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弱國有外交，但不是一味強硬

顧維鈞進入外交界的時候，正好是中國外交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也正需要專業化的人才。當時首任外交總長陸徵祥說過，辦政治尤其是辦外交不能用外行。所以，民國外交部成立以后，把很多沒有經過專門訓練的人（實際上當時的訓練也就是達到能懂外文，還比較簡單）都辭退出去，給很多留學生提供了機會。于是，剛剛取得博士學位的顧維鈞，只有24歲，就進入了外交部。

顧維鈞27歲時，即回國三年以后，就被袁世凱派回美國做駐美國的公使。當時中國和外國之間還沒有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公使是最高的外交代表。顧維鈞27歲就擔任中國駐美公使，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后幾乎不可能有來者的記錄。他31歲時，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發言。回國不久以后，1922年，34歲的顧維鈞擔任外交總長。

我認為，這是一個轉型時代為年輕人提供的機遇，只有轉型時代才有這樣的機遇。如果是在按部就班的時代的話，博士畢業后進外交部，從三秘、二秘到一秘，一級一級地升，不足40歲很難做到大使。一個轉型時期能給年輕人提供機會，但是年輕人面對這樣的機會，能抓不抓不得住，還要看自己個人的才干。唐德剛談到顧維鈞的時候也講過，“遇不遇，時也；才不才，人也”（遇不遇到機會，這是時代的情況，但是有沒有才華，就要看你自己了）。最顯著的事情就是1919年巴黎和會上顧維鈞代表中國發言。當時日本提出要全盤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和會要讓中國發言，給中國的準備時間只有一天。1月27日通知中國代表團，28日就要去發言。

當時中國代表中，首席代表是陸徵祥，排第二位的是王正廷，顧維鈞是排到第三位。實際上如果其他人做好準備了，輪不到顧維鈞——他在五個代表中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但是，其他人遇到這樣的情況都說不行，他們沒有準備，他們早前不知道因為山東問題要去發言。但是顧維鈞早就有準備，他很早就關注山東問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顧維鈞就挺身而出說“我來發言”。這也是機會給一個做好準備的年輕人，這個機會為他個人贏得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勝利，同時也為國家爭了公理。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可以說是他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首秀，面對的是列強的巨頭——當時是在巴黎和會的“十人會”上，我們可以看到參加的都是大國的領導人。中國的王正廷去了，但是不發言，發言的是顧維鈞。與會的有日本、意大利、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包括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法國總理克里孟梭這樣的世界一流政治家。

實際上，在做這個發言的時候，盡管顧維鈞在哥大學習期間經歷了很多演講，但現在畢竟面對的都是世界巨頭，最初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不過，一旦講開以后，他完全脫開稿子講了，講道：“我代表人類四分之一，代表四億中國人講話，深感責任重大。”他作為非常有經驗的演講者，在發言開頭也不失風度地提到“非常感謝日本將德國的勢力清除出山東，所以我們要感謝”。

但是他馬上說，“如果以出賣同胞的天生的權利與山東的主權來表示感謝，那是對中國也是對世界的失職的行為”。

他整個發言時間不長，半個小時，用語也不是很華麗，非常地平實，有理有據，也不是聲嘶力竭的發言，完全按照事情本身的邏輯和法理來辯論。所以，在他發言結束以后，法國的總理克里孟梭就評論說：顧維鈞對付日本就好像是貓戲老鼠，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影視劇中的顧維鈞）

顧維鈞的發言是中國代表第一次震動國際外交舞臺的成功演講。為什么這么成功呢？可以從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來講。發言當天，我們說是顧維鈞31歲的時候在和會上發言，實際上離他31歲生日還差一天，第二天才是他31歲生日，因為他是1888年1月29日出生，而發言那一天是1月28日。和會只給他一天時間來做發言的準備，但是可以說，實際上他在哥大學習的時候已經開始做準備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發言中整個法理推論的技術和他在哥大碩士論文的風格、博士論文的辯駁理論都是一致的，而且他的老師穆爾給他的幫助也非常關鍵——在和會之前，穆爾為中國代表團準備了一個中國租借地備忘錄，里面提到了因為戰爭，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的狀況已經完全發生了變化，而且，中國給德國的租借地，主權還是中國的。這樣的觀點在顧維鈞的發言中都有體現。另外，其他中國代表沒有做好準備，不敢挺身而出，顧維鈞挺身而出了，他能夠把握住這個機會。

