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教育的狀元”，去世時口袋里只有7塊錢

今年4月5日，是愛國教育家、南開大學創校校長張伯苓誕辰150周年紀念日。誕辰前夕，張伯苓“愛國三問”碑在南開大學落成。

這是一座高10米的紫銅雕塑，主體為“中國”二字，“國”字中間三橫上鐫刻著三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愿意中國好嗎？”1935年9月，面對華北空前的民族危機，張伯苓在南開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對新老校友提出了這三個問題。

創辦私立南開大學，致力于將其辦成一所可與歐美私立名校相媲美的“真正的民立大學”，或許就是張伯苓自己對這三問的回答。教育家顏惠慶稱張伯苓是“辦教育的狀元”，胡適稱他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老舍和曹禺在他七十大壽時曾合寫獻詞：“天下人誰不知，南開有個張校長！”這條路也異常艱辛，他游走在獨立辦教育和政治旋渦之間，以至于去世后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進入自己親手創建、一生所系的校園中安息。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原主任梁吉生研究張伯苓已有40多年，今年出版了《張伯苓年譜新編》（三卷本）、《探究與建構：張伯苓教育學述論》等新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教育救國理想與社會政治現實的矛盾中，張伯苓有過長久的掙扎，做過艱難的選擇；有無奈的妥協，也有不變的堅守。

20世紀30年代的張伯苓 本文圖/《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

“南開之路”

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曾說：“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私立大學，‘南開之路’非同尋常。如果說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跡’的話，那么，很可能不是國立大學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

1904年，張伯苓和嚴修（即嚴范孫）在天津共同創辦了“私立中學堂”，不久該學堂成為全國聞名的南開中學。梅貽琦、張彭春、喻傳鑒等33人為其首屆畢業生，周恩來為1917屆畢業生。

1918年末，張伯苓著手籌辦私立南開大學。那時中國的大學除了幾所國立大學外，以教會學校為主。張伯苓堅持要以民間財力將南開大學辦成一所類似歐美的私立大學，未來與哈佛、耶魯、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學呈“東西之盛”。

許多人對此抱懷疑態度。羅隆基就覺得，北平許多學校都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學校都快要關門了，“這位張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卻要在這時候來辦個私立大學，這不是自己對自己開玩笑嗎”？

開辦之初，南開大學經費的確非常緊張。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愿意投資，條件是南開大學也必須配相同資金，要幾十萬大洋。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國的辦事人員報告說，張伯苓壓力太大，很難想象他能完成這筆配資。但最后，張伯苓還是依靠社會捐贈把資金配齊了。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曾說，美國人有樂辦教育和宗教募捐的傳統，但張伯苓沒有這種條件，辦私立大學，他是一個拓荒者。

1919年9月，南開大學正式開學，分設文科、理科和商科。首屆錄取96名學生，周恩來是其中之一。

1923年，南開女子中學成立。1928年，南開小學成立。1936年，南渝中學（不久改名重慶南開中學）創辦。南開形成了“私立民有”、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

南開學校每年幾十萬元的經費，都等著張伯苓設法籌措。他到處募捐，常稱自己是一個“化緣的和尚”，但為了興學并不覺難堪。

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張作霖、李純、張學良、傅作義、盧木齋等政界和軍界要人都曾向南開捐款。江蘇督軍李純留下遺囑，將其財產的四分之一（50萬銀元）捐給南開大學。張伯苓利用這筆錢在天津城南八里臺購地數百畝，即現在的南開大學校址。

張伯苓創辦南開系列學校，籌款千萬銀元以上，一切收支都列賬存于南開大學圖書館內。

有人提醒他，教育是清高的事業，不好接受軍閥捐贈。張伯苓則認為，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培育出來。

1928年后，南京國民政府加大了高等教育經費投入，國立大學的辦學實力大增。1929年，蔣廷黻等三位南開著名教授同時被清華挖走，全校震動。從不欠薪，不再成為南開的一個比較優勢了。

在最艱難的時候，外國教會幾次表示想把南開收為教會學校，張伯苓堅決不同意，說南開一定要是中國人辦的。

張伯苓無奈之余，重新規劃了南開的定位。南開中學創辦之初模仿日本教育模式，南開大學開辦之初除國文和中國歷史課外都是英文授課。1928年，張伯苓主導制定了《南開大學發展方案》，稱已往大學之教育大半是“洋貨”，中國大學教育目前之要務即“土貨化”，即從學術獨立入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培養全面發展的人。他還立足于天津成為華北工業中心的前景，成立了南開經濟學院，聘請何廉擔任院長，逐漸建立了“學經濟到南開”的聲望。

“兩園桃李一手栽”

張伯苓早年為籌款與各時期軍政要人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但在北洋政府時期，無論是黎元洪請他出任教育總長，還是張作霖讓他擔任天津市市長，他都極力辭卻。他的理由是，之前與嚴修有約定：“終身教育，不入政界。”在他眼里，教育為百事之本。而且他深知，一入政壇深似海，搞不好就身敗名裂，累及南開。

