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最“不體面”的一群人，干了件最體面的事

上海灘的弄堂總是濕漉漉的，像被誰擰過一把似的。1937年秋天，國軍撤出上海后，這座遠東最繁華的城市就成了一張浸透雨水的舊報紙，表面上還看得見字，其實一碰就碎。租界像幾塊補丁貼在淪陷區的地圖上，法租界梧桐影里，公共租界霓虹燈下，藏著不知多少雙眼睛。

軍統的人就在這時候顯出了他們的本事，也顯出了他們的命。

搞暗殺這行當，說起來不體面，做起來更不體面。戴笠手下那些人，多數不是正經軍校出身，三教九流什么來歷都有。青幫的徒子徒孫，流亡的學生，跑碼頭的江湖客，甚至還有幾個會說洋文的留學生。這幫人湊在一起，干的卻是最需要膽量的活兒——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把那些投了敵的體面人一個個請出歷史的舞臺。

1939年大年初一，南京偽政府的外交部長陳箓回上海過年。愚園路公館里張燈結彩，廚子忙得腳不沾地，客廳里炭火燒得正旺。陳箓穿著玄色暗花長袍，捋著胡須跟拜年的客人寒暄，怎么看都是一幅富貴團圓的景象。他不知道軍統的人已經盯了他很久。傍晚時分，幾個穿雨衣的人從廚房闖進客廳，槍聲一響，這位曾經做過駐法公使的大員就倒在了年夜飯桌前。刺客臨走還在尸體上丟了張字條，上面寫著“抗日必勝，建國必成”。那年春節，上海市民在弄堂口交頭接耳，臉上帶著一種心照不宣的痛快。

這種事情在上海隔三差五就要來一出。青幫大佬張嘯林投了敵，以為靠著日本人的勢力能繼續呼風喚雨，結果被自己的保鏢林懷部一槍結果在書房里。傅筱庵做了偽市長，進出有白俄保鏢跟著，結果睡在自己臥榻上，被伺候他十三年的老仆人朱升用菜刀剁了腦袋。傅筱庵那天夜里喝了酒回來，爛醉如泥，鼾聲震天，朱升摸黑進去，手起刀落，脖頸幾乎砍斷。等三姨太驚醒過來，床上只剩一具血葫蘆似的尸首。朱升已經騎車出了弄堂，一路奔奉賢鄉下去了。后來他坐漁船到浙江，輾轉去了重慶，領了五萬塊獎金——那會兒五萬塊能買幾千擔米。

你說這些人圖什么？軍統的薪水實在說不上豐厚，任務失敗的代價卻高得嚇人。被抓了，日本人不會讓你舒舒服服死，汪偽七十六號那幫人更狠，他們本來就是軍統出去的，知道怎么折磨人才最疼。但就是不斷有人接替上去。1940年秋天開始，軍統搞了個“殲敵計劃”，專挑穿軍服的日本兵下手，不分官階大小，碰上了就干掉。一年多點時間，前后殺了四五十個，打傷二十來個。日本兵后來在虹口一帶不敢單獨走路了，得兩三個人結伴才行。站崗的哨兵也慌，天黑了老覺得墻角有眼睛盯著。

代價是慘烈的。淞滬會戰期間，戴笠組織了一萬多人的蘇浙別動隊配合正規軍作戰。這些人大都是杜月笙的門徒、上海的工人和學生，很多連槍都沒摸過幾回。在南市掩護主力撤退那一仗，五千人頂了三天，死了近兩千。后來收容殘部，一萬多人只找回來兩千，其余的不是死了就是失蹤了。陳恭澍當上海區區長那兩年多，手下又死傷了兩百多號人。整個抗戰打下來，軍統登記在冊的四萬五千人，犧牲了一萬八千多，差不多三個人里就有一個沒活到勝利那天。這些人多數沒有名字留下來，死了就死了，像弄堂里熄滅的一盞燈。他們活著的時候也不大談什么主義，什么理想。有些人是為了報仇，家鄉被燒了，親人被殺；有些人就是覺得該干點什么；還有些人可能只是被命運推到了那條路上。但不管什么原因，當槍口對準那些穿著體面、說著漂亮話、干著賣國勾當的人時，他們沒含糊過。

歷史有時候像黃浦江的水，渾濁得很，什么都有。軍統當然不是什么純潔無瑕的組織，他們對付過共產黨，手段也不干凈。但在日本人占著中國土地的那八年里，他們確確實實打了，殺了，也死了。那些死在愚園路弄堂里、倒在虹口街頭的年輕人，那些被秘密處決在七十六號地牢里的無名者，他們在扣動扳機或挨那一刀的時候，腦子里想的肯定不是什么復雜的政治。可能就是最簡單的念頭——這土地是咱們的，不能讓外人騎在頭上拉屎。

這事說起來就這么簡單，做起來就那么難。難到要拿命去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