從時間上來說，顧維鈞的發言正好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外交發展的關鍵時刻。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為潮流，改變不平等的中外關系的呼聲日益高漲，顧維鈞的發言順應了這個時代潮流，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率先發出中國的聲音，所以占了天時。另外，開會的地方也是占了地利之便：“十人會議”開會的地方是在塞納河畔的法國外交部的大樓，是歐洲外交的中心，當時是幾大巨頭都到場了，包括威爾遜、克里孟梭，顧維鈞引起了他們關注，同時也吸引了國際媒體。

所以，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了顧維鈞這次里程碑式的演講。

巴黎和會以后，還有華盛頓會議。兩個會議都使得顧維鈞不但在外交舞臺上嶄露頭角，也得到國內各界廣泛認可。1922年華盛頓會議結束，顧維鈞回到國內，北大的校長蔡元培請他到北大做演講，而且蔡元培親自為他在北大的校報上寫廣告，稱他是“青年外交大家”“我國大學學生之模范人物”，頗為稱贊他。

顧維鈞當時感到他的一生要投入外交了，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給他提供了這么一個很好的機會，使他一下子嶄露頭角，所以，接下來他還是要繼續為中國國家主權發聲，以公理來爭強權。

顧維鈞的外交專業能力很好的表現就是他對中國的國力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在顧維鈞從事外交的絕大部分實踐中，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弱國，他也是以弱國來定位中國的國力，并且采取相應的策略。

弱國如何從事外交呢？

顧維鈞在一次公共演講中講道：國人對弱國外交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弱國無外交，一種認為正因為國家弱，所以才更需要外交。他認為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是也都不全然正確。無論強弱，都有外交，但是方法不一樣。強國有強國的外交，弱國有弱國的外交。弱國的外交更為關鍵。他認為，強國外交稍有閃失無所謂，可以用其他辦法補救；弱國外交不能有絲毫的松懈，即使獲得了結果，如果松懈的話，就不能很好地利用。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對外主張是漸進而不是激進的方式，通過妥協來求得問題的解決。他講道：對弱國外交來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句話是不行的。這句話作為個人的立身準則是可以的，但是在外交上不能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你指望外交要百分之百成功；而如果你百分之百成功，對方就是百分之百的失敗，就是一無所獲，對方不會接受這樣，雙方就無法達成協議。

他認為，外交就是講妥協，如果你在和人家的外交談判中得到60%或者70%的成果，對你來說就是一個大勝。他認為，在談判過程中，當你達到50%，接近51%、52%的時候，對方只有48%、49%，你就要小心了，因為這時候你已經占據上風了，你不要失去你已經獲得的那一點。如果到了70%要特別小心，因為這實際上表明你外交上已經是很大的成功了。這是顧維鈞對弱國外交的心得，他也是這樣來處理的。

但是，同時代的外交官，在各種各樣因素影響下，很大因素是在國內民眾壓力之下或者國內不同政治勢力的壓力之下，并不是這樣做的。所以，顧維鈞也講過：中國外交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亂要價，不愿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愿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顧維鈞自己是該強硬的時候就強硬，并不是說妥協的話就是一味求軟，比如巴黎和會上就是強硬；但是，該“瓦全”的時候，該身段柔軟的時候，他就身段柔軟。

比如說，1942年年底《中英新約》談判，當時牽涉到香港問題。蔣介石當時認為：如果英國不歸還香港，廢除治外法權、收回租界這些成果，我們都不要了，寧可不和英國簽這些新條約了。顧維鈞就說服蔣介石：我們已經獲得的這些成果，我們先拿下，然后告訴英國人我們還等著，香港這個問題以后還要解決，并不是我們放棄。后來，在顧維鈞的勸說之下，蔣介石答應了這種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顧維鈞有非常靈活的方式。

