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樓歌女到商界女王，兒女皆國之棟梁，周總理：難得的女人

1951年6月，上海錦江飯店掛牌。那天董竹君把這十六年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家底，連同店面一并交給了國家。折算成美金，十五萬出頭，有人說她傻，我說她比誰都拎得清。

十五歲的姑娘，敢跟督軍談條件

1914年，上海四馬路，長三堂子。一個叫董阿媛的小先生在里頭賣唱，不賣身，那年她十四歲。

她家里窮，父親拉黃包車，母親給人幫傭，弟弟妹妹餓死過兩個。十三歲那年父親病倒，家里欠了一屁股債，她就被押到堂子里學戲，立了三年的身契。

唱戲的嗓子她打小有，人又長得干凈。堂子里管她叫小西施，夜夜有人打賞。

那陣子巧了，一個四川人躲在堂子里避風頭，叫夏之時。辛亥革命的老資格，做過四川副都督。袁世凱開出三萬大洋的懸賞要抓他，他就借堂子做掩護，跟這個小姑娘熟了。

夏之時想花錢把她贖出去，小姑娘搖頭。

據董竹君后來在《我的一個世紀》里寫，她當時跟夏之時說得很清楚。你贖我出去，這輩子你就是我的恩公，我在你家里說話永遠不響。我要走，自己走。

然后她甩出三條。

第一，不許討小老婆。第二，到了日本，讓我進學堂念書。第三，將來家里管什么事，我得有份。

這三條放今天看，叫婚前協(xié)議。放1914年看，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跟民國督軍掰手腕。

她自己動手，那年冬天，她把堂子里看門的人灌得爛醉，半夜爬出來。上海租界里一家日本旅館，叫松田洋行，兩人在那兒辦了婚禮，第二天上船去東京。

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她念到1917年，拿了文憑才回國。

在東京那幾年，她學鋼琴，學法語，訂《婦女雜志》。夏之時還說，你一個姑娘家，學這些有什么用，她不理，課該上上。

跟著夏之時回四川合江老家，再到成都。頭幾年還行，孩子一個接一個生，四個女兒一個兒子。

可夏家這門檻，她是跨進去了，日子不是她想的那樣。

日本那幾年，夏之時對她還算好，一回國，人就變了。

督軍夫人這塊招牌，她自己砸的

夏之時后來被解除軍權，整個人垮了。

抽大煙，打牌，輸了錢就摔東西。家里四個女兒，他從頭到腳看不順眼，嫌生的都是賠錢貨。

四女兒夏國璋四歲那年，得了腰椎的毛病，右腿腫得嚇人，要定期抽膿，夏之時看都不看一眼。董竹君一個人抱著孩子進醫(yī)院，錢不夠，把陪嫁的首飾當了。

大女兒夏國瓊從小有音樂天賦，董竹君每天五點多就把孩子叫起來練琴。夏之時冷冷一句，女孩子學這個干什么，早點嫁人得了。

董竹君不理，四川不能待了，她要把孩子送到上海、送到更大的地方去念書。

書里還寫過一件事。有一回夏之時懷疑大女兒跟男同學走得近，說她敗壞門風，把一根繩子遞過去。董竹君當場撲上去護住女兒，一場風波才壓下來。

這種家，日子過不下去了。

1929年的一次爭吵，夏之時操起刀砍她。她光著腳披頭散發(fā)跑出成都的巷子，邊跑邊喊救命，鄰里拉住才沒出人命。

她帶著四個女兒離開夏家，一分家產沒要。1934年正式辦了離婚。上海小報管這叫"督軍夫人跳出火坑"。

到了上海，她手里就剩一點私房錢。

開織襪廠，垮了；開黃包車行，垮了。最難的時候，四個女兒擠一張床，米不夠下鍋。大女兒夏國瓊一個人跑四五個地方做家教，十四歲的孩子，瘦得跟根棍兒似的。

董竹君自己也沒閑著，給報館寫稿，賣過首飾，連父母的養(yǎng)老錢都搭進去了。

轉機是1935年，一個姓李的四川老鄉(xiāng)，借給她兩千大洋。3月15日，華格臬路，錦江川菜館開張。

她本來跟餐飲這一行八竿子打不著，日本念的是師范。可她知道，上海這地界，做什么都要臉熟，餐館是最快見到人的一行。

開張第一個月，座位就排起來。菜好，是一半的原因，另一半，在她心里放著一張地圖。

三撥客人進一個門，沒出過岔子

錦江開張沒多久，店門口堵過一次。

幾個青幫混混上門收保護費，董竹君不露面，托人帶話出去。第二天，一位杜先生發(fā)了句話過來：“這一片兒，往后你跟我說。”

