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
自幼習畫,初涉山水時,尚不得門徑(早年曾隨羅工柳先生研習油畫)。直至一九八五年,蒙何海霞先生不棄,納為門下,方得以窺見中國山水畫之堂奧。自此情系水墨,筆耕不輟。入門之初,海霞師授以傳統筆墨根基,引領臨摹古代名跡,輔以畫論經典。彼時雖覺懵懂難解,然經數十載潛心研習、躬行體悟,終得浸潤其中,漸識寫意美學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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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經典畫論中的寫意美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畫論已見萌芽。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出“暢神”之說,認為山水畫能使畫家與觀者精神暢達升華。他主張“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強調通過描繪自然形態與色彩以傳達內在神韻。王微《敘畫》則進一步指出,山水畫應“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追求超越具象的宇宙本體之美。這些早期畫論為傳統山水畫奠定了“寫心寫意”的理論基石,將其提升至與《易》象、經書同等地位。
唐宋時期,寫意美學在畫論中更為明晰。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強調“立意”之重,認為“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落筆前須先立意境,使作品意蘊深遠。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對山水意境創造有精辟闡述,提出“三遠”法(高遠、深遠、平遠),主張畫家“身即山川而取之”,深入自然觀察體味。他強調山水應表現“可游可居”的理想境界,予觀者精神寄托。其子郭思整理畫論時寫道:“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將詩畫相通理念融入山水審美。
元明以降,文人畫興,寫意精神更上層樓。元代趙孟頫倡導“書畫同源”,強調以書法用筆入畫,增添意趣。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論”,尊王維為南宗文人畫之祖,認為南宗重“士氣”與“渲淡”,追求自然天趣;北宗則偏“精工”與“勾斫”,文人氣稍遜。董其昌崇尚南宗“文人之畫”,主張畫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提升修養以在畫中表達超逸意趣。其理論確立了文人寫意畫的正統地位,影響深遠。
這些古代畫論讓我體悟到,寫意山水畫的美學核心在于“以形寫神”、“意在筆先”與“情景交融”。畫家不僅描繪自然形貌,更需傳達其內在精神與主觀情感。如宗炳所言,山水“以形媚道”,畫家借山水形象體悟宇宙之道。這種對“意”與“神”的強調,貫穿六朝至元明,為后世石濤等人的探索鋪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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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濤的“一畫”論與師法自然
清初畫家石濤(原濟)是我深為敬仰的大師。其理論與實踐皆具開創性。石濤在《苦瓜和尚畫語錄》中提出著名的“一畫”論。開篇即言:“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一畫”乃石濤對繪畫根本法則的哲思,他認為一切畫法源于宇宙原始統一之“道”,畫家應從內心的“一畫”出發創造萬法。“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悟得“一畫”真諦,方能掙脫成法桎梏,自由抒寫心象。這種自我立法、畫從于心的觀點,彰顯了其對藝術獨創性的至高推崇。
石濤亦力倡師法自然,提出“筆墨當隨時代”、“搜盡奇峰打草稿”等振聾發聵之語。彼時畫壇“四王”仿古之風盛行,畫家多閉門臨摹,陳陳相因。石濤卻反其道而行,主張走出書齋,擁抱自然。他一生云游名山大川,“搜盡奇峰打草稿”,將造化萬象收于筆端。《畫語錄》中強調:“夫畫者,從于心者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繪畫當發乎本心,畫家需與山川心神相契,物我兩忘,令山川借己之筆墨“言說”。這種主客交融的創作觀,使其山水畫源于自然又超乎自然,獨具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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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濤還提出“借古以開今”,主張學古而不泥古,化古為新。題畫詩中言:“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此語鮮明表達了其反對泥古、力主創新的態度。石濤認為,師法古人貴在“師古人之心”,非止于形貌模仿。他批評時人“知有古而不知有我”,強調唯有融會貫通古人精華,加之己創,方能開辟新境。此思想影響深遠,近代張大千等皆受其惠。
在石濤的畫論與實踐中,我感受到一種自由創造、師法造化的磅礴精神。他打破了清初畫壇的僵化局面,以獨特筆墨語言展現山川生機與胸中丘壑。石濤的“一畫”論使我明了,藝術創作當以本心與自然體悟為貫穿始終的核心;其“搜盡奇峰”的踐行則啟示我,須不斷向造化汲取靈感,在師法自然中尋得藝術活水。這些理念成為我藝術征途上的重要指引。
作者:中國山水畫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張志君
轉載自:中國新聞網湖南
編輯: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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