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與戰爭的政治經濟學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經濟沖突頻繁發生，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時有回潮。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效率”與“安全”之間被迫經歷著深刻的再平衡。這些現實提醒我們，在和平的前提下一國自主發展生產，并通過自由貿易實現互利共贏的局面并非天然可以成就，貿易不是天然的“和平保證”，戰爭也絕非貿易的“偶然中斷”。理解各國間政治和經濟互動的底層邏輯，特別是在缺乏最高公共權力的國際無政府體系下，各國如何通過沖突與合作的選擇完成外部稀缺資源的獲取與分配，是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只有把握各國的微觀動機，揭示國家間的互動機制，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理解貿易與戰爭為何在歷史上時而替代、時而交織，并在不同時代技術與制度條件下呈現出迥異的實踐形態，也才能更好地擘畫對我國有利、對全球最優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安排。本文試圖對貿易與戰爭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及其歷史演進脈絡進行簡要梳理。

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影響伊拉克港口運營。

兩條資源獲取路徑：

強制性霸權與制度性交換

從資源獲取的底層邏輯看，各國大體遵循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基于強制手段的“硬權力獲取”。其核心在于以軍事實力、地緣控制或經濟霸權為依托，通過戰爭、占領、封鎖、掠奪或控制關鍵通道，促成資源的非對稱轉移。這本質上是一種以實力為基礎的財富再分配機制，強調壓倒性的單方收益。只要能夠壟斷產地、鉗制航道或主導金融結算等關鍵節點，就能極大程度改變資源的可得性與全球分配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在現代條件下，硬權力獲取并不總以炮火硝煙的形式呈現。經濟制裁、技術禁運、金融凍結等工具，雖然在形式上表現為政策法規，但在受眾端往往產生“準封鎖”的破壞性實質，同樣遵循著強制掠取的戰略邏輯。

第二條路徑是基于契約機制的“制度性交換”。其核心在于通過和平貿易、資本流動、投資協定、技術轉讓與標準互認等市場化方式，在國際制度安排保障下實現跨國界的資源配置。這一點是從重商主義走向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突破，強調正和博弈與可持續發展，高度依賴規則的確立與執行、交易不確定性的降低以及跨國信任的積累。制度性交換并非無視國家利益，相反，它通過降低跨國交易成本、穩定長遠預期、深化國際分工與擴展市場規模，將資源的獲取從零和的“爭奪”轉化為互利的“交換”，從而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為國家積累更豐厚的財富。

當然，這兩條路徑并非涇渭分明。制度的運行往往需要力量的護航，而力量的擴張也常借由制度來隱蔽或放大。經貿規則、金融網絡、技術標準本是服務于開放合作的公共產品，但在大國競爭加劇時，有可能被工具化和武器化。因此，貿易與戰爭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國家圍繞“成本—風險—收益”矩陣所作出的動態路徑組合。

國家決策的政治經濟學動因：

三組戰略深層權衡

一國或國家間在兩條路徑之間的鐘擺式移動，往往取決于三組關鍵的政治經濟學權衡。

其一，成本結構的權衡。硬權力獲取看似立竿見影，但其前期的軍事沉沒成本與后期的占領治理、反制報復等維持成本高昂。長期的強權對抗會遵循邊際成本遞增規律，最終反噬國家自身。相對而言，制度性交換則將破壞性的“沖突成本”轉化為創造性的“交易成本”。盡管談判締約、合規審查與爭端解決同樣耗費資源，但其制度架構一旦成形，便具備可復制性與規模效應，能夠在全球網絡中持續釋放正和紅利。

其二，不確定性與可信承諾的權衡。制度性交換的基石在于“可預期性”——契約能否被契約精神約束、規則能否被公正執行、危機時刻是否會面臨斷供毀約。一旦國家研判對手會在關鍵時刻利用非對稱依賴進行“卡脖子”訛詐，制度性收益就會被嚴重的安全焦慮所抵消。此時，資源議題即被高度“安全化”，硬權力的相對吸引力便隨之上升。硬權力路徑試圖通過物理控制來消除對他方承諾的依賴，用強制力替代信任，但這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系統性升級的風險與難以卸載的戰略負重。

其三，收益分配與權力結構的權衡。制度性合作固然能做大“蛋糕”，但增量的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先發國家可能通過把控市場準入、標準制定和結算體系，在制度中內嵌核心—邊緣的結構性優勢。因此，國際制度既是合作的平臺，也是相對權力的放大器。當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利潤分配嚴重失衡，且規則解釋權喪失公信力時，處于不利地位的國家或守成大國便更傾向于訴諸硬權力，以追求直接的相對收益或捍衛既有主導權，導致制度性路徑發生逆退。當然，這種逆退客觀上可能產生反饋的效果，促成符合各參與方整體利益的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現。