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張伯苓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態度逐漸發生改變。他在辦學的艱難中認識到政治與教育密不可分，蔡元培、胡適等人的“教育獨立”理念在他看來是不現實的。經張伯苓爭取，政府補助在南開大學捐款中所占比例從1919至1927年間的1.32％，增至1928至1935年間的31.45％。

他與蔣介石的關系也越來越近，這為他晚年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七七事變”爆發后，南開作為天津救亡運動中心首當其沖，在1937年7月30日被日軍炸毀，幾乎片甲未留。正在南京的張伯苓聞訊后悲痛不已。第二天，蔣介石夫婦宴請張伯苓，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

在國民政府的推動下，南開大學于1937年8月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次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成立。在梁吉生看來，規模不大的私立南開大學能與兩所最著名的國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這一機遇確實與蔣介石有關。

西南聯大不設校長，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作為最高行政機構。張伯苓預見到三校校長共同主持校務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矛盾，因此將管理職權都托付給蔣、梅二人，還用天津話對蔣夢麟戲稱“我的表你戴著”，自己則常駐重慶。

1938年7月，張伯苓出任首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他住在重慶南開中學所在的沙坪壩津南村，這里一時成為各派政界要人、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聚會、議政的場所。

陶行知曾形容張伯苓，“兩園桃李一手栽”。國民黨要人吳國楨、杜建時、張平群、段茂瀾、施奎齡等，都是張家座上客。1938年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到重慶，把津南村當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陣地。

張伯苓曾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對他一直賞識和器重有加。周恩來就讀南開中學時，家庭經濟困難，張伯苓免除了他的學雜費。南開大學開辦，周恩來免試成為第一屆學生。周恩來去法國留學，是張伯苓和嚴修選送和資助的。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周恩來1936年5月曾致函張伯苓：“先生負華北重望，如蒙贊同，請一言為天下先。想見從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將得現于今日也。”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南開召開慶祝大會，張伯苓在會上稱：“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經常去津南村拜訪張伯苓夫婦，有一個時期幾乎每周日都去，或者獨自一人，或者與鄧穎超同行。他曾在南開校友會的聚餐會上即席發表《抗戰建國與南開精神》的講話，稱“南開精神”就是“抗日與民主”，是“苦干、窮干與實干”。在這些聚會上，他與學弟、時任重慶市市長吳國楨經常展開辯論，有時爭論得不可開交。

這期間，國民黨方面力勸張伯苓入黨，他數次以“不參加比參加更好”為由推托。在蔣介石一再邀請下，他才于1941年正式加入了國民黨。

張伯苓憑借與蔣介石的私人關系，多方為南開爭取辦學資源。1942年2月，他去見蔣介石，談戰后南開的復校問題，蔣介石允諾復校時對南開大學與國立大學同等對待。3月，張伯苓致函蔣介石、孔祥熙，請求撥付“國幣十萬元”，維持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日常支用，獲首肯。7月，蔣介石又追加撥付10萬元。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于1946年將私立南開大學收歸國立，張伯苓仍任校長。張伯苓對南開大學改為國立一直很不適應，夢想“十年之后恢復私立”。

1948年，蔣介石就任“總統”后，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鄭彥棻后來回憶：“張先生是中國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國人對這位老先生都很尊敬。將來不得已必須采取各黨派聯合政府時，張先生出面組織國會，是可為各黨派所通過的。設若不得已必須恢復前6年林森做主席（注：指虛位元首性質的國民政府主席）的形式，張先生是最理想的人。”

張伯苓表示，自己年老體衰，又素無行政經驗，難當重任。蔣介石多次電請，并發動多人輪番勸說，張伯苓最終同意了，但提出條件，只任職三個月，并且要兼任南開大學校長一職。蔣介石答應了。這年7月，張伯苓離津赴南京就職。他說：“蔣先生讓我去‘跑龍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但教育部對他兼任南開大學校長提出了異議，理由是南開已經成為國立大學，一人不能在政府同時擔任兩項公職。10月，何廉就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主持校務。72歲的張伯苓被“辭職”，離開了南開大學。

張伯苓到南京考試院后很快就追悔莫及，感慨真乃“無官不貪、無吏不污”，一個月后就離開了南京回了天津。11月，他以“體弱需靜養”為名，避居重慶南開中學。后來，他用“一腳踏在臭溝里”來形容自己這一段經歷。

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父子登門勸請張伯苓去臺灣或出國。周恩來則托人給他帶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期間使用的筆名。收到“無名氏”從香港寄來的信后，張伯苓豁然開朗，最后下定決心，拒絕了蔣氏父子的力請，留在了大陸。

1951年春節前，張伯苓夫婦與三兒子一家合影。不到一個月后，75歲的張伯苓去世。

“愛國教育家”

