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學忠奉命將防區移交給李仙洲，為何提前離開，甚至通知八路軍

1943年的沂蒙山區，于學忠帶著僅剩的一千余人馬，默默離開了他苦撐數年的敵后根據地。這支當年帶著西安事變后殘存的東北軍主力深入山東的隊伍，最鼎盛時麾下武裝一度達到十五萬人，最終卻在日軍的持續掃蕩、重慶當局的刻意排擠、部隊內部的逐步崩解中，落得個黯然離場的結局。

風雨飄搖，老將臨危受命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際，張學良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他在臨走前留下手令，把東北軍的指揮權全權交給于學忠。
說實話，張學良的這個決定讓很多東北軍老部下深感意外。于學忠是山東蓬萊人，并非東北軍起家的老底子。他早年追隨的是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7年才投到張學良麾下。
當時的東北軍雖仍有二十余萬人馬，但是卻因主帥突然被扣而人心浮動，內部派系林立不服管控，蔣介石又趁機著手整編，用“二二制”壓縮編制，頻繁調動分化瓦解。于學忠接手的，根本就是個內外交困的爛攤子。
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在疑惑，張學良委托于學忠的這個決定，到底是走投無路的權宜之計，還是早就看透了于學忠骨子里的剛直不阿？
畢竟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一個不是嫡系出身的將領，反而更難被蔣介石輕易拉攏收買。

狼煙四起，東北軍的救贖之路
抗戰全面爆發后，于學忠奉命率第五十一軍開赴前線，軍中官兵大多是九一八事變后離鄉背井的東北子弟，人人身上都背著“不抵抗”的屈辱罵名，全軍上下誓要和日軍真刀真槍較量。
徐州會戰打響，五十一軍被派往淮河沿線布防，任務是阻擋日軍第十三師團北上，臨淮關、蚌埠一線的拉鋸戰持續了一個多月，五十一軍傷亡三四千人，完成了拖延日軍推進步伐的任務。
臺兒莊戰役爆發后，于學忠和五十一軍又承擔起側翼掩護的重任。說實話，這一戰第五十一軍打的并沒有多么好但是最終也算是完成了任務。
這幾次作戰，五十一軍傷亡其實比較嚴重，就在部隊急需休整喘息的時候，于學忠接到了魯蘇戰區總司令的任命。聽起來是統管山東全省和蘇北地區的封疆大吏，實際近乎一個空銜。
此時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的韓德勤手握第八十九軍，根本不聽調遣。此時的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也控制著地方保安團，但始終各行其是。
于學忠真正能指揮的，只有他從大別山帶出的第五十一軍和第五十七軍，共計兩萬余人。
有多大本事干多大的活，于學忠帶著部隊長途行軍進入魯南山區，把戰區總司令部設在山嶺連綿、易于隱蔽周旋的上高湖。
他隨后收編零散游擊武裝編成十個游擊縱隊，開辦干部訓練團培養骨干，設立小型修械所修理槍械，帶領部隊在日軍掃蕩的夾縫里把影響力擴展到二十多個縣。麾下各類武裝一度達到十五萬人，形成了相當可觀的抗日力量。

誰才是真正的朋友
在山東站穩腳跟之后，于學忠主動派人聯系八路軍。
1939年5月，于學忠的代表和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員張經武會面，雙方大致劃定了各自活動范圍，達成了協同抗日的默契。
當年秋季為支援華中抗戰，魯蘇戰區部隊破壞津浦鐵路，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主動在側翼配合，拆毀數十里鐵軌，炸毀多列日軍軍車。
這種戰場協作，在當時華北敵后國共摩擦日益增多的背景下，顯得格外難得。重慶方面發來的一樁樁挑動摩擦的命令，于學忠大多按下不辦，私下里反復叮囑部下，槍口要對準日本人。
1940年，日軍著力加強“肅正作戰”，決心清除山東的抗日力量，數架日機突然轟炸戰區總司令部駐地，指揮部、通信站、倉庫均陷入火海，官兵傷亡慘重，于學忠帶著司令部人員躲入山洞才幸免于難。

同年九月，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澄流暗中與日軍接觸商談投降，一一一師師長常恩多果斷采取行動扣押了繆澄流及主要同謀。
這一事件雖被平息，但是部隊內部的裂痕卻再也難以愈合。1942年常恩多病重不起，他部下的部分官兵最終脫離東北軍體系，轉入八路軍濱海支隊，雖然這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對于于學忠來說，這畢竟意味著自己手里部隊的削弱。
1943年一月，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率部兩萬余人投敵，同年六月，暫編第二師師長榮子恒也率部投降。
于學忠麾下這些將領的叛離，固然有日軍軍事進攻和政治誘降的雙管齊下，可更多的，是重慶方面對雜牌軍長期不管不問，既不補充兵員，也不給足糧彈，間接逼走的。
1943年六月，重慶方面電令于學忠立即率部撤出山東，改由中央軍嫡系李仙洲部接防。于學忠聽到這個命令時也明白自己在敵后苦撐數年的局面，到此徹底結束。
然而讓很多人沒有想到的是，不等李仙洲部接防于學忠就先行撤離，還把這一想法悄悄告知了八路軍。

于學忠顧慮的是，如果李仙洲集團開進魯中的話，必定會和八路軍發生沖突，這樣一來就白白損耗了抗日力量。八路軍山東軍區負責人當即回應，只要東北軍撤離，八路軍保證禮送出境。和那些一心搶地盤、搞摩擦的國軍將領比起來，于學忠的這份家國格局，著實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