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日本開始，中方帶頭行動后，2大援手也到了，高市或突然辭職

高市早苗在4月21日以首相官方身份向靖國神社供奉“真榊”，并由內閣通過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這與兩方面的壓力相關：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韓等國預定重申審判的法律效力。高市需要以官方拜鬼行為沖淡紀念議程的國際影響，同時用武器出口解禁制造“戰后體制已被突破”的既成事實；自民黨內部麻生派系與高市的合作出現裂痕，首相官邸重要幕僚今井尚哉與高市產生公開沖突。高市需要同時靠歷史問題和軍事擴張，來鞏固右翼支持者的政治信任，向黨內保守派表明自己仍是推動日本“正常國家化”的合適人選。

然而這兩項操作的實際效果與預期相反。中國駐日大使館發出譴責，指出日方“嚴重違背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韓國與朝鮮先后表態，日本面臨多方向的外交壓力。在日本國內，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已經開始尋找接替高市的人選，高市“突然辭職”的可能性顯著上升。

高市選擇在2026年4月推進這兩項行動，針對的是東京審判的合法性。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是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歷史前提。只要該判決保持有效，日本就難以擺脫“侵略國家”的法律定性，和平憲法對軍事力量的限制也就擁有不可動搖的依據。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等于宣稱這些戰犯并非罪犯。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從操作上廢除了“專守防衛”的實質內容。兩項行動在法律和事實上讓日本逐步掙脫戰后國際秩序的軍事約束。

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回應包含三個要點：第一，明確指出“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將供奉靖國神社的行為與對國際法庭判決的挑戰直接聯系；第二，判定日方行為“嚴重違背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把批評從雙邊外交領域擴展到人類共同價值上，以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第三，結合日本“掏空和平憲法、加速強軍擴武、放寬武器出口、放風‘擁核’”等連續動作，表達“高度警惕和強烈擔憂”。這表明中國沒有將靖國神社問題視為單一的歷史認知問題，而是將其納入對日本整體國家戰略轉型的判斷里。

韓國外交部4月21日使用了“深表失望和遺憾”的措辭，這與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框架相關。李在明于2025年6月上臺，其“實用主義平衡外交”在歷史問題上守住底線：對靖國神社供奉必須批評，但在安全議題上留有余地。日本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涉及半島安全，韓方因此使用了條件式表述，“應在堅持和平憲法精神的同時，朝著有利于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方向發展”。這句話的實際含義是：若日本的軍事擴張破壞地區穩定，韓國將調整對日安全合作。李在明與高市早苗自2025年6月以來已舉行五次首腦會談，兩國維持著“戰略性妥協”的關系，韓國的批評因而保持“必要但有限度”的克制。

朝鮮《勞動新聞》4月22日的評論將批評焦點放在“日本縱容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為目標的恐怖威脅”上，指責日本未能履行保護外國使館的國際義務。朝鮮長期遭受國際制裁，對國際法被選擇性執行高度敏感。平壤批評日本違反國際法，可以反襯朝鮮認為自身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同時明確支持中國使館的安全關切，有助于鞏固中朝關系。

朝鮮的加入使得對日批評形成中、韓、朝三國的連續表態，構成外交壓力，向日本表明：東亞地區在歷史問題和日本軍事擴張問題上的共識正在擴大，日本的外交孤立程度加深。

而高市早苗在國內的政治危機與自民黨權力結構的兩個關鍵人物相關：內閣官房參事今井尚哉。今井是已故安倍晉三的長期秘書官，在官僚系統中擁有跨越派系的人脈網絡。高市上任后任命他為官房參事，意圖利用其行政經驗彌補自身不足。在霍爾木茲海峽派遣自衛隊的問題上，據《選擇》雜志4月報道，今井以近乎呵斥的語氣質問高市，最終派遣計劃被取消。高市確實取消了派遣計劃。這一事實意味著在關鍵外交安全決策上，首相被自己的幕僚否決。對于執政不到一年的首相，這會讓內閣成員和官僚系統據此判斷高市的命令可以被抵制而不產生后果，從而削弱政權的執行力。

