、傳播的理念，最終化作守護城市的力量。當南遷命令下達時，許多技術人員和廣大職工選擇留在上海。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黨委書記、副研究員曹鵬）

原標題：《學林隨筆｜一場以書為媒的斗爭，在近代上海悄然展開》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理論君

本文作者：曹鵬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