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讀懂中國“十五五”的關鍵——破除“政府與市場對立”的認知誤區

導語：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五年規劃的成功實踐，既彰顯制度優勢，又面臨外界誤讀。為此，周報君特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撰文，深度闡釋五年規劃的制度邏輯，解讀"十五五"新動能。

2月22日，游客在海南省三亞市蜈支洲島踏浪戲水。（新華社）

五年規劃之所以適合中國，在于其根植于中國國情。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五年規劃能夠統籌全局，從國家層面制定統一的發展目標和戰略方向，協調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發展節奏，避免各自為政和盲目發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時，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任務艱巨且具有階段性特征。五年規劃以五年為周期，將長遠目標分解為階段性任務，既立足當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又著眼長遠，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使國家發展戰略具有可操作性和連續性。

各國都認識到了長期戰略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西方市場經濟體如美國，通過制定長期能源戰略，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德國也提出“能源轉型2050”計劃，旨在實現能源體系的低碳化。但不同之處更為顯著，西方的長期戰略更多依托市場機制，政府主要通過政策和補貼等方式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而中國的五年規劃則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政府參與和干預的程度更大，同時“有為政府”也努力改善市場環境和市場基礎制度，為“有效市場”發揮作用提供服務。政府不僅制定戰略目標，還通過規劃優化產業布局、完善基礎設施，為市場主體創造發展環境。

計劃經濟2.0？

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五年規劃的角色發生了深刻且意義重大的轉變。在體制基礎層面，它從“計劃”變為“規劃”，指令性色彩大幅淡化，成為市場與政府協同配合的關鍵紐帶，為市場主體營造穩定預期。內容范疇上，不再局限于工業建設，而是廣泛覆蓋社會、科技、生態、民生等多元領域——“十四五”規劃將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納入其中，正是這一演變的體現。功能定位方面，從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轉變為宏觀戰略引導，為市場主體指明發展方向。

編制方式上，告別了過去的封閉決策模式，走向開放參與。通過重大課題研究、專家論證、公眾建言等方式，廣泛吸納各方智慧，讓規劃更具科學性與民主性。執行機制上，從行政命令驅動轉變為“政府引導+市場驅動”，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實現了從直接干預企業到間接調控企業的轉變。政府通過政策協同引導市場，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法治保障上，《國家發展規劃法》明確了其統領地位，構建起覆蓋規劃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機制。

2月11日，在北京京東MALL雙井店，一家國產品牌銷售門店在柜臺上擺放著2026年國補的宣傳標識。（新華社）

政府與市場“非此即彼”？

五年規劃作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制度安排，其核心在于平衡“國家戰略”與“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國家戰略通過五年規劃明確發展方向、設定戰略目標、完善政策框架，為市場主體提供穩定預期和長期導向；市場則通過價格、供求、競爭等機制，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和發展動力。

國家戰略為市場提供宏觀指導和制度保障，避免市場失靈和盲目性；市場則為國家戰略的實現提供物質基礎和動力支持。這種結合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二者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用西方主流經濟學語言解釋，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種“適應性宏觀計劃與激勵性目標治理”的組合——既具有宏觀戰略層面的計劃性，又能根據環境變化及時調整；既注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也鼓勵自下而上的靈活創新，綜合運用約束性和預期性指標進行激勵和約束。

進入“十五五”時期，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將呈現新特點。一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更加凸顯，政府將進一步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通過完善市場規則、優化營商環境等方式，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有為政府的作用將更加精準和高效，政府將更加注重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精準性，通過制定和實施重大戰略、規劃和政策，引導資源向國家優先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集聚。此外，“十五五”時期還將更加注重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在創新生態、綠色發展、民生保障等領域的協同作用，共同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規劃會扼殺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崇尚冒險、試錯與顛覆；規劃則側重預期管理和穩定保障。二者看似矛盾，實則也是相輔相成的。

國家長期規劃為企業家精神注入“定力”。在市場浪潮中，企業家常面臨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抉擇。明確的政策導向和穩定的發展預期，讓企業家能安心規劃、大膽投入，不必因短期波動而瞻前顧后。

規劃也是企業經營的“導航儀”。通過宏觀布局為企業指明發展方向，避免盲目探索。國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規劃，引導企業將資源聚焦于關鍵領域，提高創新效率；配套的稅費優惠、財政支持等政策激勵，降低了企業創新成本；規劃還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創新要素集聚，為企業創新提供強大動力。

4月7日，在廣州海珠區的廣東省具身智能訓練場，工作人員對機器人在超市模擬環境下分揀貨物進行訓練。（新華社）

新動能如何培育？

“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經濟最需抓住的新動能在于科技創新驅動的新質生產力與內需主導的服務消費升級。這兩大動能既是對傳統增長模式的突破，也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提供了全新范式。

新質生產力方面，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領域的技術突破，正催生智能制造、綠色能源等萬億級產業集群。與傳統動能依賴要素投入不同，新質生產力強調“技術—場景—生態”的協同創新——政府不再直接干預技術路線，而是通過構建創新生態、完善數據確權等制度供給，降低市場試錯成本。

服務消費升級方面，2026年1—2月，中國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5.6%，文旅、健康、數字消費等新業態成為增長主引擎。服務消費個性化、體驗化的特征，要求市場主體更精準捕捉需求變化，“市場主導需求、政府優化環境”的分工，避免了行政干預對市場活力的抑制。

與傳統動能相比，新動能培育中政府角色正在從“主導者”轉向“協同者”：在創新領域，通過創新機制激發企業主體性；在消費領域，以法治化營商環境保障公平競爭。市場則通過價格信號引導資源向高效率領域集聚。這種“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既避免了“一放就亂”的市場失靈，也防止了“一管就死”的政府越位，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責任編輯：張莎莎

設計排版：盧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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