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 | 社會心態的“貧寒子弟化”：從有與無的比較說起

近日拜讀了葉舒憲先生關于美國大學的思考（《美國大學三題》，《開放時代》2001年11月號），頗增見識。但是葉先生在討論美國西部新興名校如何挑戰東部長春藤權威時，引用了2000年全美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工學院和教育學院這“五大學院”的排名，指出斯坦福大學在其中四個學院中排名第二，“大大超出了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賓夕法尼亞等東部名校”，則稍有誤會。首先是斯坦福大學雖不能與長春藤大學比歷史資格，其存在的時間也已相當長（似乎已過了百年校慶，若尚未過也當不遠），今稱其為“新興”名校，它自己會不會覺得有些委屈？

更重要的是，其他學校的情況我不清楚，普林斯頓大學卻并無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和教育學院的設置，其“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也不包括所有的工程學系（且不說新興的計算機科學系，就是較傳統的電機系也不在此學院中），與一般意義的“工學院”可能也還略有差異。既然普林斯頓大學本無“五大學院”之四，其與斯坦福大學雖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但以甲之所無與乙之所有進行比較，或者不能反映其實際；所謂“大大超出”云云，實在只是一種虛懸的想像而已。

今日中國大學中院系設置的“多元化”恐怕已超過世界任何一國，各類學院的名目真是到了嘆為觀止的程度，充分體現出想像力和創新力的無比豐富。但這也帶來一個困難，如果我們也學美國來搞學院排名，或會發現已經相當難以進行類比。比如，北京大學今日仍無所謂文學院之設，而武漢大學和華中師范大學雖同在一地，其各自的文學院所轄學科卻相去甚遠。如果以“文學院”來排名，北大自然榜上無名，我們恐怕不宜據此說北大的文學或文科已“大大落伍”。又若以“文學與新聞學院”進行排名，葉先生就讀的某校很可能排名第一，因為尚少聽說其他大學有此設置也。倘若有人進而依據這樣的排名來論證中國的“西部大學對東部權威的挑戰”，那些并不設置此類學院的東部和北部大學恐怕要提出抗議。

美國大學全校性的排名，一般是指本科而言。至于具體學科和專業的排名，則是針對研究生教育，且較多是指博士階段的研究生教育。通常專業學人若要從排名看美國大學的學術地位，大致更多關注各具體學科的排名，而較少據所謂“五大學院”的排名來評估學校。因為所謂“五大學院”，主要是針對實際應用的教育機構，除醫學和法學的體制相對特殊外，商學院和教育學院多以培養碩士階段的應用人才為主要目標，即使與一般基礎學科訓練方法最為接近的工學院，也以培養碩士階段的應用人才為重要目標（工學專業的博士多在研究機構和大學任職，而碩士則較多擔任企業中的工程師一類工作）。

因此，如果論及葉先生所說的“博士班”科目，“五大學院”與其余眾多專業本不在一條起跑線上，若以這些學院的排名來談論學校地位，凡所謂研究性大學皆難認可，恐怕斯坦福大學也不愿接受其所長僅在這些方面。這里絲毫沒有看輕“五大學院”的意思，教育學院今日在美國已不十分受人看重，許多大學已不再設置，但商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仍是相當吸引人的學院。不過如章太炎所說，“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尤其是長春藤大學及與之相類者，其自定位和他人的認知皆不允其只看重學科和院系那吸引人的一面。

美國的大學本有較多的“自主性”，其院系設置也相對多元化。如普林斯頓大學不設“五大學院”之四，便頗能體現其“特立獨行”的風格，實亦秉承了該校特別看重文理基礎學科的一貫傳統。即使該校的“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也以訓練研究性人才為主要目標，而不重應用性工程師的培養。這是學校的自定位使然，或可說是“保守”，或也帶點精神貴族的氣味，但在美國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統中，這樣的獨特風格仍得到充分承認，不論本科還是研究生教育，普林斯頓大學都是眾皆認可的一流名校。其他大學若與其比較高下，也決不會以“五大學院”一類來以有對無。

中國近代本也有類似的傳統，王國維在清末就說，“若以功用為學問之標準”，則大學可以不設經學、文學和哲學這類學科，只需傳授“物質的應用的科學”，而高等學府也就與“工場阛阓等”。此語本針對張之洞主持的新大學體制而發，其實張之洞設計的新學制并不僅僅重應用，他曾明言：小學堂“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圣教之心為主，各科學均以漢文講授，一概毋庸另習洋文，以免拋荒中學根柢”。要到中文通順的中學階段，始準兼習洋文。但對于設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學堂，尤其“學生中亦有資敏家寒，將來意在改習農工商實業、不擬入中學堂以上各學堂者，其人系為急于謀生起見”，則準其在學堂課程時刻之外兼習洋文。換言之，新學堂主要是培養“國家人才”，但對“急于謀生”的貧寒子弟仍網開一面，考慮得相當周到。

有意思的是，張之洞設計的制度在美國無意中竟得以實現：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業洗衣店、餐館之移民后代往往習工商、法律、醫學以謀生計，而并不選擇文史哲一類美國“國學”；優秀大學的文史哲系科，或為發自內心真受這類學科吸引之人，或為不愁衣食的上層子弟。而上述移民的第三四代及以后各代，在度過“急于謀生”階段并確立起社會地位后，也常有修習不那么重應用之學科者。這樣一種并非規劃而自然形成的學科選擇之路，相當能適應移民國家的特色，既能為新移民提供上升性社會變動的出路，也確保了其“國學”及其他基礎學科始終不乏真正的一流人才。這也許才是源遠流長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吧。