貿易與戰爭互動：從“貿易—戰爭

捆綁”到“地緣經濟化”再耦合

縱觀經濟史，貿易與戰爭的互動關系呈現出清晰的時代演進脈絡，大致經歷了由高度捆綁到逐漸分化，再到以非傳統形式重新耦合的過程。

在重商主義與殖民擴張時期，貿易與戰爭高度捆綁。海外市場與稀缺資源被視為國家財富來源，海權與殖民據點則是資源轉移的制度裝置。貿易為戰爭提供財政與動員能力，戰爭為貿易開辟壟斷與特許，資源獲取的強制邏輯居于主導地位。

進入工業化大生產與帝國主義競爭時期，基礎資源與交通命脈的戰略估值飆升。煤鋼油礦、海運咽喉與鐵路主干線構成現代工業的命門。這一時期的戰爭不再僅是爭奪領土，更在于爭奪供應鏈的“關鍵節點”。與此同時，國際金融、航運、通信的發展提升了制度性交易的可能，但也強化了“關鍵節點脆弱性”——當全球經濟命脈維系于少數地理或金融樞紐時，大國更容易把貿易網絡視為潛在利益爭奪戰場，從而推動經濟與安全的聯動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制度性路徑迎來了歷史性擴張。以關貿總協定（GATT）、世貿組織（WTO）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多邊貿易與金融架構，在相當程度上系統性地降低了交易的不確定性，造就了史無前例的全球分工與貿易增長。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大幅拉高了全面戰爭的機會成本。然而，這段“長和平”并非在真空中運行，安全同盟、海上公共品供給與對關鍵通道的保護，為規則運行提供了背景性支撐。換言之，制度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力量維持秩序的基礎上，制度與力量呈現出“分工式結合”。

步入21世紀全面深化經濟全球化時期，貿易與戰爭的關系演化出“地緣經濟化”的全新耦合態勢。一方面，核威懾與高度分工使得大國間全面熱戰的門檻極速抬升；另一方面，以經濟、金融、科技為載體的脅迫卻日益頻繁與精細。究其原因，深度經濟全球化不僅重塑了互賴的“規模”，更異化了互賴的“結構”。半導體產業鏈的極度分化、數據流動的高壁壘化、SWIFT等金融結算系統的單極化，賦予了網絡核心節點無與倫比的杠桿威力。一旦關鍵礦產、關鍵設備、關鍵軟件、關鍵金融通道被控制，便可能形成不流血的“準封鎖”。長臂管轄、實體清單、“小院高墻”等政策工具，正是將制度性網絡的優勢轉化為強制性破壞力的典型表現。由此，貿易不再只是互利交換，戰爭也不再總是以軍事行動呈現，兩者在“地緣經濟化”的框架下以新的方式相互嵌套。

在歷史大變局中

提升制度性資源獲取能力

歷史的鐘擺表明，貿易與戰爭的消長，歸根結底取決于兩條路徑相對收益的動態變遷。當國際制度能夠提供可信承諾、穩定長遠預期，并促成更具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時，通過契約獲取資源的吸引力便會壓倒訴諸武力的沖動。反之，當多邊規則失靈、互賴網絡被無底線武器化、單點脆弱性暴露無遺時，國家理性的考量必然向硬權力邏輯強力回擺，安全競爭加劇。

面對當下不確定性陡增的復雜局面，單純呼吁“擴大貿易規模”可能不足以對沖結構性的沖突風險，更需要在制度與能力層面提升制度性資源獲取的韌性與可信度。這就要求：一是堅持更高水平開放與制度型開放，在規則、標準、治理等層面提升可預期性與合作空間。二是提升國際層面的制度競爭態勢，打破個別大國對于國際制度設計與維護的壟斷地位。通過增強國家間制度性交換規則的跨國供給，提升特定國家選擇硬權力路徑的成本。三是增強關鍵領域的安全與韌性，通過多元化與可替代性建設降低單點脆弱性，避免把互賴異化為風險。四是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科學界定國家安全的合理邊界，堅決抵制經貿科技問題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同時，最大程度維護全球自由貿易基石。唯其如此，方能在歷史大變局中把握戰略主動，以更可持續、更可預期的制度性方式實現外部資源獲取與國家發展的長期目標。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圖片來源：東方IC

責任編輯： 梁華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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