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盟友到審視者：歐洲內部的聲音，如何重塑對以色列的態度？

2026年春天，當歐盟正式啟動關于凍結《歐以聯系協定》的內部磋商時，許多觀察者將其視為一個標志性時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是在4月份直言不諱地表示，“以色列是中東唯一違反國際法的國家。”

桑切斯的說法顯然缺乏歷史的準確性。在中東找到遵守國際法的國家反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歐洲與以色列之間日益公開的敵視彰顯了一個事實，歐洲與以色列的關系正在陷入緩慢且不可逆的分裂之中。

要理解今天的裂痕，必須回到歐以關系的起點。以色列國的誕生與歐洲的罪惡感之間存在著一條不可否認的精神臍帶。大屠殺之后，支持猶太人建國不僅是一項地緣政治決策，更是歐洲為自身道德破產尋求某種贖回的方式。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歷史負疚感為以色列提供了一層幾乎不可穿透的外交保護。德國尤其如此，歷屆政府都將對以色列的支持視為國家身份的基石。

問題是，對歐洲建制派而言，這種以道德為基礎而非純粹利益驅動的關系，具有一種強烈的普世進步主義傾向。它最終在邏輯上會導向這樣一個問題，即以色列是一個需要保護的對象，還是一個需要接受同等道德審查的行為體。

具體而言，歐盟的國際身份建立在一套價值主張之上。它不是通過軍事投射、而是通過規范輸出來定義自身在世界中的角色。人權、國際法、民主治理，這些不僅是政策工具，更是歐洲在后冷戰時代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這種身份承諾會產生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當你聲稱自己是規則的守護者時，對任何違反規則之行為的沉默都將成為對你自身合法性的侵蝕。

在這一意義上，加沙的人道危機對歐盟構成的挑戰遠遠超出了中東地緣政治的范疇。當國際法院就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發布臨時措施令，當聯合國機構的報告一再記錄平民傷亡和人道物資被阻斷的事實，歐盟發現自己處于一個兩難困境之中：繼續維持與以色列的正常關系意味著承認其規范性承諾是可選擇性適用的，而采取實質性行動則意味著打破數十年來由歷史罪惡感構筑的政治禁忌。

意識形態上的分裂又隨著以色列和歐洲在戰后不同的歷史路徑被進一步分裂。冷戰結束后，歐洲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安全范式革命。歐洲建制派奉行一種高度康德主義式的想法。他們認為，曾經互相屠殺的民族可以通過制度、規范和經濟相互依賴來實現永久和平。

以色列的安全觀則在完全不同的土壤中生長。一個在建國第一天就遭受多國入侵的國家，一個其主要鄰國長期拒絕承認其存在權利的國家，一個在不到一代人的記憶距離內經歷過種族滅絕的民族所建立的國家，不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安全。對以色列而言，安全不是抽象的制度安排，而是每一天都必須通過具體的、往往是軍事的手段來維持的生存狀態。

這兩種安全哲學不僅不同，而且在邏輯上趨向互相否定。當歐洲說軍事行動不能帶來持久和平時，以色列聽到的是你們從來沒有面對過我們面對的威脅。當以色列說沒有軍事威懾就沒有生存時，歐洲聽到的是你們在用恐懼為暴力辯護。在加沙危機中，這種對話的不可能性被推到了極致。歐洲看到的是不成比例的軍事行動造成的人道災難；以色列看到的是一個被恐怖主義逼入絕境的國家行使自衛權。雙方都認為對方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天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這些解釋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或者說，它是歐洲體面人的話術。在這種話術之下，還又另一套邏輯也在發揮作用。反以色列在當今歐洲更像一個多義的容器，不同的政治力量向其中注入了完全不同的內容。其中之一就是歐洲極右派宣稱的“伊斯蘭入侵”。

極右派的話術自然有夸大的嫌疑，但歐洲內部人口結構的變遷確實是一個不得不考量的因素。法國擁有約五到六百萬穆斯林人口，德國約五百萬，英國約四百萬。這些群體雖然在政治立場上遠非鐵板一塊，但在巴以問題上傾向于對巴勒斯坦抱有強烈的同情。在民主制度下，這種情感不可能不產生政治后果。當數百萬選民在一個議題上擁有明確且強烈的偏好時，任何需要面對選舉的政治家都無法完全無視它。

或者說得更明白些，在一個穆斯林社區占選民構成顯著比例的選區中，對以色列持明確批評立場在政治上幾乎是零成本的，而為以色列辯護則可能帶來實際的選票損失。這種不對稱的激勵結構在累積效應下，逐漸重塑了整個政治階層在中東問題上的話語傾向。

在右翼民粹主義自身的視角下，猶太人陰謀論的想法同樣揮之不去。右翼民粹主義的核心焦慮不是巴勒斯坦人的人權，而是本國主權的喪失。在這種框架中，以色列之所以成為批評對象，并不是因為它對巴勒斯坦做了什么，而是因為以色列游說集團和猶太權力網絡被認為過度影響了歐洲各國的內外政策。這種敘事直接承襲了歐洲最古老的反猶傳統，盡管它通常以反全球主義或反精英的當代語言加以包裝。

當然，歐洲的問題并不只是歐洲的問題，它同樣是美國問題的投射。之所以在美國這一問題沒有那么極端，是因為本屆特朗普政府大體上還是有親近以色列的傾向。但從深層次的結構上看，美國和歐洲完全處于相似的境地。這也是很多將這一問題視為跨大西洋裂痕的人沒有注意到的角度。

歐洲對以色列的批評當中，既包含基于國際法和人權規范的嚴肅關切，也混雜著后殖民焦慮的投射、對自身歷史罪惡感的曲折處理、以及古老偏見的當代變形。這些動機之間的界限遠比公共討論中呈現的更加模糊。

無論如何，維系歐以關系半個多世紀的那根紐帶正在經歷不可逆的磨損。取而代之的不會是簡單的對抗或斷裂，而更可能是一種冷淡的、交易性的、缺乏道德熱情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