在中國，由于在近代中外競爭中長期處于失利的局面，導致國人文化自信心的不足，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清季原擬培養“國家人才”的學科日漸衰落，而原來不過為貧寒子弟“急于謀生”那網開一面的設置乃成為各類學子的優先選擇。今日各地高考“狀元”多選經濟管理一類科目（這類科目也恰好文理考生兼收），正是全社會心態“貧寒子弟化”的表征。恐怕只有到整體的相對富裕之后再兩三代，文史哲系科才能錄取到較多考試成績優秀的人才。只希望兩三代后大學這些系科尚有少數足以抱殘守缺的師資，否則便會出現師弱弟子強的尷尬局面，后果不堪設想（其實今日類似的局面已開始萌芽，各重點大學所設的“文科基地班”往往被稱為“大師班”，有時學生也不免這樣自期；某次我不得不坦然請學生放棄這一幻想，理由很簡單：一群小師怎么能培養出大師呢）。

魯迅曾慨嘆從小康走入破落之時最能見社會真相，不過身遇家道衰敗之人也可有不同的態度，孔子早就說過，“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前人曾有“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名句，身窮而志不衰，或者就是魯迅所說的社會的脊梁？惟窮則思變本是人之常情，“物質的興起”更是近代中國文化的一個顯著傾向。全社會心態“貧寒子弟化”之后，作為社會一機構的大學，是否也當趨從于普遍的“社會意志”呢？從民主的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故大學不妨即以“五大學院”為主。但學術如果不能超越社會意志而獨立，大學如果不能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其“清流”的超越地位，則與“工場阛阓”一類技術培訓班沒有多大區別，也就失去存在的價值了。

在王國維看來，文學本“游戲的事業”，是因“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余，于是發而為游戲”。靠父母供衣食的小兒“無所謂爭存之事”，故有余力“作種種之游戲”。成人則只有“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后終身得保其游戲之性質”，乃有文學之產生。“故民族文化之發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之汲汲于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葉先生自己也在從事文學這一不那么能“急于謀生”的專業，而對于另一不那么能“急于謀生”的人類學尤有興趣。他在觀察美國學界時偶爾的疏忽可能也是全社會心態“貧寒子弟化”的一種表現，提示出某種特定的思維傾向，即重應用學科而輕基礎學科。

近年在中國的確是應用性的學科更受青睞，而所謂“基礎理論”方面則文理科皆較疏冷；某一學科的重要與否端看其是否能當下產生經濟效益，文史哲一類太接近“精神文明”的學科不必提，就是不那么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的自然科學基礎學科，似乎也已有明顯的“危機感”。記得某位物理學家說過，即使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中，其研究成果也還有品味的高下之分。這樣高層次的區分對尚未得過諾貝爾獎的國人來說，或者太過清雅；然而“科學”又何止在應用層面，其與“技術”還是有相當區別的！

傅斯年在1919年特別提出，科學與不同民族文化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怎樣認知科學。他舉例說，“同是一個電學，湯姆生約瑟心里的電學，和普通電學家心里的電學，和電氣工程師心里的電學，和電機修理匠心里的電學，截然不同”。科學亦然，“有的人看得科學是真理，有的人看得是發揮精靈活動最有趣味的事物，有的人看得是‘利用厚生’的器具”。故“科學在人心里手上，因人的性質不同而異其意味”。

關鍵在于，我欲仁而斯仁至，科學“也因為人待他不一樣也就異其效用：中國人以前對于科學，只承認了他的物質的效用，不知道他的精神的效用，所以他也不和中國人親切起來，勉強給中國人很少些的物質的效用，毫不幫助中國的文化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中國的情形發生了變化，“現在人漸漸于機械的科學觀以外，有個精神的科學觀，知道科學不特是狹義的有用，并且是個精神的興奮劑”。傅先生樂觀地預言，此后中國人對于科學已脫離“制造局的主義”而進入新的時代，當然是往“精神的興奮劑”方向努力。

的確，新文化運動時的主流學人特別強調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直接針對的便是近代中國注重物質和“學要有用”的大語境。故其所反的傳統不僅有遠古的孔家店，也包括晚清以來重力輕學這一新傳統。從這一角度看“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對這一運動的認識及對其遺產的繼承都還相當不足。這部分因為新文化人這一取向當時就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滿，吳稚暉在20世紀20年代便公開鼓吹應回復到晚清的“制造局主義”，強調學西方當注重其物質科學。而且這一傾向的影響日益大，致使傅先生樂觀的預言幾乎成為“空想”，到今日“科學”一詞已漸有被“科技”取代之勢了。

其實清季已有學人認識到西方之長絕不僅在物質一面，梁啟超在19世紀末年已強調“精神”才是“真文明”，他說：“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游于上海香港之間，見有目懸金圈之鏡，手持淡巴之卷，晝乘四輪之馬車，夕啖長桌之華宴，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陸有石室，川有鐵橋，海有輪舟，竭國力以購軍艦，朘民財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何也？皆其形質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御也。”

約半個世紀后的1954年，曾是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同事的李濟對其學生張光直說：“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故“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師”。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的責任，任何“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托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張先生當時所學的，正是葉先生極感興趣的人類學，他已盡其責任在那一領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現在張先生也已歸道山，我們為人師者或者也該深刻反省李先生那至為語重心長的寄托，不僅關注培養“工程師或醫師”的學院，而尤致力于培植“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

原刊《開放時代》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