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教育專欄|在東京扎根：睦新中文學校的成長軌跡

中文導報 東瀛歲月

華文教育專欄 作者：葛丁

2008年秋天，在東京一間普通的社區活動室里，睦新中文學校開出了第一堂課。那一天，教室里只有9名學生。對于許多忙于在日本安頓生活的華人父母來說，這也許只是一個讓孩子學中文的周末小課堂；而對侯艷妹和最早一批家長而言，它更像一粒種子——先在異國他鄉扎下根，再慢慢生長。

上一篇寫的是睦新如何誕生；這一篇要寫的，是它如何在東京這樣一座節奏快、空間緊、競爭強的都市里，一步步存活下來、成長起來，并最終成為越來越多家庭信賴的華校。

睦新的成長，并不只是一個學校“變大了”的故事。它背后，是在日華人社會結構的變化，也是日本華文教育需求不斷上升的現實回應。

進入21世紀后，在日中國人數量持續增長。根據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統計，截至2025年6月底，在日中國籍居民已達90 萬余人。按官方5歲一個年齡段統計，中國籍 0 至 4 歲兒童有 2 萬 3 千余人，5 至 19 歲兒童青少年就約有 11.9 萬人。與這一人口基數相比，日本尤其在首都圈，較成規模的華文教育資源明顯不足。也正因如此，以周末授課為主的華校，在東京圈的意義日益凸顯。

近二十年來，東京首都圈周末華校發展迅速。有資料顯示，5 年前僅首都圈就有40多家周末中文學校和教室，在東京、埼玉、神奈川、千葉等地開設數十個分校、兩百多間中文教室，服務數千名學生。它們大多由民間發起，借助社區設施或租賃場地，在每周一次或兩次的有限課時中，承擔起華裔兒童語言與文化啟蒙的任務。睦新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一所代表性華校。

回到2008年，睦新面對的并不是一個已經成熟的教育市場，而是一片需要邊走邊探的空地。彼時，不少在日華人家庭對孩子學中文的重要性還沒有今天這樣明確的認識。那時有些華裔孩子，甚至包括一些成年人，并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愿在外面使用中文。家長的期待也各不相同：有人希望孩子系統學中文，有人只是想讓孩子“混個耳熟”，有人則更關心將來回國后是否能夠銜接學習。

對一所周末校而言，這樣的差異意味著更高的難度。周末校不是義務教育，孩子每周只來一次，天然容易把中文課視作額外負擔。尤其低齡階段，許多孩子并不是主動走進教室，而是在父母安排下來的。怎樣讓他們不抵觸、愿意來、慢慢喜歡學，是睦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更現實的困難來自辦學條件。睦新從一開始就是非營利性質，學費低廉，沒有能力做系統宣傳，只能靠家長和孩子之間的口碑慢慢積累聲譽。更大的制約則是場地。和許多周末華校一樣，睦新沒有固定校舍，只能租借區民館、公民館、社區活動室等公共設施。教室要靠抽簽，地點可能臨時變更，有時甚至臨近周末也未必能完全確定能否順利上課。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侯艷妹甚至一度在車里、公園里給孩子們上課。條件可以簡陋，教學質量卻不能含糊，這是睦新早早立下的底線。

也因此，睦新最初幾年的發展并不冒進。它沒有急于擴大規模，而是把精力放在課堂和家長信任上。學生人數雖少，但每個孩子的年齡、中文水平、家庭背景和家長期待，睦新老師都盡量摸清；課后不斷與家長溝通，再據此調整教學。今天回看，那幾年更像學校的“扎根期”：先把根扎穩，枝葉才長得起來。

在摸索中，睦新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邏輯：教室盡可能靠近學生家庭，讓孩子就近上學；把課堂做得更有吸引力，提高有限課時內的學習效果；依靠口碑而不是廣告，讓家長真正信任學校。這些看似樸素的原則，后來都變成了學校擴展的基礎。

2015年前后，東京周末華校的發展環境開始明顯變化。隨著在日中國人人數增加，越來越多家庭開始正視孩子中文流失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對外交往增多，中文的現實價值與文化意義，也被更多家長看到。中文教育不再只是少數家庭的堅持，而逐漸成為更廣泛的共識。越來越多的在日華人家長意識到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學習中文的孩子迅速增加。對睦新來說，這意味著學校真正進入了“需求推動擴展”的階段。

這一階段最直觀的變化，是教學點不斷增加。為了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睦新從最初的幾個點，逐漸擴展到東京及周邊多個區域。早期資料顯示，2018年前后，除葛西總校外，睦新已設有田町、川崎、世田谷、船橋、豐洲、南砂、西大島、小松川、船堀等十余個分校，學生約720人。2026年現在、睦新在東京圈已有16個分校、在校學生千余人，在冊教師近50名。統計口徑雖有差異，但方向十分清楚：睦新已從一個小規模中文班成長為首都圈一所布局較完整的周末華校。

這種擴展，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多開幾個班”。在東京這樣一座交通發達、卻高度依賴就近生活的城市里，孩子能否就近上課，直接關系到家長能否長期堅持接送，也影響學校能否穩定留住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所周末華校的成長，就是跟著華人家庭的生活地圖一起生長。

