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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邵培仁版?
一處知識性錯誤?
@TuTouSuo ??
前兩天備課的時候發(fā)現(xiàn)邵培仁老師的《傳播學》(第四版/2025年更新)在第七章符號分析里講到編碼與譯碼概念時,混淆了愛德華·霍爾和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的觀點。
原文寫道:“愛德華,霍爾(E.Hall,1980)等人曾依據(jù)接受者譯碼符合文本含義軸的程度,將譯碼分為三類:(1)投合性譯碼,即接受者的理解與傳播者想要傳達的意義是一致的;(2)協(xié)調性譯碼,即接受者的譯碼部分符合傳播者的本 義、部分違背其本義,但并不過分;(3)背離性譯碼,即接受者所得意義與傳播者的本義截然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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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譯碼方 式很顯然是參考了文化研究學派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的「編碼與解碼」理論。同樣 ,斯圖亞特·霍爾確實也在1980年發(fā)表了《編碼與解碼》一文[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pp. 128–138). Hutchinson.]。
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傳播過程并非單向直線的運動,從信息創(chuàng)作的結構化過程到接收者的認知理解,都會受到來自權力關系的影響。其中,生產(chǎn)與消費的目的、期待并不完全吻合,會存在“支配-霸權立場”“協(xié)商立場”“對抗立場”三種不同的編碼與解碼立場。
以上的觀點恰好對應邵培仁老師在書中談到的投合性譯碼、協(xié)調性譯碼和背離性譯碼。
而愛德華·霍爾確實也是一位在新傳學科中經(jīng)常被提及的人類文化研究學者,但他最常見的概念應該是「高低語境」。
愛德華·霍爾認為,以日本、朝鮮、中國三個國家為代表的高語境地區(qū)傾向利用手勢語、空間的變換、沉默等形式來表達內心的想法和意見,這些國家的人群在具體的交流語境中,并不完全依賴語言。與之相對的是美國、德國、瑞士等低語境國家的語言交流,講求用最直接的表現(xiàn)形式承載最明確的含義,在傳播中非常注重節(jié)約的原則和效率性。
作為一名跨文化研究者,愛德華·霍爾在符號與受眾意義方面沒有太多的研究總結,在他的著作與其他文獻資料里似乎沒有發(fā)現(xiàn)與斯圖亞特·霍爾所說的「解碼與編碼」相關的內容。再考慮到邵培仁老師的書中沒有給出具體的參考文獻,也無從查證這個觀點究竟是從何而來。
因此,我認為這應該是一處由于疏忽造成的人名混淆的錯誤。為了查證這一錯誤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我又翻閱了第一版(2000年)、第二版(2007年)、第三版(2015年)的《傳播學》,發(fā)現(xiàn)每一版里都是「愛德華·霍爾」。這大概是一處“歷時悠久”的錯誤,一直沒有得到更正。
目前,這本教材主要的使用院校是浙江地區(qū)的考生,例如,浙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浙江工業(yè)大學等,在閱讀時需要著重關注這一錯誤呀!考試時也不要按照書中錯誤的說法去寫,可以直接背誦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與解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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