另一個關鍵人物是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麻生在去年總裁選舉中對高市的支持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作為交換，高市任命麻生為副總裁，并安排麻生派成員擔任干事長、參議院總務會長等關鍵職位。但高市隨后在重大決策上逐漸繞過麻生。比如說今年1月解散眾議院的決定，據多家日媒報道，高市未提前告知麻生，而是采納了今井尚哉的方案。這違背了麻生支持高市時所預期的權力交換條件：麻生支持高市的代價是高市必須尊重麻生的意見并在重大決策中讓麻生派參與。一旦這個條件被破壞，麻生沒有理由繼續維護高市。麻生已經開始物色替代人選，外相茂木敏充被認為是最可能的過渡人選。麻生的計劃是：先讓高市下臺，由茂木擔任過渡首相，之后再推舉能夠長期執政的人選，麻生本人繼續掌握自民黨實際權力。

高市早苗不屬于任何派系。自民黨的派系政治要求首相擁有自己的派系基盤以抵御黨內挑戰。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持續近八年，因為他本人是清和政策研究會的會長。菅義偉只執政一年就放棄連任，原因之一是他所屬的細田派在關鍵時刻沒有全力支持他。高市不屬于任何派系，她的首相位置依賴麻生派的交易性支持。交易條件被破壞的話，支持就會撤回。高市近期頻繁在社交媒體上直接反駁媒體報道。按照日本政壇慣例，這一工作應由內閣官房長官執行。首相下場辯駁，表明她在體制內缺乏足夠多的政治盟友為其辯護，只能直接面向公眾爭取支持。這種做法長期來看會進一步疏遠黨內其他派系，他們會認為高市不信任自民黨的內部協調機制。

至于“高市可能突然辭職”的判斷，這有兩個歷史先例。2007年安倍晉三第一次執政，因閣僚丑聞和參議院選舉慘敗導致支持率急劇下跌，最終以“舊病復發”為由突然辭職。辭職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壓力，辭職公告的突然性顯示這是一次政治止損。高市目前的支持率尚未崩盤，但黨內裂痕已經顯現。一旦麻生發動聯合倒閣，失去派系支撐的高市更可能選擇“突然辭職”以避免公開羞辱。2021年菅義偉在安倍辭職后繼任，執政約一年后宣布不參加總裁選舉，實質上是放棄連任。菅義偉的處境與高市相似：不是派系領袖，依賴主要派系支持上臺，當派系支持松動時無法維持政權。

目前，高市政府的軍事松綁政策在日本國內面臨反對聲音。4月21日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決定公布后，有民眾在國會議事堂前舉行抗議集會。但從長期趨勢看，日本社會對軍事正常化的接受度在上升。2026財年防衛預算首次突破9萬億日元，連續14年增長，這說明擴軍在日本政治體系中已經制度化。高市若突然辭職，軍事松綁的推進速度可能暫時放緩，但方向不會改變。自民黨內主流派系在修憲和擴軍問題上立場相近，麻生太郎本人也是修憲派，茂木敏充同樣支持加強防衛能力。高市的下臺不會改變日本“再軍事化”的長期進程，只會改變這一進程的操盤手和推進節奏。

中、韓、朝三國的連續反應不等于三國在對日政策上形成同盟。中國的主要關切是戰后國際秩序的完整性和歷史問題的法律定性；韓國的主要關切是歷史記憶與半島安全平衡，同時受限于韓日關系的現實需求；朝鮮的主要關切是利用一切機會削弱日本并鞏固與中國的協調。三國的利益交集存在于對日本右翼傾向的共同警惕，但這一交集是有限的、策略性的。中國駐日大使館專門提到“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表明中國對日立場從雙邊爭端升級為國際法問題，將對日批評從“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轉變為“日本對國際社會共同建立的戰后秩序的挑戰”。這一轉換能否成功，也需要關注其他國家是否認同東京審判仍然是有效的國際法依據。

高市早苗在4月21日的兩項操作源于她的政治需求：需要右翼支持來維持基本盤，需要軍事松綁來塑造“強首相”形象，需要靖國神社供奉來向保守派證明自己的立場。但這樣做的風險在于外部壓力與內部裂痕可能同時爆發。中國表態譴責后，韓國和朝鮮跟進，日本在東亞的外交空間進一步收窄。麻生太郎的態度從曖昧轉向疏遠，今井尚哉的沖突也被披露出來。高市早苗或許還能維持幾個月的執政，但“突然辭職”這一選項的可能性正在變大。