伴隨教學點增加而來的，是教師隊伍和組織形態的同步成長。創辦初期，學校主要依賴侯艷妹和2、3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個人的教學經驗和協調能力；而當學生增長到數百人、班級擴展到幾十個之后，僅靠幾個人已不現實。2017年前后，睦新完成了向特定非營利法人（NPO）的轉型，這是它發展中的重要節點。對學校而言，這意味著管理架構和辦學性質更加清晰；對家長來說，也意味著這不再只是一個“誰家媽媽辦起來的中文班”，而是一所可以長期依賴、能夠規范運作的教育機構。

與組織化同步推進的，還有教學方式的升級。早期睦新嘗試多媒體教學時，條件還比較初級，主要依靠《中文》教材配套資料和網絡圖片。隨著學校進入穩步發展階段，多媒體PPT課件全面進入課堂，老師們被要求熟練使用電腦和課件，學校也為教師更換高清投影儀，以提高課堂表現力和教學效率。這種變化表面上是技術升級，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越來越清晰的認識：周末華校課時有限，只有不斷提高課堂吸引力和單位時間效率，孩子才有可能真正把中文學下去。

如果說2008年至2014年是睦新的探索扎根期，2015年至2019年是穩步發展期，那么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則把學校推入了一次真正的考驗。

對以線下為主的周末華校而言，疫情首先帶來的是秩序的突然中斷。出于安全考慮，睦新在日本政府正式作出決定之前，就已先行停課。停課意味著停收學費，但部分場地費用仍需照付，這對非營利學校來說壓力很大。更困難的是，沒有人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老師、學生、家長都不同程度陷入焦慮。高度依賴線下見面和集體氛圍的華校，一下被推到了懸崖邊。

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睦新表現出了多年積累下來的韌性。最初雖然措手不及，但在公益網課項目的啟發和支持下，學校很快開始自救：全校老師群策群力、常常集體議論到深夜。一起調研平臺、測試軟件、重新備課、試講磨課，把原本只作為輔助工具的PPT課件升級為網課中的核心教具。2020年3月中旬，準備較快的班級先開始網課；到4月初，全校班級基本實現線上教學。老師之間互相旁聽、互相支援，課后再一起總結反思。對一所長期依賴實體課堂的周末華校來說，這無異于一次集體“脫胎換骨”。

更重要的是，疫情雖然打亂了原有秩序，卻也意外打開了新的發展方向。學校此前也討論過線上教學，但因為缺乏了解、也對效果存疑，所以一直沒有真正推進。疫情迫使睦新邁出了這一步，而實踐之后，他們發現，線上教學恰恰可以解決一些原本在線下難以覆蓋的問題。東京周邊華人聚集區之外，還有大量家庭希望孩子學中文，卻苦于附近沒有實體教室。疫情期間，睦新新開了16個專門的網課班，其中3個是為“中文失學”的華裔中學生專門設立的，有些班里甚至出現了來自長崎、大阪、北海道等地的學生。對這些家庭來說，線上班不是臨時過渡，而是第一次真正進入穩定的華文學習體系。

于是，睦新的成長不再局限于線下教學點的擴展，而開始走向“線上線下雙輪并行”的新階段。實體課堂仍然是根本，線上教學則成為有效延伸，既擴大了服務半徑，也增強了學校抵御風險的能力。

當然，疫情也讓睦新更加確認了一件事：網課可以逼近實體課的教學效果，卻難以完全替代實體課堂的全部價值。對華裔孩子而言，華校不僅是學語言的地方，也是與有著相似成長經歷和文化背景的同伴面對面接觸的平臺。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孩子們彼此之間的互動、課外活動中形成的集體感和歸屬感，都不是一塊屏幕能夠完全承載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即使網課逐漸成熟，許多家長和學生仍強烈期盼早日回到實體課堂。

回過頭來看，睦新18年的成長軌跡，幾乎就是日本周末華校發展的一條縮影：從最初為少數家庭解決現實問題，到在華人社會結構變化中回應更大的需求；從依賴個人熱情的民間教室，到形成較穩定的組織和教學網絡；從線下單輪發展，到疫情中被迫轉型，進而找到線上線下結合的新可能。

今天，人們談起睦新，常會提到它的規模：十多個教學點、千余名學生、近五十位教師、線上線下并行、首都圈較有影響力的非營利周末華校。這些數字當然重要，因為它們意味著學校已經走過最容易夭折的階段，真正站穩了腳跟。但“扎根”二字的意義，還不止于此。

所謂扎根，是指一所學校不再只是某個家庭一時的選擇，而是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穩定、持續、可預期的教育依靠；是指它在一座城市中逐漸形成清晰的位置，人們一提到華裔孩子學中文，就會自然想到它；也是指它在一次次場地更換、招生壓力、社會變化與疫情沖擊中，沒有被風吹散，反而越長越穩。

從2008年那間只有9名學生的活動室，到今天覆蓋東京周邊多個區域的教學網絡，睦新走過的并不是一條輕松的路。但也正是在這條路上，它完成了從“一個中文班”到“一所學校”的變化，也完成了從“解決幾個家庭的問題”到“回應一個群體需求”的轉變。

而對于這所學校來說，成長并不是終點。規模只是表象，真正支撐它持續生長的，仍然是課堂里正在發生的事情：孩子們到底學到了什么，老師們怎樣把課講得既扎實又有溫度，學校又如何在語言之外，把文化、歸屬與成長一點點交到下一代手里。

這，也正是下一篇要繼續講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