新中國成立后，張伯苓將重慶南開中學、小學和幼兒園都獻給了國家。1950年春，他突然中風，經過一段時間休養漸漸恢復過來。他給周恩來寫信，說自己正“閉門思過”，又表示想回北方。

1950年5月，周恩來派飛機把張伯苓夫婦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義寓所。其間，周恩來常來看望。

9月中旬，張伯苓回到天津。他在天津沒有房子，原來的房子抗戰爆發后捐給了紅十字會。他希望暑期到南開大學暫住一段時間，未獲答復。夫婦倆隨三兒子張錫祚租住在大理道87號。

10月17日是南開校慶。張伯苓早早起床，準備去南開中學參加紀念活動，但傳來消息說，學校希望他最好別去。他轉而到南開大學，出席了周叔弢代表周氏“孝友堂”向南開大學圖書館贈書的儀式，但只被安排坐在普通座席上。

張伯苓從此變得沉默，常常一個人在居室里嘆息。從那以后，他再未踏進南開校園一步。

張伯苓的三兒媳瞿安貴曾回憶，1951年2月14日晚飯后，張伯苓的好友、天津工商界的盧開瑗來拜訪，告訴他，有小道消息稱，中央可能對他有新的任命。他聽了非常激動，兩人談得無比興奮。客人告辭，他堅持要送下樓，一直送到大門口。返回二樓臥室后，他依舊沉浸在亢奮中。這時瞿安貴給他端去一杯熱茶，只見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說話了，腦溢血又一次發作。

2月23日，張伯苓去世，終年75歲。他一生沒有積蓄，衣服口袋里只有7塊多錢和兩張過期戲票。

第二天，周恩來來天津開會，一到天津就在市長黃敬的陪同下來到張伯苓家吊唁，并敬送花圈：“伯苓師千古！學生周恩來敬挽。”

周恩來對張伯苓親屬說：“看一個人應該根據他的歷史背景和條件，切不可用現在的標準去評價過去的人。張校長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卓有成績，是有功于人民的。”他還說，張伯苓晚年雖有失誤，但畢竟沒跟蔣介石去臺灣。

周恩來前往吊唁的消息以及這個談話沒有對外披露，只有《天津日報》一角以張伯苓三個兒子的名義刊登了一則79字的《哀啟》。

張伯苓去世后不久，知識分子思想學習改造運動逐漸拉開序幕。張伯苓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他也被批為“不學無術”“為蔣介石服務”等等。

張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的遺愿，但未獲實現。他和夫人王淑貞的骨灰，長時間置于長子張希陸家中。

梁吉生1959年考入南開歷史系，1964年留校任教。很長時間里，他對張伯苓的印象都是陌生、模糊的。直到改革開放后，南開大學1979年10月迎來60周年大慶，梁吉生參加了校史編寫組，撰寫簡史《南開大學六十年》，才從檔案中逐漸了解了張伯苓。

梁吉生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張伯苓作為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和奠基者，是編寫校史繞不開的人物，寫不寫他、怎么寫他都是敏感問題。當時學校出現了兩方面意見，一方面是南開大學的老教師，認為南開大學的發展與張伯苓的貢獻密不可分，應該給他公正的歷史評價；另一方面是張伯苓任校長期間的青年學生，認為張伯苓當年沒有積極支持學生運動，校史不宜對他作出表述。

最后，以梁吉生為主，校史編寫組對張伯苓作出了一段兩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中性表述。最終，張伯苓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南開大學60周年紀念冊上。

1981年，梁吉生帶著為張伯苓鳴不平的心愿，發表了《愛國的教育家張伯苓》一文。南開元老、任南開大學秘書長20余年的黃鈺生讀后感慨，這六個字的正面評價，解開了許多南開校友頭上的緊箍咒。之后，張伯苓研究逐漸興起。

1986年4月5日是張伯苓誕辰110周年紀念日。全國政協與國家教委聯合在南開大學召開紀念會，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送了花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鵬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在會上講話，一致稱張伯苓為“愛國教育家”。

這一年，張伯苓銅像和紀念亭在南開大學落成，張伯苓夫婦的骨灰合葬于此。張伯苓終于回到了南開大學。

2018年9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講述了張伯苓三問的故事。他說，我看，這三個問題是歷史之問，更是時代之問、未來之問，我們要一代一代問下去、答下去！

今年4月5日，南開大學八里臺校區中心花園的張伯苓銅像前擺滿了鮮花。很多人來到這里，祝這位“大校長”150歲生日快樂。正如黃鈺生所說，這個人，富于理想而又極其現實，能從辛苦中得快樂，能從失敗里找成功。

（本文參考了梁吉生《張伯苓年譜長編》、司徒允《張伯苓的最后五年》）

發于2026.4.20總第123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張伯苓之問

記者：宋春丹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