顧維鈞知道弱國的外交比強國的外交更為困難，更不容易，但是他也感到，弱國的外交并不是完全沒有施展空間，就看外交官怎么做。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心里有一個模范是塔列朗。塔列朗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法國外交家，他經歷了好幾屆的法國政府，一直到拿破侖失敗以后。他最主要的外交成果就是顧維鈞所講的，他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所取得的。當時整個法國戰敗，歐洲大國在維也納召開拿破侖失敗以后的和會。塔列朗作為法國的使節，周旋于戰勝國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中間。最后，從所獲來看，在外交上是非常成功的。所以，顧維鈞感到弱國的外交也可以獲得成功。他心里把塔列朗作為自己模范的榜樣。維也納會議是1815年，一戰以后的巴黎和會是1919年，差一百來年。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唇槍舌戰，我認為他有塔列朗的影子在。

北洋時期，顧維鈞卷入到國內政治。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胡適他們的《努力周報》就嘲諷他，他們也看出來顧維鈞是一個有才干的人，所以嘲諷他是中國的塔列朗，是“人用之才”：人人都可以用他，袁世凱可以用他，徐世昌也可以用他，什么人當道，什么人就可以用他；好人當道，他可以做些好事，壞人當道，他就做些壞事。這實際上是批評顧維鈞，認為他沒有自己的立場。后面我們會講到顧維鈞和國內政治的關系。

盡管身處弱國，作為一個弱國外交家，他想仿效塔列朗，但是顧維鈞投身外交的時候，內心深處確實有讓中國以和強國同等的身份躋身于大國之林的愿望，讓中國能夠平等地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在他的外交生涯中，這樣的時段后來出現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兩年的時間，1944、1945年，可謂黃金時期，他可以把他的理想付諸實施。也就是說，因為中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做出了很大貢獻，所以盟國（主要是美國）把中國尊為四強之一，并列為“美英蘇中”。當美國發起要成立戰后國際組織的時候，邀請中國一起參與。1944年8月到10月初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召開相關會議，蔣介石讓顧維鈞去參加這次會議。

顧維鈞向蔣介石提的建議是，要確保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地位，在新的國際組織中獲得和美、英、蘇平起平坐的大國地位。這時候，盡管中國已經作為四強了，實際上在四強中和其他三強的地位還是有差距的，尤其是蘇聯和英國是看不起中國的，美國是竭力要把中國推進四強。

顧維鈞靈活地應對，使中國確立了四強之一的地位。所以，敦巴頓會議以后，確定四大國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1945年4月到6月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時候中國作為舊金山會議的發起國，大國的地位已經確定無憂了，然后，中國就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顧維鈞在舊金山會議上，將中國關于國際秩序的一些主張都向大會提出了，表現了他對公理的追求。比如說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的分布上，英國當時提出，按照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來決定非常任理事國。這樣的話，英聯邦國家將占先機，英國就會在安理會中占主導地位。顧維鈞就說，按照締約的原則，每個大洲都要有代表，包括亞洲、非洲、南美洲。這樣的話，實際上是中國代表弱國來發言。最后，顧維鈞提的這個原則被采納了。

另外，在聯合國憲章制定的時候，有一個“托管地”問題，即：原來的殖民國家被打敗以后，包括德國、日本，它們的殖民地以后怎么辦？暫時就由聯合國來托管。在托管問題上，美國和英國都有自己的主張。美國感到這和它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位或者戰略地位相關，所以美國有自己的主張。英國當時有很多的殖民地，希望原有殖民國之間有更密切的聯系。但是，顧維鈞覺得，制定憲章的時候應當在憲章中寫上：托管地最后的前途是要確保它們的自治和走向獨立。美國和英國最初都反對，但是顧維鈞堅持，最后他的提法寫進了《聯合國憲章》有關托管地的章節中。

可以看到，顧維鈞代表中國，對聯合國、對戰后國際秩序所做出的貢獻。顧維鈞在投身中國外交的時候，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就是：在世界大家庭里面，為中國贏得應有的地位，為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做出應有的貢獻。所以說，這次在舊金山會議上顧維鈞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最后中國作為和美、英、蘇、法并列的發起國，領銜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因為在幾大國里，中國的英文名稱China，按字母排序排在第一位，所以中國是第一個簽字的。在簽字的時候，中國代表團團長、外交部長宋子文已經離開舊金山了，所以顧維鈞作為頂替宋子文的中國首席代表，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

上述是顧維鈞對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對整個戰后秩序所做出的貢獻。作為一個弱國外交家，顧維鈞在國際舞臺上做得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