杜先生就是杜月笙。

據多種傳記記載，杜月笙見過董竹君一次，評價只有一句，這女人比上海灘一般老爺們都大氣。

從那以后，錦江周圍的事，沒人敢找她麻煩。后來錦江要擴店，幾棟鄰居的房子搬不動，也是杜月笙托人擺平的。

這里頭的講究，外人看不透。

董竹君沒把寶全押在杜月笙身上，1936年開錦江茶室，她特意找來國民黨高官楊虎的夫人田淑君入股一千塊。

這一步棋，后來救過她好幾回。

錦江的客人分三撥。

頂上一撥，國民黨的大員、名流。于右任來吃過，郭沫若來吃過，梅蘭芳來吃過。中間一撥，上海灘的記者、戲班子、南來北往的商人。最底下一撥，外人看不見，是進步人士和地下黨的同志，借樓上的雅座碰頭。

三撥人進同一個門，坐同一把椅子，十幾年沒出過事。

她自己管餐廳也有一套，從裝潢配色到瓷器用具，她一樣一樣親自定。菜單里頭中餐為主，摻了點日本和西式的講究，燈光要柔，聲音要低。

老上海們后來回憶，錦江開到最后，把當年不可一世的粵菜酒樓都蓋了過去，華格臬路整條街跟著熱鬧起來。

上海淪陷那幾年，日本人盯上她，想讓錦江掛上"共榮"的名號。她不肯，1940年一趟菲律賓避風頭，趕上太平洋戰(zhàn)爭，一困就是五年，1945年才回來。

回來一看，錦江還在。手下幾個老伙計替她守著，沒讓店倒。

解放前夕，上海的地下同志托她傳過消息，她從沒推過。有一次掩護過一批革命同志撤離，她自己都沒留下記錄。

1951年，她把錦江整個交給國家，自己只留一份工資，一棟小樓。

那時候錦江飯店改制成新中國第一家國賓館，她做第一任董事長。有人私下替她可惜，說你辛辛苦苦搞了十幾年，一下子交出去。她不吭聲。她要的東西，從來不在錦江這塊牌匾上。

她要的，在五個孩子身上。

五個孩子，各走各的路

董竹君在孩子身上花的心思，比錦江多。

那個年代，女孩子能進學堂就算福氣。她的四個女兒，一個不落，全送去讀書，后來又陸續(xù)送到美國念大學。

大女兒夏國瓊，國立音專出來，再去芝加哥音樂學院深造。新中國第一代女鋼琴家里頭，有她一個，后來在上海音樂學院、香港都教過鋼琴。

二女兒夏國琇，也是芝加哥音樂學院，后半生做華僑，一直想著支援國內的事。

三女兒董國瑛，回國以后，參與籌建了國內早期的電影制片廠，做了一輩子電影人。

四女兒夏國璋，圣約翰大學出來，英文功夫深，做過國家領導人的翻譯。

小兒子夏大明，1951年入黨，早年在南通做共青團的工作，后來調到北京。

五個孩子，四個留過洋，一個扎在一線，沒有一個混日子。

周恩來總理見過董竹君幾回，聊到她這幾個兒女的事，曾經說過一句，她是個難得的女人。

這句話在老上海的圈子里傳了很多年，放別人身上是客氣話，放她身上，是實話。

她教孩子，從來不靠講道理。大女兒在國立音專被開除過一次學籍，她急得連夜去找蔡元培求情，被校長蕭友梅婉拒。

她沒鬧，回家跟女兒說一句，那就自己練，練到沒人敢不收你，夏國瓊后來真就是這么練出來的。

1960年底，董竹君從上海遷到北京，跟孩子們住得近些。

晚年她住在北京的小屋里，日子過得很素。

八十多歲，她動筆寫自傳。一個字一個字往稿紙上落，前后寫了十幾年，九十多歲的老太太，記性還在。民國時候的老電話號碼、四川老家院子里的花、1914年冬天堂子里那條走出來的路，她都記得清清楚楚。

1997年12月6日，她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七歲。

留下兩冊書，名字起得平平，就叫《我的一個世紀》。

從四馬路的堂子里跑出來，到把錦江交給國家，中間這八十多年，她沒走過一步回頭路。她的故事里，沒有貴人從天而降，沒有誰替她扛事。兩千大洋起家的女人，最后留下的不是錦江這塊牌子，是五個孩子的前程，和一本自己寫給自己的書。

她去世那年，北京下了一場大雪。靈堂里擺著她年輕時候在東京的照片，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穿著學生裝，眼睛亮得跟釘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