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算知識性錯誤了吧…

@TuTouS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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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邵培仁版?

一處知識性錯誤?

@TuTouSuo ??

前兩天備課的時候發(fā)現(xiàn)邵培仁老師的《傳播學》（第四版/2025年更新）在第七章符號分析里講到編碼與譯碼概念時，混淆了愛德華·霍爾和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的觀點。

原文寫道：“愛德華，霍爾（E.Hall，1980）等人曾依據(jù)接受者譯碼符合文本含義軸的程度，將譯碼分為三類：（1）投合性譯碼，即接受者的理解與傳播者想要傳達的意義是一致的；（2）協(xié)調性譯碼，即接受者的譯碼部分符合傳播者的本 義、部分違背其本義，但并不過分；（3）背離性譯碼，即接受者所得意義與傳播者的本義截然相反。 ”

這三種譯碼方 式很顯然是參考了文化研究學派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的「編碼與解碼」理論。同樣 ，斯圖亞特·霍爾確實也在1980年發(fā)表了《編碼與解碼》一文[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pp. 128–138). Hutchinson.]。

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傳播過程并非單向直線的運動，從信息創(chuàng)作的結構化過程到接收者的認知理解，都會受到來自權力關系的影響。其中，生產(chǎn)與消費的目的、期待并不完全吻合，會存在“支配－霸權立場”“協(xié)商立場”“對抗立場”三種不同的編碼與解碼立場。

以上的觀點恰好對應邵培仁老師在書中談到的投合性譯碼、協(xié)調性譯碼和背離性譯碼。

而愛德華·霍爾確實也是一位在新傳學科中經(jīng)常被提及的人類文化研究學者，但他最常見的概念應該是「高低語境」。

愛德華·霍爾認為，以日本、朝鮮、中國三個國家為代表的高語境地區(qū)傾向利用手勢語、空間的變換、沉默等形式來表達內心的想法和意見，這些國家的人群在具體的交流語境中，并不完全依賴語言。與之相對的是美國、德國、瑞士等低語境國家的語言交流，講求用最直接的表現(xiàn)形式承載最明確的含義，在傳播中非常注重節(jié)約的原則和效率性。

作為一名跨文化研究者，愛德華·霍爾在符號與受眾意義方面沒有太多的研究總結，在他的著作與其他文獻資料里似乎沒有發(fā)現(xiàn)與斯圖亞特·霍爾所說的「解碼與編碼」相關的內容。再考慮到邵培仁老師的書中沒有給出具體的參考文獻，也無從查證這個觀點究竟是從何而來。

因此，我認為這應該是一處由于疏忽造成的人名混淆的錯誤。為了查證這一錯誤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我又翻閱了第一版（2000年）、第二版（2007年）、第三版（2015年）的《傳播學》，發(fā)現(xiàn)每一版里都是「愛德華·霍爾」。這大概是一處“歷時悠久”的錯誤，一直沒有得到更正。

目前，這本教材主要的使用院校是浙江地區(qū)的考生，例如，浙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浙江工業(yè)大學等，在閱讀時需要著重關注這一錯誤呀！考試時也不要按照書中錯誤的說法去寫，可以直接背誦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與解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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